民族问题是中国历史特征之一。有学者指出：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和民族文化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三个类型和方面，看似都围绕着分与合。所谓民族，人种血统、文明文化、宗教信仰是其分野，区别带有“本能和本质”性。所以，世界文明史上，民族融合非常艰难；当下充斥国际社会的民族斗争，政治只是诱因或表现形式，更深层次的原因隐藏在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民族史也是类似。若以朝代为大致阶段，先秦：民族构成剧烈变动；华夏族产生、与蛮夷戎狄交融。秦统一后，中国境内各民族统称“秦人”，正式开始民族同化、融合或分裂的历程。

 

秦汉时期：“秦人”之称易作“汉人”。四百年间，民族构成相对稳定、界限比较清晰、民族偏见强烈，筑起间隔，但有共同的敌人“匈奴”。对外战争起着凝聚国内各民族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周边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和避乱的大迁徙，使汉、胡杂居并长期混处，渐渐融为一体，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文化“惨胜”血缘，过程十分残酷、结果危机四伏。

 

到了宋辽夏金元：民族政权对峙、战争不断，偏见强烈、壁垒森严。同一政权下的各民族关系紧张。元朝实行严厉的民族分化和歧视政策，民分四等，人口最多的汉族倍受尝尽压迫，对“非我族类”的成见与忌恨，深植汉文化。

 

明清：明朝报复似地推行大汉族主义，与其他民族关系非常紧张。满清入关，民族地位翻盘，满蒙等族占上风。民族色彩强烈的歧视和压迫政策，直接给今天中国境内的民族关系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此事不妨就近从清朝版图说起：

 

有清之前，中国主体王朝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呈现亲疏层级，大致以秦朝疆域为核心地区，其次是羁縻地区、然后是藩属国、再次是朝贡国、没有往来的是化外之地。清廷施行因俗而治的地方行政制度，意在不同民族分而治之。称“核心地区”为“中国内地”，有十八个省份，与其它地区的界限主要是长城及青藏高原。

 

乃至十八世纪末，西方竟出现了“China proper”等词，意为“中国本土、中国本部”，指汉族聚居、儒家文化统治的主要区域；与之对应的地区，则称“Outer China”，指中国外围或曰中国疆部、外部中国。初始，国人对于这样的“划分”不以为意。不料，却从概念上给“西藏等地与内地的关系”，埋下争议的伏笔与依据。

 

这个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厘清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把本来人种、文化、宗教等颇有不同的新疆、西藏、青海、蒙古等地区之间及与内地分隔开了。加之明朝严格限制边地人口流动，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长期迟滞，向心力减弱，领土不断被列强蚕食。而中国自己也有“内地十八省、关内十八省或汉地十八省、两京十三省”等说法。所以，我们才奇怪地看到辛亥革命史料，以“武昌城头举起义旗，十八省纷纷通电响应”，表示全国都在反清云云。

 

孙中山的革命口号中，最响亮的一句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中国分为“内外”的背景下，其与黄兴、章太炎等于1906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没有把这个概念的含义说清楚------鞑虏驱除到哪里去？中华的范围有多大？倒是有过“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意思，他说：“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云云。沿用了清兵入关前，汉族大部人口聚居区域为中国的概念。孙氏向以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事业自勉，他曾说：“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而“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一语就是摘自朱元璋的“讨元檄文”。

 

党国元勋最早设计的中华民国国旗为“象征十八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颗星，似乎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为可有可无之。客观上为日本等外国势力提供了侵华、乱华的口实和可乘之机；还导致地处边疆的维、藏、蒙、满、回等民族，对内地加深嫌隙，对国民革命充满疑惧。后来历届中央政府民族政策中的不妥与失误，也使民族矛盾雪上加霜，致使今天冲突不断，加速离心。

 

由于民族争斗带有“人类文明原罪”的性质，所以，古今中外，民族融合即便少许成功，动辄也要千百年，过程无不痛苦而又血腥；载歌载舞融为一家的例子，未之见矣。

 

“十八省”是狭獈民族主义，遇事就在“民族”上找原因、扣“民族”的帽子，也是一种狭獈民族主义，有时起着煽动、上纲和火上浇油的作用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