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最大的区别是：市民吃商品粮，数量固定、国家保障；农民的口粮数则用一个简单的公式，从产量折算而来，并由工分粮和人头粮两部分组成。收成好时，这两个部分高些，若是赶上老天爷因故不爽，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其实，人头粮是有上限的，好像是一年270斤，工分粮则不用设限，在那个科技落后、劳动热情低落的年代，粮食产量就没高过。这个粮食分配机制给农民带来的唯有痛苦。

先说“人头粮”。农民家普遍孩子较多。幽居象牙塔里的学者，多把中国人口爆炸归咎于农民兄弟思想陈旧，信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其实不确。他们多生孩子的首先要目的是吃那份“人头粮”。农民说：孩子小时“人头粮”吃不完，大人可以沾光。所以，一个家庭若干孩子，兄弟姐妹一年一个者，比比皆是。至于以后，男孩长大、娶媳妇要盖房子、交彩礼,女孩子长大便宜了别人等等沉重的压力、负担与麻烦，都因大人们肚里没食心里慌，而顾不得那许多了。此乃那些年中国人口膨胀的一大原由。

再看“工分粮”。顾名思义是工分与产量之比，计算出来的。看似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无可非议。不曾想，其公式中，与工分运算的不是粮食的重量，而是双方的价值。他们先把产量按国家规定的某种标准折合成货币值，然后按获得这个产量的成本，折算工分的货币值。播种、管理、收割、仓储等等投入，一举稀释、冲淡了工分所值。生产队年终“分红”用这个“钱数”结算“工分粮”和“人头粮”的币值，多退少补。结果是，年成好的时候可以退到现金；收成稍差，就会出现分粮越多、欠队里的粮款就多的荒唐现象。当然，欠收太多，粮食实在不够，国家会给返销粮，我们有幸享受过，不止一年。那是“四等玉米”，就是平时喂牛喂马的“饲料粮”。而“返销”也者，欠账是要还钱的哦。

 

我下乡的地方离卢沟桥不远，并非穷山恶水，而是一马平川，贫困却是一样的。社员一看到队长出去开会，就馋涎欲滴地说：又吃“火勺子”去了！指六分钱二两粮票一个的白面火烧，连芝麻都没有、里面一点花椒盐而已。队长也抑制不住地得意洋洋。那一带的农民最向往的美食，是炒鸡蛋卷烙饼。家里来了贵客，条件好一点的社员，才能到供销社花八分（或一毛）钱买一两粮票的“排叉”（一种浸透了油的面点），用擀面杖碾碎，和在菜里包饺子飨客。
 

农民的副食状态也不怎么样。我等插队的地方没有自留地、只有宅基地，也称庄户田。大的约有一亩，可以种菜。但是我们也只能吃菜，虽然家家喂鸡、养猪。但是，鸡屁股是农家的银行。鸡蛋要拿到供销社去换火柴、油、盐，炒着吃过把瘾之举，从未与闻。猪连人的残汤剩饭都吃不到，只能吃野草猪菜，上膘缓慢，历经年余、约至百斤时，也是卖给供销社，换几十块钱，应付全家一年的开销。贫下中农一年只有“三节”吃肉：重阳、中秋和春节。所以，连个肥胖症患者都没见过。我等知青，年纪小、村里没有根、不会过日子，生活水平远在农民之下。此类血泪相和的故事已经汗牛充栋，这里不赘。只举一例：我们是怎么“改善生活”的。

 

农民没有资格领粮票，其原理大概是农民自给自足，而且吃的是当年的“新粮”。人之常情：谁家没有点事呢，也会有要用粮票的不时之需啊。于是，本来免费发放的粮票就成了有价证券，并出现了黑市。这种黑市既不像换像章、换零件那样一群人、有固定的地方，而是按照传说中的市价，在田间炕头随机进行。这是我等知青改善生活的唯一方式。我们从城里带来粮票，以两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农民。这种机会其实不多。更多的时候是用粮票改善伙食、补充营养：村里偶尔会有走村过镇叫卖自制豆腐丝的小贩。粮票也能兑换。当然，那是在粮票可以于年内跨月使用之后，才得以享有的江湖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