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曾经有人煞有介事地说毛泽东之所以“战无不胜”，因为他深通命理之学、会推算沧桑之变。用现代语言说，大约相当于他能看准社会潮流、历史规律，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吧。老毛这方面能力到底如何，人见人殊，发动文革正逢其时，则有星火燎原般的史实为证。
现在称之为“权力之争”的党内高层斗争，那时的用词是“路线斗争”，意思是一样的。路线也者有两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从时间上看，1966年的中国，离基本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国、北洋时期不远，前清遗老遗少健在的也不少。那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景，中年以上的人记忆犹新，连制度的受益者都说那样的社会乏善可陈。至少，1949年之后的中国，贫富差距大为缩小、社会面貌比较新鲜、经济建设颇有成就、文化生活比较健康，国际地位大为上升-----不为人忌是庸才，被人围堵说明受到重视。所以，社会主义为称作“阳关道”，资本主义则是深渊上的“独木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均以社会主义为标准。个人思想与之有所偏差的，不免极力修正、掩饰。
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欺骗甚或逼迫全国军民执行他的旨意，干下那些不可思议的暴行的只是一小撮人，其实不确。过来人心知肚明，我们都曾争当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与封资修坚决斗争来着。就像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白人殖民主义者以奴役亚非拉土著为荣；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人，以杀戮犹太人为己任；种族歧视的美国，有色人种长期遭受社会意识迫害；斯大林的清洗，日本鬼子侵略……，无一不是背景厚重社会主流、理直气壮的正义事业。一如延续到后来的冷战双方；缠斗到今天的文明冲突，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因其出于信仰，绝非一般犯糊涂、干坏事可以比拟。故“正义之师”的战斗力之强，常常令人瞠目。
也许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仅是互相转变、还能相互替代、总数持平吧？与目前的中国大体相反，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生活非常枯燥，精神生活却十分活跃。用现在的眼光看文革前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有点像青藏高原上的喇嘛教之于牧民，没有期许未来的精神寄托来转移注意力，游牧生活简直打熬不下去。看似毛泽东认为，丰富的物质生活会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穷则思变”，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广大民众，则因服膺于毛泽东、共产党那时所取得的社会改造成就，“见贤思齐”似地，以紧跟不悖、深刻领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等，为最高准则与境界。并沾沾自喜于有所发明、有所创作呢。
比如，林彪提出“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统帅、领袖、舵手），民间就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且“永远不落”；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百姓就说还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下面接道“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不一而足。全社会有了“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共识，毛泽东想打倒谁、想做什么，不就是一句话的事了吗。这是开展文革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个铺垫解放前就开始了，源头则不远于延安的窑洞。
独立思考的概念本不出自中国；多元、多样化等意识西方直到近年才清晰起来。过去，国人只知道“齐心合力、万众一心”。毛泽东深知统一意志是成功的前提，政治挂帅就成了他的常规武器，事无巨细地用了起来。正好，中国文化中有企盼圣主 明 君的传统、百姓普遍谦卑的民情，推行个人崇拜、划一价值观念既顺理成章又水到渠成。或许是从众心理与奉献精神同时发作吧，普通民众常常会因觉悟不够高、表现不够好而自责，进而积极主动地向党表衷心、为革命做贡献云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在这么坚实的基础上，大展宏图的。也有民主和自由：党的一元化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歌颂党和毛主席、社会主义的自由，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这些已经足够。现在叫画地为牢、作茧自缚，那时的人却以此自期、乐此不疲呢。
其实，人民大众崇拜的，说到底只是毛泽东头顶上的真理和正义，而不是那个“兼具虎气和猴气”的人。心甘情愿一致皈依，是希望聚散沙为铁塔，撑起民族背脊、合力振兴中华。而共产党的宣传、教化确与先前的宗教、主义不同。在百年积弱、屈辱、落后、彷徨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对那时的中国人，有过柳暗花明、振聋发聩的刺激。其宣教、组织、行为，对各自为政的小农散户，拔高了他们的境界，提升他们的价值，寄他们以重托。一时间，不论虎头山上耕种，还是钻井台上采油，好像都关系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而使命感最能催人负起责任、做出牺牲。当亿万人民满怀崇高理想寻求贡献的机会之际，毛泽东给了他们施展的舞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与目前的社会气氛相反，那时，政治敏感度极高，一切的标准为是否有利革命事业。一旦有人指出：某某公款吃喝、某某宣扬封资修、一旦复辟将三餐不继、流离失所等等，能不一哄而上，“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群众的政治兴奋点低得像是散落在地的干柴，毛泽东的启动令便是烈火，顿成烽火燎原之势理所当然。所以，文革初期才呈现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号施令，“亿万革命群众”推波助澜的轰轰烈烈。一时间，革命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使革命运动迅速高涨，革命手法推陈出新，红色恐怖无远弗届，打击力度史上空前。一派上下呼应、志有一同、互相启发、各取所需的因缘际会。运动之兴虽然不是自发，势头之猛却超出了毛等的预期和需要。
现在看来，那时的情形非常戏剧性。无论什么地位、身份、职业的人，都可被以革命的名义剥夺尊严。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低着头任中南海的工勤人员批斗，罔论省军部地市县局科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可笑或曰可悲的是，遵循同一政治标准，受到冲击批判的人，也都自责确曾违规，辩解仅限“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同在“牛鬼蛇神”之列，还要互相攀比：他们是真的反动，而我罪不至此。如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罗长子瑞卿，曾经对女儿道：“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疑惑乃至质疑现行政策者也曾有过，则无一逾越“真假马列主义、执行政策、理解毛主席指示正确与否”的境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人能够超越时代。
心理学上有一则定律：真正的爱与迷恋首先在深度上是不同的，浅深的标准在于持续时间。群众政治信仰与此类似。狂热的往往短暂，因为，维持政治信念需要利益浇灌。但是，暴力革命不是雨露甘霖，“红太阳”只能把禾苗烘烤成干柴。干柴易燃，易烬也易折。平民百姓献身精神毕竟有限，没有收获就不再付出了。“林彪事件”恰似兜头一瓢冷水，政治热情逐渐冷却。文革中期及后，任毛泽东、四人帮如何煽风点火，运动日渐气息奄奄。人们的兴趣慢慢转到安排日常生活、搏取物质利益上去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性的信仰危机、纸醉金迷，实乃肇始于文革后期。
民间缺乏革命热情，中央就煽动不起政治运动。文革之后，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都无甚可观，也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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