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五大国和有关国家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会议期间曾发生一件事，即中国总理周恩来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偶然在会议休息厅相遇，周向杜伸出手去，欲与他握手，不意杜勒斯竟拒不为礼、调头而去，令周下不来台。此事发生后，中国外交部曾通报各驻外使馆，指出周主动与杜握手，表现了我泱泱大国总理的风度，杜勒斯的无礼态度，只能表明他顽固反华反共的立场。失身份者系彼而非我。通报还首次规定了今后在外交场合遇见美国外交人员时应持的态度：中方人员不主动与美方人员接触和打招呼，如美方欲主动与中方人员握手接触，中方人员不应拒绝，可与对方简单寒暄，多听少谈，如对方有挑衅性言词，则坚决顶回去云云。　　此事美方也有记载，如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写道：“一天上午，当双方都提前到达会场时，他们彼此遭遇了。周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摇摇头，走出了会议室，完全藐视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六年之后，当他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重提这件事时，还露出痛彻心肺的表情……我深知这件事伤害了周。因此，当我走下首次抵达北京的飞机舷梯的最后一级，向他走去时，就主动伸出我的手。”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人，他就是曾经作过国务卿的查尔斯•波伦，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他是美国代表团成员。查氏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见证》中说：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规定美国代表团人员不得与中国代表有任何接触。周恩来在咖啡厅向杜勒斯伸手被拒的一幕发生时，他就在场。他对杜的行为不以为然，但又不能违令，所以，当周的目光转向他时，他急智地用右手抓起一只咖啡杯、朝周扬了扬，以示无奈。　　几十年来此事向无疑议。不意近年大陆突然有人出来郑重宣告，说根本没有周恩来主动向杜勒斯伸手被拒这件事，此说纯系“误传”。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日内瓦会议时，他是中国代表团秘书长。1985年的《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他以当事人身份，对此事加以“澄清”，说他身为代表团秘书长，在公共场合不曾或离周的左右，至于周被杜拒绝，他以权威的口吻称：“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1990年，《新中国外交风云》发表署名“史实”的文章，题为“杜勒斯拒绝同周总理握手问题释疑”，根据王炳南的回忆加以发挥。此后，又有人去访问钱嘉东(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文革期间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在《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一书中，钱的说法不像王炳南那样斩钉截铁，而是“似乎谁也想不起当时发生过这件事。”　　另一个出来否认的是周在外交事务上的得力助手熊向辉。北京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前不久出版了他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其中有“关于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问题”一文。熊当时是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主任。他在书中说，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曾向中方表示，外相艾登有介绍杜勒斯同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的设想。先行分别争询周、杜同意；周恩来表示赞同，但杜勒斯拒绝。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周恩来蒙羞，并不等于杜勒斯的光荣。相反，杜的态度倒是生动地表现了麦卡锡时代美国强硬派的那副可憎的傲慢形象。如今事过数十年，中共的老爷们为什么非要出来翻这个历史旧案呢?这是因为毛泽东这尊神像已经七破八损，不成样子，为了维护共产党形象就大捧周恩来，周成了共产党的“圣人”。怎么能让“圣人”受此奇耻大辱?　　为尊者讳，是中国的传统，于今尤烈。若是出于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就篡改史实，那么后人怎样廛清这些胡涂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