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为父亲写点什么，是自父亲去世以来我一直想践行的一个宿愿。先是忙于攻读学位继而为求生存，竟无法静下心来。这种欲写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心理使我深感沉重，也就顾不得自己是否能承担起刻画父亲形像的忧虑，开始翻阅我那苦涩而又甜蜜记忆。
1917年秋冬之交，父亲出身于湖南邵阳一个小康之家。精明能干但没有多少学问的祖父凭着祖母的一点嫁妆起家，由经营针头线脑的小本生意做到了长沙的正式铺面。在众多兄弟姐妹中，父亲是最善读书的一个，也颇得祖父的赞赏。三十年代，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青年四处寻找报国之门之时。成绩优异的父亲得到了保送上大学的殊荣；免试任选三所大学。而立志找矿救国的父亲毅然选择了采矿专业，并于42年毕业于唐山交大。从此，毕生奋战在煤矿战线，踪迹于湖南，湖北，河南，河北。
父亲具有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一向淡薄名利，与世无争，谨慎认真，不善言谈，除读书以外并没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及嗜好。但他秉性耿直，坦荡。话，可以不说，但绝不会有一点的敷衍，奉承和圆滑。在应酬社会方面，他显得那么局促和不自如。他经历了矿车倾覆，摔掉了4颗门牙而幸存活了下来的险境，也经历了与矿工风餐露宿，守矿护矿的岁月，还承受了“文革”中所谓特务冤案的精神折磨。父亲以他对妻儿的挚爱，对他人的的宽容，对事业的追求，支撑着这七口之家。尤其是在晚年，他要与胃疾，眼疾及肺癌去拼搏而顽强地活下来。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母亲，为了给我们这些海外游子们一个安慰。
我很幸运。我有世界上最恩爱的父母，最和睦的家庭。我们家并不是很富有，可拥有著一样东西，它总是多得好像要溢出来。那就是温馨，和谐和快乐。它常常会悄悄地流出去，感染着每一个与我们相识的人。也许是满女的缘故，也许是陪伴他经历过他人生中的几次起伏。我与父亲之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在他的晚年，我感到了我与他之间的默契，感到了女儿与父亲之间不仅仅是血缘的相承。有人说过：父亲是一个需要最长的时间去理解的人物，当一个人明白了父亲的全部含义时，他已经要忍住眼泪俯下身去看一位老人。
能留在记忆中与父亲最初的相处就算是喝菜叶黄豆汤了。我的童年正赶上三年灾害。本来就吃不饱饭的七口人大家庭，有时还要支援更加饥饿的亲戚。为了照顾双腿浮肿仍每晚去加班的父亲，每到深夜，母亲会用菜叶加上几颗政府补助给知识分子的黄豆煮一点汤等待父亲归来。而我总是赖着不肯去睡，硬撑著等着父亲。虽然那时的我并不明白为何父亲要天天晚上去加班；也不懂得母亲为何要用手电筒的后盖量米作饭；更不懂为何家里总会有那么多亲戚的光临，而亲戚走后，饭碗里的饭会更少，更稀。只记得父亲总是怜惜地摸著我的头，从有限的汤中拨出一些菜叶和黄豆给我，催我吃完快快去睡。
由于工作需要，1962年全家由鱼米之乡的长沙搬到了河南郑州。记得到达郑州的那一天，先期到达的父亲和大哥带了一袋子高梁面窝头来火车站接我们。或许是太饿，或许是从未尝过窝头，我们竟吃的很香甜。随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每月70-80%的高梁面，玉米面，红薯面吃的大家苦不堪言。记得那些年，只要父亲去南方出差，每次回来肩扛手提的全是大米。对中年以上的人来说，生活习惯的调整是不容易的。离开了大米，他们的胃似乎从未饱过。但最终，南方人的大米情结还是不得不在窝头和发糕之间渐渐淡忘。
1966年，多病的母亲患心绞痛入院。一张病危通知单使全家哭作一团。这是渡过近八年前脑膜炎病危的母亲又一次面对死亡的考验。父亲默默地承担着这严峻的现实，奔波于病危的妻子，5个孩子及工作之中。以他那坚强的膀臂支撑著这个家。
文革期间，成份不好的人似乎都低人一等。从不畏惧考试的我，最怕的就是填简历表；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真是填的那内自卑。那种无奈和委屈每每刺痛人心。好羡慕那些出生好的孩子们，“工人”，“雇农”，“贫农”，“革命军人” 填的是那么理直气壮。那时所谓历史上有污点的人，人人自危，如沥薄冰。犹如雪上加霜，湖南祖籍老家的几个不明来历的农民毫无道理地勒令父亲替祖父还债，并扬言如不寄钱则到单位来要。为避免更大的危机，经几次委屈求全的交涉，父亲每月将1/5的工资寄给他们，一天都不敢晚。文革结束，父亲想讨回个公道，却发现所有寄去的钱已被那几个人私分而无从查处。这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描写过的人物啊，在时代的荡涤下竟变的如此的卑鄙，自私。
“文革”初期，操家之风盛行。那些翻出来的艳丽缎旗袍，彩色领带和西服在当时全国上下灰蓝绿的单调色彩中显得是那样的刺眼。为避免“四旧”之罪，父母将过去所有的像片包括底版全部烧毁或剪掉，并将所有的西服，西装背心，领带等改成裤带及棉背心穿在孩子们身上。为了这些结婚像片父母遗憾了很多年，那是他们夫妻恩爱的见证，那是他们年轻时代的痕迹。尽管父亲在文革中颤颤惊惊，小心谨慎，期望在夹缝中求生存，确仍难脱逃命运的摆布。屈打成招的老同事将父亲的名字列入了特务的名单。从此，父亲开始了住小黑屋，打黑帮牌排队吃饭的生涯。即便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父亲仍然坚持自己的清白，自然逃脱不了挨打，批斗和做“喷气式飞机”的命运。深知父亲秉性的母亲担心父亲走上绝路，有时会在我的小手里放上一点花生米夹上一张小纸条等待在食堂的路上，以家庭的温暖，妻子的关怀去鼓励他。长期的不良环境及精神压抑使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皮炎。出院后不久便背着特务的罪名下放农村。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两间与耕牛为伴，与打谷场为邻的仓库房便成了我们的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父亲得到了乡亲们的信认。兼任记分员，棉花管理员，桃园管理员。妒恶如仇的父亲容不得一点点的虚报。对党支部书记的妹妹利用摘棉花之机偷藏棉花于袖筒中的行为，也几次要当众揭发均被母亲劝阻。那可是黑白颠倒的年代啊。在农村的生活中，最辛苦的家务活莫过于拉煤。城市买煤是到煤店，平平坦坦的柏油马路。而在农村，则要到几十里远的煤场去拉。记得那是深秋季节，拉煤的人很多，长长的队伍犹如长龙盘旋在山冈。等轮到我们时已是下午时光。煤场被挖掘的乱七八糟，父亲和我吃力地拉着那一大架子车的煤行进在坑坑洼洼的煤坡和乡间小道上。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不远处一辆破旧的运煤车在泥坑中抛锚，浓烟滚滚刺鼻呛人。父亲全力拉着煤车，我在一旁用力地拉着纤绳，我们知道有一双焦虑的眼睛在窗前张望，也知到热饭热菜在锅里等待着我们。煤拉回家后，我们又动手将煤过筛，将筛出的细煤和上一点黄泥做成峰窝煤。我常和父亲一起干活：补锅，修自行车，盖厨房垒炉灶 。。。。。。。父亲善于思考，我总能学到很多很多。父亲有一个特点，当他遇到难题或当他干的不顺手时，他喜欢不断地紧咬牙关，而我一看到他的腮帮不停的蠕动就知道他遇到了麻烦，马上就安静下来。父亲一口的湖南话，到北方这么多年也未改过来。城里工作倒还能对付，到了农村可就麻烦了。常常会闹出一些误会靠我这个翻译来解决。父亲倒是试图学习点地方话。比方老乡说火灭了是火瞎了，而火瞎了那三个字由父亲口中说出，则成了正宗的南腔北调，让人忍俊不禁。那时的生活是清贫的，但充满温馨与欢乐。小小煤油灯下，父亲读书读报，母亲缝缝补补，我做作业。博学多才的父亲有时会给我们讲些历史故事。记得那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月亮是那样的圆，那样的亮。我们坐在打谷场上赏月。在明亮的月光下，父亲的故事把我带到了无尽的暇想之中。那情那境让我怀念到如今。最有趣的是母亲养的十只小鸡，除一只被黄鼠狼拖走外全部长大。每天清晨，一只大公鸡带着八只母鸡浩浩荡荡冲进田野，除下蛋和睡觉是见不到它们的。父亲还订了个记录本并给每个鸡都起了名：大黄，二黄，麻子，花脸，。。。。。。 并按月统计，二黄荣幸地被评为生产模范。善于持家的母亲将大部份的鸡蛋做成了咸蛋，带给远在郑州的儿女们吃。
虽然父亲是搞工程的，但对儒家的一些观点还是了解的很透彻。有时他会对我透露一点自己对社会时事的中肯看法。他的一些独到精辟的看法使我叹服不已。他的耿直，决不阿谀奉承，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性格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那是一天的下午，两个外调人员为证实父亲早年同事的所谓罪行，风风火火地从外地赶来。在大队部办公室，父亲实事求是地回答使他们大为失望，大为恼火，其中的一位拍案怒吼，指责父亲包庇坏人。那时的外调人员凭著他们根红苗正的家庭出身，真是神气的很啊。我们很感激当年的生产队长；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给了我们很多的关照。
1971年，当年将父亲的名字列入了特务名单的老同事，在饱受精神及肉体的折磨后，既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在医院弥留之际，再三重申他所列入的特务名单都屈打成招的。听到这个消息父母都很高兴，至少证实了父亲的清白。而我真不知该怨恨还是可怜这位老人。由于他，父亲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屈辱。由于他，我们秭妹们均受牵连。但，我想我还是很感谢他。至少，父亲有了平反的希望。客观地说，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这一切归罪于这位可怜的老人。时代的错误导致了多少善良的人致残，致死，死无鸣冤之处。
下放劳动终于结束了。为避开受创伤的旧地，更重要的是为了孩子们的就业。父亲来到了正待开发的邯邢建设的现场。一切由零开始，没有宿舍，大家都住在近郊的农民家中。父亲天天起早贪黑地为邯邢煤矿大上而努力，似乎要夺回被耽误的时间。有时他回来的很晚，母亲和我坐立不安，便会兵分两路去接他。有“虎子”做伴我可以走的更远一点。“虎子”是只威风凛凛，忠心耿耿的狗。只要我出门，它就前呼后拥地跟着我直送到两里外的马路边才肯回去。那时我正处于待业，干一些搬砖，和泥，织袜女工之类的临时工。心中充满了苦闷和担忧，不知这种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在那段日子里，不知为何酷爱读书的父亲只是鼓励我习字，却没有建议我去学习数理化。那时，父亲虽是忙碌倒也心情舒畅。他喜欢念诗，用一种怪怪地湖南声调，很象是私塾里的老先生。他极爱惜书本从不在书上写写画画，而我那乱写乱画的坏毛病总受父亲的批评。那时是80%的玉米面，父亲的胃不好，母亲便将白面做给父亲吃。母亲和我几乎是全吃玉米面。定量的一点肉票也实在不够。有时我就会在周末去父亲单位的食堂和大师傅聊天套近乎，目的是买几份肉菜带回。倒常常是满载而归。到了晚上，我们三人有时会玩扑克牌：“5，10，K”。这是我们住在乡村唯一的娱乐。26年过去了，儿子也已16岁，有时我们三人的小家仍会玩“5，10，K”，儿子也早已熟知当年的故事。
两年过去了，继二姐，二哥之后我也成为了邯邢建设的勘探工人。每天扛著仪器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倒也磨炼人的意志，锻炼人的筋骨。
那一段真是好消息不断，先是父亲正式平反继而恢复高考。父亲是有远见的。当时就指出十年后将是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天下。我倒是报考了这两个专业，遗憾的是父亲过高地估计了女儿的实力，只建议我填写了清华，北大，中国科技大这三个国家一流大学，并写上不服从调配。可谓是信心十足，背水一战。不幸落选了。失败是痛苦的，父亲和我都意识到填写志愿的重要性。稍事调整，又投入第二年的复习考试，并考入力学专业。在77和78届的大学生中，相当部份的学生都是上过山，下过乡，扛过枪的非应届生，都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异常刻苦。当暑假到来时，自幼喜爱文学的我禁不住名著的诱惑，一本一本地看了起来。这可是十年“文革”中想看而看不到的书籍，我不禁地在书山文海里遨游起来。父亲告诉我；你已经耽误了几年，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小说里，四十岁以后就学不进知识了，那时你再来读小说。我想我真是乖女儿，从此以后我很少看闲书。直到如今早已过不惑之年了，却仍没有机会读这些名著。我想我总会有机会去读的，只是不知是否还会有当年的那份激情？
82年初，父亲作为高级工程师的评审官来到北京参加煤炭部的高工考核工作。每到周六的下午，我就迫不及待地从校园倒几次汽车去见他。父亲总是买上我最爱吃的饭菜等着我，一起共进晚餐。有时我去的太晚，父亲就会把我的那份盖好。吃饭时我大吃，大嚼，大说，大笑，恨不得把一周中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他听，父亲静静地听着，一直用他那慈爱的目光看着我。那一刻的我全然没有一丁点女孩儿家的斯文。饭后，有时我们会去看电影，更多的是去拜访老同事。当叔叔，伯伯们夸奖我时，能感觉出父亲的那份欣慰；我是他唯一走进大学门的孩子，尽管他曾经期望培养出五个大学生。周日，我们常常会去颐和园，故宫，香山。谈古论今，好不得意。有时我还会故意缠著他要买小吃，以独享父宠。父亲是个比较古板的人，他可从不计较这个。
82年夏我大学毕业，已是高龄的父母从内心是希望我能留在他们身边工作。但父亲多次对我说；要以你的前途为重，不要考虑我们，你母亲的思想工作由我来做。多么细腻的理解啊！父亲不仅仅是喜欢我，他把献身事业的精神，把他没有完成的梦都交给了我。
命运的天枰还真是偏垂于我。毕业后两年，当我由科研所一名兼职的团支部书记提升为一个由146人组成的科研所副所长 - 黄委会最年轻的处级女干部时。父亲是那样的欣慰。他常写信鼓励我要多读书，修一些管理方面的课程，并鼓励我除管理工作外，不要丢掉自己的专业。那几年可真够忙的。除正常的管理工作以外，我仍坚持带科研课题。大部份的晚上和周末都忙于科研上的事。别说看电视，就是单位发的电影票也多半送了人。不过功夫不负苦心人。那几年我每年都要出几篇文章或报告，并成为国内几个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和委员。有时会在学术会上与父亲的老同事们相遇并一起高谈阔论，当他们向父亲夸起时，令父亲更加欣慰。每次我回去看父亲，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科研所的工作，课题的进展，学术会议及我们共同认识的人。无论是成功的喜悦还是失败与挫折，他都听的津津有味。他的话不多，但他那专注的神情鼓励我涛涛不绝。不聊天的时候，我常常会用手指去梳笼他那浓密的白发或帮他掏耳朵，可谓其乐融融。
87年，70岁的父亲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奋斗终生的事业，他显得是那样的失落和不适，病痛也接二连三的出现。或许是年轻时熬夜的缘故，或许是脑力劳动者共同的嗜好，父亲喜欢抽烟。曾几次下决心戒掉，并将打火机，香烟盒送人，最终仍敌不过烟瘾的诱惑再度开戒。老年的父亲，支气管炎及肺气肿相当严重，一旦从紧张的工作中松驰闲散下来，病痛也愈发的严重。88-90年，父亲三次到郑州住院。已是河南省医学院附二院主治大夫的丈夫，为他安排病房，检查，会诊，制订治疗方案。每到周日的早晨，我便作好中午的饭菜带着儿子去医院与他和母亲聊天。等他输完液，我们三人又会打扑克，直到傍晚。记得90年他再次病倒，因病情紧急住在邯郸市第一医院。那次或许是他的自我感觉非常不好，或许是意识到了什么，他竟然悄悄地写好了遗嘱。记得那是一天的上午，我在病房陪他。一改以往总由我聊他听的习惯，父亲一边输液一边缓缓地和我聊了起来：他的父母，他的童年，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学业，他的心愿，他的恋爱史。也谈起了在香港补习英语，计划留学时的困惑及祖父分家产并代他管理的慈爱之心，当然更少不了历次运动的经历及感叹。整整聊了一上午，既不诉说疾病的痛苦也不抱怨命运的坎坷。我一边抚摸着他那只未输液的手一边静静地听着，内心十分感动。不善表达，不易动情的父亲竟视我为挚友而敞开心扉，我不禁热组眶。啊！我亲爱的父亲。啊！人间真情。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一幕，而我们间的父女情霎那间得到了升华。
91年8月，丈夫拿到了加拿大的奖学金去攻读博士学位，父亲是那样的兴奋。自己未能圆的留学梦终有后人来实现。他再三嘱咐我要多买几套西装，尤其要买一套白色的。真不知他从哪里得到的概念，似乎国外天天要西装革领。创业是艰难的。每当丈夫来信，父亲都非常的关注，并多次写信鼓励他克服初到国外的孤独，失落及困难。92年6月，我带着儿子也要离开他。望著风烛残年的父亲我不禁流露出苦涩难言的伤感。早过古稀之年的父亲安慰我说；我既没有心脏病又没有高血压，只是肺差了点。我一定会等到你们学成归来的。并风趣地说肺是个风箱，不行就拉快点。可谁料想，这次的分别竟成了我们父女的诀别。
国外的生活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且不说从“职业女性”陡然降为“家庭妇女”的严重失落感。单就那失去了工作的乐趣而不知未来的滋味就足以让人痛苦而又很茫然。自己所有的强项化为乌有。而丢掉10年的英语则成为一切的敲门砖。那段日子是苦闷的。尽管在每两周一封的家书中我会象大多数的海外游子一样报喜不报忧，仍会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苦闷和膀徨告诉他们。父亲的信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期待。使我下定决心应战于新的考验。在为家庭“奉献”之余，年近不惑之年的我又重新扬起了学海远航的风帆。从陪读到留学好似站在山底仰望山头是那云不可攀，每走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常常是天蒙蒙亮就得睡眼惺忪地爬起，而万籁寂静的深夜也是与书本为伴。工作，考托福，孩子与锅台三部曲天天唱得是那样地沉重和艰辛，更难承受的是那失眠的熬煎。在父亲的鼓舞和丈夫的支持下，我渐渐走出了人生低谷的徘徊。然而父亲的信却渐渐地少了起来，眼疾给他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及不便。再后来由母亲的信中传来了父亲身患肺癌的恶讯。直到去世的前几个月，父亲还在继续与我谈科技的发展，事业与现实，鼓励我创造条件继续努力。据母亲说最后父亲整个身体状态急剧恶化后，还能保持条理清晰的思维。
94年的5月初，大哥电话急告父亲病危。我怎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父亲说过要等我回去的，怎么会是这样。我急切地要回去见他，但签证使我无法如愿。那几天我度日如年，时时刻刻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人生中第一次感到人世间的无助和内心的恐慌。我曾祈祷过上帝让父亲渡过这次的危难，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拿到签证回去送他一程。大哥的电话终于使我意识到仁慈的上帝原来也是无能为力，先进的医学也不能创造奇迹。亲人间的生死别离竟发生的这样不可予测，这样无情。
5月5日，我一直失眠直至黎明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梦中见到了父亲，是那样的清晰。他身着那套常穿的灰色中山服，神情如同送我远行般慈祥。他微笑地向大家挥手告别，似乎要去哪里远行。惊醒后我告诉丈夫这个梦，丈夫说：梦有时是应验的。天亮即接到大哥的电话，慈爱的父亲终于撒手人寰，于1994年5月5日16时零5分离开了他深爱的妻儿远去了。
人总是要死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如果真的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尤其发生在非同一般的父女亲情上，真是心如刀绞。从此以后，无论学业上有什么成功，事业上有什么得意，却再也不能与父亲分享；人生道路上的困惑，工作学习上的挫折，亦再也不能与父亲探讨。今后的人生路还很长，却再也没有父亲送行的目光。。。。。。。真恨不得立刻飞到父亲的墓前，把一肚子的话儿都说给他听。但除了悲痛欲绝，什么也无法作，什么也来不及作。
很感激我的那个梦，我觉的是父亲为了让我安心而特意在梦中与我告别。我的一位信宗教的朋友告诉我，因我日夜思念父亲所以上帝给了我这个机会见父一面。尽管我不信教，我相信她的话，至少我以一种不同他人的方式与父亲告别过。值得庆幸的是在我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我已告诉他我立志攻读研究生的决定。我深信父亲对这一决择是欣慰的。
有人说丧母是男儿成熟的开始，丧父是女儿成熟的开端。父亲的过世使我感到了心中的空缺，也更加深了作女儿的责任，加深了对母亲的疼爱。96年3月，母亲来到了加拿大。机场相逢，大家是那样的快活。我不禁想起了父亲。想起父亲为感念母亲一生辛劳而写下的“老伴赞”。想起父亲来世再迎娶母亲为妻的誓约。我多么希望能有来世啊！
97年7月，递上毕业论文的初稿，我只身独闯香港去寻觅一片适于我们施展的空间。没有熟人，没有朋友，工作的压力夹带着孤独，寂寞及前途的渺茫，使我的身心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使我感觉自己象一颗无根的浮萍四处漂浮。我曾多次在内心里呼唤父亲，我也曾去过他当年补习英文的地方，默默地告诉他我已圆了他的留学梦。我还告诉他：我多么想借助国外所学的知识及国内多年的管理经验重振当年的雄风，干一番事情来。但儿子的学业，丈夫的前途却使我膀徨，苦闷。
路，该怎样走？
98年10月，返回加拿大后两个月紧张的论文修改及答辩，我终于毕业了！拿到毕业证的那一瞬间，我第一个想要作的事就是默默地告诉父亲我没有辜负他的厚望。我毕业了。
对一些人来说，人生的归宿是在一块安逸的土地上过着一种恬静的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人生是一种带著漂泊感的无止境的奋斗。不知是命运所然还是性格所至。我们似乎属于那种不仅要会享受那达到终点的喜乐，更多的是要能在这无止境的奋斗过程中找到一种别人难以体会的酸甜苦辣，一种拼搏后的满足感。或许审美的感受取决于人与环境的对峙和挣扎的程度。越是艰辛，越是紧迫，越是惊心动魄，就越能获得审美上的巨大快感。看来我还真遗传了点父亲的“君子自强不息”的儒家传统精神，还有那稍稍离开现实的清高。我仍坚信：命运的天枰始终偏垂于执著追求的灵魂。无论成功与否，至少我们努力过，拼搏过。
7年过去了。在我内心深处，父亲似乎并不是离开我们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他仍躺在藤椅上，日日盼女归。
曾发表于波士顿纪实报2001年6月15日～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