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利群：被背叛的遗嘱——纪念顾圣婴

人们不再纪念她之日 　

　
  2010年初夏，托人弄到一本《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的书，随书选有当年顾圣婴演奏的2张唱片。
看了一下出版日期，竟是2001年版。5000册的书怕是到现在都没能卖完。总顾问是原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赵沨，主编周广仁，副主编里还有鲍蕙荞的名字，想来这些钢琴界的名人大家是认得的。可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钢琴圣手顾圣婴，恐怕知情者寥寥无几。
     当年，她的名字比这里的任何一个都更受人瞩目。也不过是半个世纪的光景，开始人们还常常琢磨的那件神秘“钢琴家全家自杀事件”，渐渐少有提及，更何况那个年月的自杀事件并不是“艺术圈”的异类。
       顾圣婴，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书里尽是当年师长、好友、学生的散落记忆片段，各种关于顾圣婴的不同表情始终逃不过两个主题：
   她是百年难遇的钢琴天才与1967年她携家人的饮恨离去。
    从书里得知，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因潘汉年案获罪20年，出狱之后，方知妻子儿女三人早已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饱受磨难从未被击倒的坚强父亲竟一夜白头，他四处搜集关于女儿的遗物：钢琴、乐谱、节拍器、奖状、日记、照片……，简单地布置了一个顾圣婴纪念室，日思夜念地守着。 　　
     合上书本，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日期，恰逢顾圣婴73冥寿，忽然觉得有责任给顾圣婴写点什么，也很想找人问问这个纪念室在哪里，了却拜祭的心愿。但问了一圈也没有人听说，包括贺绿汀的秘书，上海音乐学院的老书记孟波都不知道。顾圣婴家愚园路的老洋房早成了“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落实政策后，也没有住在那里。人说，顾高地在后来住的地方的确搞了一个纪念室，里面有一架顾圣婴用过的旧钢琴，一些旧谱子，以及放在玻璃柜里的顾圣婴的一些照片。最有价值的是一具肖邦的石膏手模（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当年顾圣婴弹奏的肖邦颇得国际同行的认可，为此波兰政府专门复制了奖励给顾圣婴。
                       顾高地在1990年去世，他出狱后到底住在哪里还是不得而知。
       最终在《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那本书里找到了一些线索，一个名叫蔡蓉曾的女士出于对顾圣婴的仰慕，在顾高地出狱后自愿无偿照料老人11年直到去世。此人是送顾家人最后一程的人，顾高地更是将其认作义女，以延续顾圣婴值得为人所铭记的故事，想必蔡蓉曾应该知道纪念室的下落。随着顾的离去，她成了这个纪念的唯一知情者，我们仅存的唯一一点希望。 　　
         寻访遗嘱继承人蔡蓉曾 　　
       1988年3月，顾圣婴仅存的直系亲属即父亲顾高地立下遗嘱：……我所有一切遗物概由义女蔡蓉曾继承，现住兴国路41弄2号303室寓所由蓉曾继承居住，并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圣婴演奏录音的版权亦由蓉曾继承保存…… 　　
        兴国路41弄2号楼303室，蔡蓉曾的家。 　　
     在楼下按了几次门铃，无人答话。难道不在家？找到门房说明来意，一位女同志帮我们打开了楼门，一面说，这家的男人有糖尿病，一般不出门的。站在303的门前，竟有些不安。一个年近70的老汉出来应门，刚刚能够看清他的脸的门缝里飘出一丝闷热潮湿的空气，那是上海不常通风的房间常有的腐败气味。老人带着不解的表情问，你们找谁？ 　　在确认此处是蔡蓉曾女士的住家之后，我们尽可能诚恳简短地说明来意。老人还算平和的表情略过一丝犹豫，他先是斩钉截铁地否认有纪念室的存在，之后用手轻叩自己的脑袋说：“她这里不清楚了，顾的事情对她打击很大。”老人说的“她”指的就是蔡蓉曾，这是我们上楼前完全不曾料到的景况，难道这就是顾老爷子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也是唯一的希望？我们僵持在门口不愿罢休，哪怕能见上一眼顾圣婴当年用过的东西。 　　屋子传出一个声音：“他不代表我，你们要找的人是我……”说话间，一个身材不高、头发蓬乱的女人出现眼前。女人形容枯槁，惨白的睡裙斜搭在肩上，下摆一直垂到脚踝，两只骨瘦如柴的脚蹭着地面挪了出来。虽然比照片老了很多，但依然可认。看上去多日不见阳光的蔡蓉曾，红肿的眼睛眯缝着，指着身边的老头说，“这个男人跟我没有关系，十几年了，他一直把我关在房间里不让我出来，打我，折磨我……”，一边伸出手来。那手上的确有伤，这让我们更加大惑不解。“你们想要得到顾圣婴的东西，有律师的授权吗？”她继续说：“要想得到顾圣婴的（东西）也可以，我告诉你们，去找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我已经把版权委托给他了。安南你们知道吗，那是全世界被压迫兄弟姐妹的兄长啊……后来又转交给了潘基文，你们明白吗？”就在我以为蔡蓉曾的精神没有问题的时候，她终于语无伦次了，“可是，它们都被潘多拉的魔盒收走啦，收走了……”蔡蓉曾的老伴，她口称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就一直站在身边一言不发，怔怔地看着我们。
    见此情形，估计不会有其他结果，加上担心蔡会发病，只好草草安慰她几句，转身下楼。 　　
        遗嘱引发的侵权案 　
　关于老人所说顾家对蔡蓉曾的巨大打击，应该是七八年前蔡蓉曾两次上诉状告《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的出版者和编纂者的侵权案。在上诉过程中，蔡状告出版者借用顾圣婴的一些珍贵资料未得到完整归还，并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出版，包括顾圣婴生前的照片、日记以及获奖证书等。更惊人的一条罪名是，蔡本人曾为顾圣婴写了八万多字的传记手稿《钢琴诗人顾圣婴》未发表，她认为现在出版的《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是对其手稿的抄袭。蔡蓉曾在一审败诉的情况下，于隔年第二次上诉，结果依然是在一系列“证据不足和证据不实”面前败下阵来： 　　2003年3月1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2次民事判决书最终认定，《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编委会在书中使用顾圣婴生前照片、演奏笔记、日记、书信是征得蔡蓉曾许可的，不存在擅自编入《顾圣婴》一书的事实；顾高地虽将其一切遗物及顾圣婴演奏作品的著作权等指定由蔡蓉曾继承，但该遗嘱并未明确将涉及顾圣婴生前照片、演奏笔记、日记、书信等其它作品的著作权指定由蔡蓉曾继承，故蔡蓉曾关于其享有对该些作品的著作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终审判决蔡蓉曾败诉，虽然一审判定赔偿给她1万元版权补偿费用，但两次诉讼费（6000多元）由蔡蓉曾承担。 　　这个案件的权责认定简单清楚，但是蔡蓉曾在其中的表现却有些过激与匪夷所思。我们不知道从判决书的宣判到今天的七年中，蔡蓉曾和出版者、编纂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今日拜访所见，显然最终的判决结果对蔡蓉曾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有一些事实不可否认：顾高地弥留之际，念兹在兹的建立顾圣婴纪念室的事情最终成为泡影，蔡蓉曾饱蘸血汗撰写了8万字的《钢琴诗人顾圣婴》至今没有出版，包括顾圣婴的日记、演奏笔记、书信和录音制品（不知是否有录像）的整理出版事宜自然也就遥遥无期。原被告双方更是两败俱伤。 　　
        蔡蓉曾原本并不是一个“疯言疯语”之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她是1989年华师大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员。1988年，指导过顾圣婴的俄罗斯专家克拉甫琴科拜会顾高地先生的时候，就是在兴国路现在蔡蓉曾的家里，在我们见到的照片中，她静静地坐在顾高地先生的旁边，和陪同苏联专家前来的李明强教授观看顾圣婴的遗物。谁曾想20多年后，蔡蓉曾竟然成了这副模样！是谁辜负了顾高地老先生的遗嘱，是谁使得顾圣婴纪念室消失得没有踪影、无人问津？是谁让顾圣婴的声名渐行渐远消逝在历史的风中？ 　　
          怀念顾圣婴其人其事 　　
       上海愚园路1088弄103号，顾圣婴的家，如今早已经物是人非。当年，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文革中傅雷夫妇的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1967年2月1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救护车朝愚园路749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担架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担架被推到太平间。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尸体烧掉后，没有亲属保留下骨灰（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以致日后追悼会的骨灰盒里都是空的。
       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这都将成为永远的谜。这个决定极其残忍和决绝，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足30岁。 　　

      文革初年的上海，文艺界里的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

上海交响乐团的文革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 陆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枪毙。（他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
      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

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有十七个“非正常死亡”：
      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
      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
      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
      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

               当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
                                  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   

     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的人的耳光。
                                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

          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也是令人发指的。

      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感叹地说，我们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名义，让他们罪加一等。


 
      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 　　

       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

         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
         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材生。

    早慧的她5岁即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第一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李嘉禄（1940年代末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回国前曾接到美国许多大学的聘书）教授。她还跟从马革顺学理论，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则受惠于傅雷。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正统和纯粹性在那个年代是绝无仅有的，她纯正的“血脉”和早慧的天资后来造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钢琴天才。那个年代，国内以自学成才为主的其他钢琴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1953年，16岁的她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6年后，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甫琴科，使她的眼界大开，琴艺日趋精进。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克拉甫琴科说：“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10到12小时；她一年学会的作品，至少比我国音乐学院用功的学生学会的乐曲多一倍。”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称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
       除了傅聪，其他四人在国内名外噪一时（稍后这个名单里加上了鲍蕙荞）。
       顾圣婴更是风骚独领。1957年，19岁的她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次年10月，她又在高手云集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著名钢琴家波利尼获男子钢琴最高奖），西方音乐界反响强烈，瑞士国家电台、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了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年，她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她手下的肖邦温婉秀丽，像刮过春天的风一般轻盈，自然流畅，诗意深情。那是内心的歌吟，仔细听来，琴声竟是那么优柔哀怨，令人忧然远思……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她周围的人，无论老师同学，同事朋友，提起她的为人都是众口一词的称赞：优雅的家教，谦逊的人品，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朴实的衣着，拼命三郎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纯洁，但这一切在黑暗的年代里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正当理由。 　
　     私密的温暖 　　
     在肖邦诞辰200年的日子里，那么多璀璨的明星开演奏会，录制出版了叠床架屋的唱片，唯独把顾圣婴遗忘在历史的灰尘里。讽刺的是，她曾以弹肖邦震动世界琴坛，她视为生命的“肖邦手模”在批斗被摔碎后成为刺杀她的匕首，直接将其送上一条不归路。 　　
      今天的年轻人自然无法想象顾圣婴生存的那个年代。她虽然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艺术宠儿，（很多人根据她的名字，望文生义地以为她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也是难得一遇的才华少女。赵沨院长说，能像顾圣婴那样欣赏八大山人画作的钢琴家可谓是凤毛麟角。 　　
      从五十年代起，顾圣婴一直按照组织的要求学习进步：1954年加入共青团，当年就被团市委表彰为先进青年，后又当选为市文化局团委委员、局优秀团员、三八红旗手，并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她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在春节慰问解放军时一天演出3场，每天只能睡4～5小时，但始终精神饱满地演奏战士们喜欢的曲目。当所有的“奋进向上”和被批斗的残酷现实同时摆在她面前，当为祖国人民争来的荣誉被粗暴的耳光打翻之际，一个弱女子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
          加缪说过，“人选择自杀，是觉得生活不值得一过，生活没有了意义。” 　　
        包括顾圣婴在内的许多优秀的人在文革中选择了自杀，面对一个“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的黑暗年代，人的绝望是可想而之的。阿伦特语，“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他们就（可以）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见《黑暗时代的人们》）。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当地的中国，几率却微乎其微。公共空间占领了个人空间的最后一块领地，没有隐私，没有喘息，没有一丝一毫的后退可能。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人们将在哪里居住？女钢琴家似乎别无选择。 　　
 然而说到底，自杀是个个人问题。也有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选择了坚韧不屈并且熬过了漫长的严冬。某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也许可以采取韬晦之策，拓展自我的思想空间，在监狱、下放劳动的干校、农村，他们利用一切手段积蓄思想的能量，实现着人格的自我完善。顾圣婴不同，她只是个钢琴演奏家，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她）们思想单纯，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于不义，也力图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一心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和承认，力图跟上所谓时代的步伐。如若无所支撑，这些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可以退守的人，这些纤弱优美的灵魂的命运将比暴风雨中的枯叶更摇摇欲坠。 　　
          此时的顾圣婴还可以有谁？ 　　
父亲。那个从小循循善诱教导她的慈父，在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却身陷囹圄，远在天边。家庭。没有工作的母亲，辍学待业的弟弟，他们都是弱者，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在了年轻的顾圣婴的肩头。在顾圣婴留下不多的文字中，所有的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有知情者回忆说，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家庭的温暖自父亲坐了监牢以后就消失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成了她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
           随着文革到来，“在几乎所有官方的高调言辞和空话的遮蔽下，一切公开领域的功能全部丧失，当这光亮被熄灭后，黑暗就降临了”（阿伦特语）。暴风雨来临之际，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些曾经给顾圣婴关心鼓励爱护的人一时间都作鸟兽散。接下来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以及人身侮辱，最后是自我了断。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不刻地存在着，凡黑暗年代，就一定有私密的温暖存在。
        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在《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那本书里，我们也被这“私密的温暖”的热度滚过。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初，顾圣婴返回上海前一日，俩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一天。
     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等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和音乐创作的关系。“记得那天特别冷，零下20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的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裤都让她穿戴走了。”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以精神上的砥砺。（后来殷承宗很快用钢琴创作了“红色经典——《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了文革时期的红人，在顾圣婴最需要关怀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令人赞许的。）南去的列车上，我们不知顾圣婴穿着挚友雪中送炭的棉服心里是何等感动，她根本不必穿在身上，因为冰冷的心里已经融进了暖意。
      回到上海以后，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会给悬崖边的顾圣婴一个回转的空间。 　　
          人说“死”常是一念之差。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
       同样是最后一面，这滋味却更显得酸楚。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终没有上前搭话。
       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
       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后来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迎面碰上。见他头发零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他生前最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
        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即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我们见到过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
  目睹了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顾圣婴的死讯。
  仅有的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有人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
   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
   读了这本纪念顾圣婴的书，这点我们绝对相信。 很多识顾圣婴的人在纪念文章里对那个年代进行了谴责，对钢琴诗人的意外死亡表示惋惜。死亡纵有千番面孔，死亡总有万种理解，我们却总在考量着值得与不值得。其实这也不是死者的问题，而是死亡留给生者的困惑。一个女钢琴家的弃世，今天看来，也许是正当其时。
       想想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批出色的钢琴家，刘诗昆，李明强，殷承宗，鲍蕙荞，在经历了那个黑暗年代以后，哪个找回了自己的艺术青春？他们的艺术生命在风暴来临的那天就宣告结束了。
      “当世界被粗暴地卷入一种在其中不再有任何持存性的运动之中时，对人或终有一死者的需要而言，世界就变得非人性化和不宜居住了。”既然是非人的世界，不宜居住，走便是了，一了百了。苟延残喘也是活受罪，就像明朝的李贽面对恶劣的环境所说的那样：“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自杀不是怯懦，亦不是因为抗争失败。有时候，自杀往往成为最后的抗争，更何况是一家三口的集体行为。顾圣婴之死就是她最有力的抗争，虽然只是她一生唯一的抗争。
　　
     离开愚园路，不知不觉竟到了上海交响乐团的门口。还是那个三层小楼，枝叶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挡住了历史的视线：无法分辨顾圣婴是在哪个房间里被批斗的？难以想象所谓高雅的管弦键盘之声如何被口号声叫骂声打耳光声所替代？
     上前打问顾圣婴的有关事宜，回答你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关己的敷衍。就在顾圣婴诞辰的日子里，除了牵挂者的孤独寻访，还有谁会委托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打听了解顾圣婴纪念室的蛛丝马迹？失望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黑暗的年代里，尚且有殷承宗那样难得的“私密的温暖”，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幸福指数”似乎远远高于当年，人与人之间难道就不需要挨得更近些？让开启人性的光亮更多些热度？或者除了疯人的呓语，这里的一切将被抹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竟像是从未发生过一般，那么关于那个遗嘱，那个将死之人的临终之托呢？ 　　
                       尾声 　　
        1979年，得到平反的顾高地从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教授口中听说了自己女儿第一次举行独奏音乐会的情景。他用颤抖不止的手，一个劲地抚摸着女儿的骨灰盒，良久，只说了一句：“圣婴，我的好女儿……”而当年顾高地被从家里突然抓走的时候，顾圣婴也只说了一句，“我爱祖国……更爱爸爸”！ 　
　     据说，顾圣婴一家三口自杀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份遗嘱，指望看到的人或许能够把它交给活着出狱的顾高地。我相信这份遗嘱应该是存在过的，至少医院派去愚园路抢救或者收尸的人是见过的，包括抬担架的人，签字的医生，太平间里的人员。显然，这些经历过顾圣婴死亡的人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更无从谈起她的价值，那么，那份能够解开顾圣婴之死谜团的遗嘱也就在历史的混乱中散失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顾圣婴在上面写下了什么，不知道她会给20多年一直没有谋面的父亲留下些什么话。 　　
    确实，对临终遗言的服从是神秘且神圣的。其实死者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意愿得到正当对待了没有。那些活在爱他们的人心中的灵魂将永远不会遭受背叛。顾高地后来的生命一定都是为了纪念他的女儿而活着的，在万念俱灰的绝望与度日如年的思念中他选择了后者。正如福克纳小说《野棕榈》结局那段激动人心的独白：“当她不再存在时，我记忆的一半也就不在了；而假如我不再存在时，那么，所有的记忆也就都不在了。是的，在忧伤与虚无之间，我所选择的是忧伤。” 　　
         顾高地为空空的骨灰盒操办了追悼会，为女儿布置纪念堂，在兜兜转转朋友的介绍下找到著名的画家俞云阶，求其为女儿作画。当看着这幅名为《此时无声》的画悬挂在画展厅堂的中央时，顾高地双泪成行。他就是这样地，希望女儿顾圣婴能一直活下去，不仅在他的心里，还有更多人的心里。
         顾高地临走之前还是欣慰的，一心想着女儿顾圣婴尚未出版的传记终有所托，自己走后的纪念室也不至于无人看管。如今纪念专辑是有了，但也不过几千册，知者寥寥。纪念室没了踪迹。唯一的继承人确实坚守着顾老的遗愿，却惹得一身官司，灵魂不得安宁。
         顾圣婴的遗嘱，顾高地的遗嘱，一份我们未曾得见，一份始终没有实现。
                   不知这被背叛的遗嘱还会有被修正的那一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