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潘汉年发生兴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由于潘案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其人其事始终像一个谜团，在我心中蛰伏了好多年。昨天读罗孚《潘汉年和袁殊的传奇》一文，始对这位传奇人物在那个非常时期的活动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罗文资料详实，行笔自然，情感丰沛，百多页的文字不算太长，但竟然使我几番视线模糊，乃至唏嘘，足可见文章的功力了。

（一） 谈判桌上的高手 

潘汉年一生的大事迹，是同国共汪三方紧密相连的。长征途中的红军命悬一线，于是毛公提出了联蒋抗日的主张，一来争取舆论得分，二来也是恳求蒋公不要赶尽杀绝的意思，并且派出潘汉年肩负联络国民党的使命，从长征中途出走，途径莫斯科辗转来到南京。为什么派潘汉年去南京而不是别人，这从潘一到在南京就有了答案。

潘汉年到了南京，凭着特殊的禀赋和出色的交际能力，在很短时间里就与诸多国民党要人建立了私交和友谊，这其中便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等，就连蒋介石对这位共产党小老弟也礼遇有加。那段时间的潘汉年，为共产党所器重，亦为国民党所信任，一方面为共产党谋取利益，一方面又为国民党排忧解难。潘的这段历史令我特别着迷，他的行为简直有点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古风，有这样的人在，何事不愁化解？诚信乃谈判的首要条件，而私人关系对促成谈判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潘汉年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经过他的努力（当然也有国民党方面的努力），终于有了后来周恩来和蒋介石的拍板，开启了国共长达10年的第二次合作。现在普遍认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是“西安事变“的产物，其实不然。早在共产党提出共同抗日主张时，那时还是1935年，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在暗地里联络共产党了，国内找不到，甚至派人到莫斯科去找，同共产党派潘汉年去找国民党不谋而合。用现在的话来说，合作的意向是早就有了，谈判也一直在进行中，西安事变只不过是在最后时刻发生的一个意外而已。

那个年代的国共，党见虽然不同，争斗也持续不断，然强敌压境，救国目标一致，就像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一样，彼此还是互有照应的。可惜后来外敌消失，兄弟俩自己又相互掐了起来，抗战以后的毛公已经从“人民”之中汲取了足够的力量，扳倒老大哥蒋公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所以到了1945年，毛蒋的重庆谈判，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利益的计算和作秀之外，哪里感受得到丝毫的诚意？政治之无情，纵然是兄弟亦无可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