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家， 我的起居比较规律， 营养状态也有所改善， 我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 体重慢慢地增加了，面色也红润了。 我的老板笑我：“不是‘思乡病’，而是‘相思病’！”呵呵！

“梅”来美之后不是一帆风顺的。 上文说过，第一个老板， B 博士， 对她很好， 但好景不长， 一年后掉了一个基金， 没有力量维持“梅” 的工作， 只能说声：“Sorry!” 然后， 把她辞退了！

原来她开朗， 她阳光， 她终日无忧无虑，失去工作后， 变得消沉，懊伤，感到无助。 我鼓励她：“ 没关系， 你能找到第一份工作， 一定能找到第二份工作。再说，就算你没有工作， 还有我呢！”在朋友的帮助下， 没有多久， 又找到第二份工作， 在肾脏组， 做分子生物学, 和我同行了！

老板是个美国人， 是个临床医生，肾内科主任， 想搞点科研。 他对基础医学不太了解， 靠几个进修生和几个博士后。“梅”被指定帮助一个印度学者， 没有多久， 这个印度人因为实验结果造假，给老板赶跑了。 然后，“梅”又跟随一个进修生， 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是个工作狂， 从早晨一直工作到深夜。 他倒没有要求“梅”工作到深夜， 但对她的所做出的实验结果特别挑剔， 加上日本人对妇女本来就不尊重， 常常出口伤人。 “梅”原来也是大学的讲师， 那受得住这个，下班回家天天向我哭诉。开始， 我总安慰她：“忍耐一下，可能过一阵也就好了。”后来看看不行，“梅”的脾气变得越来越焦虑， 不安， 有时暴躁。 我有点忍不住了，得为她做点什么。

对日本人我本来就没有好感，二次大战中，国人给日本人蹂躏，记忆犹新。 在美国你们还要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 那是不允许的。

一日中午，等日本人回办公室用餐， 我冲到他的办公室， 我责问他：“听说你对我太太不太礼貌，有这回事吗？” 开始他的态度强硬， 回答：“是有这么回事， 原因是你太太英语不好， 听不懂我布置的任务。”我说：“好！ 你承认就好。 她听不懂， 你就应该发态度？ 她的前一任老板是美国人， 从没有类似事件发生。 我告诉你， 这里是美国， 不是在你日本，请你尊重妇女。 如果再有同类事件发生， 我饶不了你！” 见我态度一硬， 他就软。他说：“也许我英语说不好，表达不清，请别见怪。” “英语不好， 你得学英语， 你也得学礼貌！”我很气愤地回答。

经过这一回合，还挺管用， 日本人老实多了， 对我太太再也不敢发态度了。 过后，日本人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怕我揍他。

在美国， 动荡不安， 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梅”也渐渐习惯了， 当第二个工作丢失时， 她面对现实， 没有像第一次那样软弱。 她自己跑到学院的“人才管理中心”，要求工作。 那时美国经济向上， 科研资金充足， 很容易找工作，她又得到了第三份工作。两次工作的调动，工资连连上调， 从开始的12,000刀， 不到5年功夫， 她已有两万五的年收入， 翻了一番。 虽然有时受点委屈，工资待遇还是公平的，因为她的技术在提高。

第三个老板也是个美国人，肝病专家， 临床医生， 肝脏内科主任， 是某种肝脏基因缺陷病（Erythropoietic Protoperphyria）的领军人物。 但他不是搞基础的， 实验还是靠一帮博士后和几个Reseach Associate， 实验助理。 “梅”是技术员，跟随过好几个Reseach Associate工作，最后的一个 是中国人， 女的，个子又小又矮，脾气却非常火爆。 她对实验一无所知，不知天高地厚，却好乱指挥， 得不到实验结果就开骂， 用英文（F）骂人，她从不分析结果不好是实验设计的问题， 还是实验操作问题，“梅”天天受她的气。 可她是个女的， 我不能像对待日本人一样对待她。 如解决不好，我担心“梅”在精神上会受到很大刺激。

我打电话给一位律师咨询， 如实告诉他我太太的处境。他说：“这属于语言侮辱（language abuse),是有罪的。 但你要控告她很困难， 因为在场只有两人，没有第三者作证，她可以全盘否认。” 顿了一顿，又说：“ 处理这种问题唯一的办法是窃听，从技术上是可行的。 但要注意， 窃听一定要有两人在场，单方面窃听是犯法行为。”

我即时就给“梅”买了只小录音机，叫她放在白大衣口袋里，那位要吵架时把录音机打开，准备进行录音， 找到证据之后， 再通过法律解决。 不过， 这位女士因为长期做不出结果， 自动调离工作到另外的科室，这个问题也就算不了了之。

“梅”接下了那个课题， 正好我是搞分子生物学的，找基因缺陷是我的专项。 在我的帮助下，她一步一步做下去，不到一年时间。她终于找到一个基因突变的位点（mutation)， 在较多的病人基因中有此变异。 老板高兴极了， 立马写成论文， 发表到细胞分子生物学杂志， 把“梅” 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 正因为“梅”在这个课题上有所突破，老板提升“梅”为Research Associate， 还要她参加了全美肝脏病学术年会，工资也相应提到四万。

“梅”到美国之后，由于语言上的困难，举步艰难，由于技术上的生疏（原来是搞药理的），嚐过苦果。 她没有退缩， 她勇往直前， 坚韧不拔。 终于排除万难，独立地完成了别人没有完成的课题。 初次的成功， 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欣喜， 在不同的科研领域证实了她自己的价值。

几年后， 老板失去了基金。 “梅”又面临寻找新的老板。 不过， 这次她很有把握， 因为她的身价提高了， 技术熟练了，对于实验室的管理， 也有经验了。 很快， 在儿童医院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一直工作到退休。

儿童医院的老板也是个医生， 想做点呼吸道病毒方面的科研， 他本人对于实验并不在行。 做这方面的研究一定要做大量的细胞培养工作，“梅”对于细胞培养工作早已非常熟练， 一上手老板挺满意， 因为那时“梅”已经提升为Reserch Associate, 老板干脆把整个实验室交给她管理。 “梅”十分努力， 十分细心， 把他的那个实验室管理得井井有条。 不仅购买实验用品再也不用老板自己操心，连实验设备的维修，也有“梅”自行处理。 最后，老板把实验室的资金也一并交给“梅”管理了。 由于， 她的努力， 2-3年后实验室慢慢有了起色， 原来实验室只有“梅”一个人， 后来逐步招收了国外的医生到这个实验室进修， 最多时有5 个人同时做课题， 新来的进修生常常由“梅”教他们做实验， 这一阶段是“梅”最得意的阶段，进修人员对她极为尊重， 而老板又极为依赖于她，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了7-8个年头。那时， 她的工资已经将近5万了。

但是， 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梅”工作上最得意之时， 一双病魔的黑手正在慢慢地向她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