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1)
2012 (265)
2013 (204)
2014 (190)
2015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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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63)
2023 (71)
“梅” 的最后八年是在UAB的儿童医院度过的。那时, 她已经是Research Associate了。 老板是一个儿科医生,S博士。 他对一支肺炎病毒感兴趣, 此病毒可以引起小儿肺炎, 死亡率极高。 临床医生搞科研, 一般对于科研的基础知识和实验手段并不熟悉。 他把实验室交给了“梅”, 她除了进行必要的实验以外, 还要管理好这个实验室, 从采购简单的设备, 订购实验试剂, 经济上的预算,以及帮助进修生做一些基本的实验,等等。 S教授挺和蔼, 对于“梅” 高度信任, 给予“梅”的能力极高的评价。常说他很幸运, 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开始,实验室就只有一个老板,一个“梅”, 挺简单。 老板放手,加上“梅”的尽力, 使这个实验室慢慢地走上正轨。 S 博士前后又从英国,智利,中国招来一些免费的进修生为他工作。这些进修生一般都是医生,对实验并不熟悉,所有的进修生都由“梅”手把手教他们基本实验。“梅”和这些进修生关系良好, 他们对“梅”也十分尊重。 尤其来了中国的进修生, 在工作之余, 聊聊家常,增加一些中国元素,使她精神上有所放松。应该说来, 十分幸运, 她得到这样一个工作环境。
开始几年,她精明, 记忆力超强,即使样品已存放了多年,只要老板开口,不用翻看笔记本, 能快速地,精确地拿到老板所需的样品。每逢这种情况, 老板总是赞不绝口。
实验设备有时需要维修,“梅”总是和设备科联系,自行解决,不用老板操心。 上面讲过新来的进修生对本实验室的基本实验不熟悉, 总是由“梅”带着他们做。 老板希望开展一些新的实验, 一概由她试做,她总尽力而为。
老板对她的信任,进修人员对她的尊重, 科研上的压力又不很大, 忙是忙了点, 但忙得她很开心, 她本来就是闲不住的人。这种情况大概维持了6年。
最后两年中,她的记忆能力逐步减退。 开始只是记亿不清, 需要翻翻笔记本。 没有人会注意到她记忆能力有问题。 后来, 有些她自己存放在冰库的样品, 要花些时间才能找到, 这也是常有的事。慢慢地她开始埋怨自己, 有些该记住的东西老记不住。 我就宽慰她:“年龄大了, 人人都一样, 记忆力总要衰退的, 别放在心上。”
在家里常常找她的眼镜, 临出门上班或出门旅游时, 眼镜找不到不能上车。 有时我已经把车发动了, 不得不熄火, 下车帮她找眼镜。 有一次找来找去找不到, 她从楼上找了下楼来, 我从楼下找了, 准备上楼去找,就在楼梯口遇上, 哎! 眼镜原来就带在她脸上。其实, 已经显出了疾病的先兆,我忙于工作, 加上对她以前的记忆能力的信任,始终没有往疾病上去考虑。
有一天下班后开车回家,在路上她对我讲:“不知怎么搞的, 今日老板问我一个问题, 我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他问了些什么, 更不知如何回答。”她显出了无奈的神情。以往,她一般都显示强势的一面, 那天看上去她显得无能为力。
我说: “‘梅’,你快66岁了,该退休了。 你已经辛苦了一辈子, 为这个家做出了贡献, 该休息了。”她很平静地问我:“申哥,你呢?”
“你先退,半年以后, 我也退。 我们可以到处旅游, 天天逍遥, 成天摄影, 享受生活。”我比她小半岁。
“我说过, 那怕走到天涯海角,只要有你伴着我,我就安心。 你愿意退,好! 我们退吧。”她同意了! 一反她执拗的性格,原来她对工作近乎有点偏执狂。
我们在车上这段话,离她满66岁还差一个月。 她提交了退休申请上去, 老板很快就同意她退休了。一个月后, 她正式退休了。
在离职的欢送会上, 隆重而热烈, 他们系里不仅把一间会议室布置得深红浅绿,几乎系里所有和她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来为她送行。她也高兴地应付所有的来客,许多人为她拍照留念,祝贺她光荣退休, 解甲归田。 我手中拿着一杯香槟, 慢慢地呷着, 他的老板走过来对我说:“你太太和我一起工作了八年,为我的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感谢她! 希望她退休后生活愉快。 我顺便告诉你,一年前开始,我发现她记忆力有明显衰退。” 他是个医生,由于职业的敏感性, 可能已经感觉到“梅”有脑退化的可能,但是没有和我直说。 我也没有认真地听他的含义, 只应付着说:“是啊! 我也有点感觉。”
真正感到“梅”的记忆有问题,有脑退化可能性,我不是第一人,而是她的老板, S博士,尽管我天天和她生活在一起。
近两年来, 我感到严重的不是她的记忆力的衰退, 而是性格,情绪上的变化。 她有时激动,有时沉默,有时兴高采烈, 有时长吁短叹,情绪上的变化十分强烈。我总是设法给她一些缓冲,看她情绪低沉,和她一起上电影院看个喜剧片, 或陪她去商场挑选她喜欢的衣服, 也常常去餐馆品尝异国风味(她喜欢法式餐厅)。有一次去堵城(Las Vegas)一家法式餐厅, 吃到一只法式烤鸭腿, 和一只法式酥皮洋葱汤兴奋不已,对我说:“为了吃这两样东西我们值得再来玩一次。”后来回伯城后常去植物园内的一家法式餐厅,但味道就远不如赌城那一家。
一般在我努力之下, 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但这仅仅是疾病的早期, 到疾病的晚期,即便我十分努力让她高兴也不管用了。 实际上, 这种变化正是脑退化症的前奏。在没有认识到她有脑退化症之前, 有谁会去查阅有关医学文献, 或教课书呢。而且, 我总以为, 这是女性的生理变化,即更年期所引起的性情波动。 回想起来, 我感到内疚, 感到是我的失误, 我没有及早地给她作出诊断。
其实, 即使早期症断, 早期治疗, 最多延长了她的发病期, 并不能避免这一场劫难。
我选择了室内安放的那种, 连遗体告别仪式, 一共花费约$16,000.
以前好像听说你在UAH,看此文,你夫妇原来在UAB工作。
你认得81年前后起在UAB的原北京儿童医院医生陈国凤(英文名大概是Doring Cheney)吗?
如果人生重走一遍,你是否会选择早点退休享受生活呢?退休后为什么不回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