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分配到贵州工作, 算是支边。 每两年, 有一次探亲假, 为期一个月,假期中工资照发。 虽然我们1968年来到贵州, 1969年县卫生局照顾我们,就批给我们探亲假, 回上海,苏州,南京探亲。婚后,就没有这种探亲假,这是我们没有早早结婚的原因。
首先, 第一站回到上海, 就住在哥哥家中。 那时我哥哥嫂嫂住在瑞金路, 淮海路口。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房子十分紧张。哥嫂有两间房,内间是他们的房,只能摆一张床, 床前只留有不到两尺宽的走道, 人要侧着身子进出。 外间是会客室,我们就在会客室中打地铺。那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很规矩地打成两个地铺。在上海还会见了我的二姐和小姐。 那时不兴饭局, 就在哥哥家中聚餐。 我们从贵州带来两只鸡,都是“梅”把它们喂大的,养得肥肥的,一只就在上海杀了吃掉, 另一只勉强挨到苏州,孝敬妈妈的。 在上海那只鸡,我杀了鸡,去毛,洗净,由哥哥动手烧红烧鸡块,结果跟我天南地北聊天,忘了火上有鸡块,结果把鸡块都烧焦了, 只能丢掉。“梅”有点心痛, 是她亲手喂大的鸡。 餐桌上我们很兴奋地谈论着去贵州一年来的感受, 此外,当然很高兴吃到时常想念的家乡菜。
我二姐就住在和哥哥家不远的长乐路,第二天,她一定要请我们过去坐坐。 中午, 就在斜对面的红房子吃饭。 这是“梅”一生中第一次吃到西餐。她对那只乡下浓汤特别的欣赏。 后来, 来美国之后, 她更愿意去法式餐厅, 或意大利餐馆用餐, 这是后话。小姐那时已经因为成分关系从上海仁济医院调到南翔医院, 因为路程较远, 我们就没有去拜访她。我们在上海待了三天。
下一站便是苏州。妈妈看到小儿子回家, 高兴得不得了。一定要到松鹤楼去买菜招待未来的媳妇。她已经老迈,就布置我买两只菜, 一只是松鼠桂鱼, 一只是响油鳝糊, 都是松鹤楼的名菜。“梅”虽然在南京家中条件比较好, 但饮食上海远远不如江浙一带那样讲究,松鹤楼是全国著名餐馆,“梅”对于松鼠桂鱼赞不绝口, 她说着辈子没有吃过如此好吃的鱼。 后来我问她是否在讨好我妈?她说真的好吃。第二天, 把那只鸡杀了, 妈妈特意做了栗子鸡款待未来的媳妇。在苏州仅仅两天时间,我们也没有去哪里游玩,只是陪着妈妈。“梅”却意外的收获, 向妈妈学习针线缝补。 从此时开始, 她非常愿意缝缝补补, 后来开始裁剪做衣, 进一步织毛衣, 尤其后来织毛衣,可谓专业水平, 她可以边看电视边织毛衣,还能织出不同的花样。 我问她这么一下迷恋缝补做衣, 她说:“以后我总要做妈的, 学会了有用啊!”
回南京后,“梅”的爸爸对我们说:“你们俩年龄不小了, 应该考虑结婚了。” 我猜测, 她爸爸妈妈看着我们天天粘在一起,怕我们未婚先孕, 有失他们的面子。 其实,我们虽然粘粘糊糊,60 年代的男女青年,却严格地准守着道德底线。 拥抱,接吻是有的,但只此而已, 双方都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此时的我们仍然保持着处男处女。
我和“梅” 经过6年的恋爱长跑,将要修成正果了, 时年26岁。 那时结婚异常简单, 没有聘礼, 也没有嫁妆, 两人生活必需品一合并, 就算结婚了。
其实, 聘礼虽然没有, 定情物还是有的。在我的上文里曾经描写过,我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封建家庭, 日本人侵占前期, 我们家属从浙江海盐, 到上海法租界避难。 当时我父母除了金银细软外,还带出两箱珠宝。 后来我父亲不善经营, 导致家道败落, 母亲就靠变卖首饰,维持家计。 但有两件首饰始终没有卖掉, 两枚胸针。 一枚胸针是全钻石的, 2克拉(不是单颗), 另一枚是1克拉的钻石加上绿色的翡翠, 看上去十分华贵。 前一枚是留给我哥哥结婚用的,后一枚是留给我结婚用的。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妈妈怕抄家给抄去, 说:“这枚胸针早点送给你的“梅”吧, 就算是我的见面礼。 她爸爸妈妈是解放军, 放在她家里安全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 人人自危,结果,这枚钻石翡翠胸针给“梅” 的爸爸以“破四旧”为名,主动上交了。 他并不知道这是我送给“梅” 的“定情物”。 为此,“梅”直到他爸爸去世后, 还在耿耿于怀,说她爸爸不该把我送给她的钻石翡翠胸针上交给组织。
结婚是在南京进行的, 先去派出所领结婚证。 简单, 两张纸片, 上面印有“结婚证书”字样, 签上我们两人的名字。一张我签名在前,“梅”签名在后,另一张“梅”在前, 我在后, 连照片都不用, 5分钟完事。 晚上,“梅” 的爸爸, 我的丈人,去湖南餐馆订了几个菜,有鱼有肉,就在家里庆祝一番。 除了“梅” 的爸妈, 就是我们两人,没有亲朋好友, 这个婚礼可谓冷清, 可气氛还是热烈的。 丈人高兴, 拿出了他喜欢的酒,“竹叶青”,要我和他一起喝。 我第一次喝上烈酒, 只几口, 满脸通红。
当晚, 丈人,丈母娘让出了他们的大床给我们睡。 我和“梅”第一次同床共枕, 从处男, 处女变成了真正的成年男女。两人粘合在一起,不分彼此,共度良辰美宵。 共同演奏出灵与肉的双重奏,真是如胶似漆,如鱼得水,共赴仙境。。。。。。
这一宿无眠, 她的头靠着我的胸,柔情蜜意地说:“‘申哥,’就这样一直下去, 我靠着你,永不分离, 我与你不能同生, 却能同死!” 就在这晚, 我们相互起誓:“海枯石烂, 伴你走完此生!”
我们在南京停留两周,又回苏州。 临回苏州之前,她的妈妈还悄悄的传授女儿云雨之术。
回到苏州(妈妈那时住苏州老家),我妈妈更是喜欢,看到新婚媳妇, 眉开眼笑, 急急托人去买了两只大螃蟹(妈妈从来不吃螃蟹, 吃了过敏腹痛), 每只12 两 (那时一斤是16两制), 我和“梅” 从来都没有享用过如此硕大的螃蟹。 妈妈又布置我说媳妇喜欢吃松鼠桂鱼,再到松鹤楼去买一只松鼠桂鱼, 另外, 她知道我喜欢吃水晶虾仁,又嘱我买一份水晶虾仁。 虽然,在苏州没有烈酒助兴,气氛还是热烈的。 妈妈还特意自己跑到凤凰街的供销社,买了一段淡粉红的布料, 给媳妇做新衣。 “梅”回贵州之后, 自己裁剪做成一件衬衫,一直保留到现在。 她一直珍藏着,说这是婆婆送给她的结婚礼物。
文革中的婚礼, 就如此简单。 虽然在家中庆贺,也别有一番风味, 我和“梅”浸沉在新婚的幸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