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是法国科学家、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的一句名言。现在我问一下有多少人知道这句话确切的意思是什么？或者这句话出自他的哪本书？我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回答上来，包括我在内。直到前几天看了笛卡尔的哲学名著《谈谈方法》，我才知道点他这句话的来历以及大概的意思，我也才知道，他的方法论的重要性：怀疑，但不是怀疑一切。
在中国正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笛卡尔的这句话一直是受到批判的，大学里讲到这句话，老师告诉我们说，它的意思是我在思考，所以我才存在。所以这句话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当时也就这么想了，觉得老师说的非常对呀。现在，想起来真是为自己的无知而汗颜。
笛卡尔的原句是：Je pense,done je suis(法语)。Ego cogito,ergo sum(拉丁语)。我不知道是谁把这句话翻译成为这么挺有哲理的话：“我思故我在”。但是在我看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的这本《谈谈方法》中，中文译者王太庆没有把这句话这么翻译，他翻译成：“我想，所以我是”、“我在思想，所以有我”。同时，在第二部分对“Ego cogito,ergo sum”的注解中委婉地批判了中国有关学者把这句话翻译成我思故我在的说法。译者王太庆的大意是，中国法国之间的语言结构、文化差异造成了翻译上的不同理解。下面，我根据原来具体谈谈笛卡尔为什么，在什么地方说出了Ego cogito,ergo sum这句话。
《谈谈方法》其实讲的是笛卡尔的科学研究方法——他本人主要是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大家知道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吧？就是他的成果。在这里我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西方的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准确的说自然科学才是他们研究的主要领域，只是当他们研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此有一定的体系，系统化了，并提炼出了自己的哲学，而中国哲学家不一样，中国哲学家绝大多数都不是自然科学家，我知道的只有一位——墨子，他是哲学家，同时是科学家，但是他的科学（逻辑学、武器制造、农业技术等）都是为他的哲学思想服务的。至于这个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大家可以看看何兆武老先生的一本书《西方哲学精神》。

笛卡尔在这本书中，谈到了他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我还是具体摘抄几段吧：
p5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教给大家一种方法，以为人人都必须遵循它才能正确的选用自己的理性，我只打算告诉大家我自己是怎么样运用我的理性的。
P14 我们所听信的大都是成规惯例，并不是什么确切的知识；有多数人赞成并不能证明就是什么深奥的真理，因为那种真理多半是一个人发现的，而不是众人发现的。所以我挑不出那么一个人我认为他的意见比别人更可取，我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自己来指导自己。
P16（笛卡尔方法论规则）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会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第二条：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在上面的几段话中就可以看出，笛卡尔并不是什么怀疑论者，他是一个惟理者——以自己的理性方式行事，他的几条方法论规则就是他科学研究的准据，完全都是他自己给自己建立的规则。就像他在书中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抹去砕沙和泥土，才能看到真实的地面，并从这个真实的地面上建起自己的建筑。在他把他研究的方法规则确定好了之后，抛弃一切不确定的虚假后，他开始寻找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还是真实的？什么才是真的真理？Ego cogito,ergo sum这句话就在下面的一段话中出现了：

P26 任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象到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应该把它当成绝对虚假的抛掉，看看这样清洗之后我心里是不是还剩下一点东西完全无可怀疑……既然如此，我也就下决心认定：那些曾经跑到我们心里来的东西也统统跟梦里的幻影一样不是真的。可是我马上就注意到：既然我因此宁愿认为一切都是假的，那么，我那样想的时候，那个在想的我就应当是个东西。于是我发现，“Ego cogito,ergo sum”。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
看吧看吧，现在你也大概知道Ego cogito,ergo sum是什么意思了吧：笛卡尔首先排除一切虚假，然后想什么是真的真理：我因为在想这个问题，那么很明显，我应该就是一种存在的东西，不然我自己怎么会想呢？这个是什么派、什么学说的人都不能否认的！所以才说：我在想，所以我是（东西）。这个是他运用自己的方法论理解到的第一条真理。这个唯心不唯心根本就不是他关心的问题，而且他肯定不会理解，为什么在几百年后的中国有人把他的这个真理当成是唯心的著名名句！
《谈谈方法》这本书，笛卡尔还用他的这种方法论推导出了上帝是存在的，运用的是理性推导方法，在下面我摘抄的《西方哲学通史》里有说明。
《西方哲学通史》中的介绍：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出生于法国都棱省拉爱伊镇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主要著作《谈谈方法》（1637）、《第一哲学沉思集》（即《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哲学原理》（1644）等都是在荷兰发表的，这些著作在当时都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
普遍怀疑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对自己早年所学的各种知识如神学、哲学、逻辑学等都表示了怀疑——神学断言天启真理是我们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这些观点只能使人困惑；哲学千百年来始终处于永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些彼此对立的哲学观点无一不是值得怀疑的；哲学既然如此，建基于哲学之上的其他学问就更是不足为信了；至于逻辑学（传统的形式逻辑三段论），充其量只能用来向人们说明已知的事物，而不能用来进行发明和求知。惟一具有牢固基础的学问是数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人们仍然没有在其上建立起知识的大厦。面对着这些充满了谬误的陈旧知识，笛卡尔明确表示惟有将其从心中彻底清除，“或者把原来的用理性校正后再收回来”。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把“清楚分明”的理性确立为判定真理的惟一标准，认为任何东西，“只要我在那些东西里找到哪管是一点点可疑的东西就足以使我把它们全部都抛弃掉”[30]。怀疑就是思想，思想必然就会有一个思想者即“我”存在，这样笛卡尔就从他的普遍怀疑中引出了再也不可怀疑的第一原理，即“我思，故我在”（拉丁文为：cogito，ergo sum）。
笛卡尔在这里所说的“我”是指一个思想的主体。是超越形体的，因为“我”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没有形体、不能摄取营养和走路，但是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我”没有思想。思想是“我”的一种本质属性，“我”思想多久，就存在多久，“我”只要一停止思想，自身也就不复存在了。笛卡尔把思维的“我”确立为哲学的绝对起点，表现了近代哲学中自我意识的觉醒。“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他正是以此作为根基而建构起整个形而上学体系的。

上帝存在的证明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与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他是先从“我思故我在”这个最确定可靠的命题中提取出“清楚明白”这一标准，然后通过阐明不完满的“我”不可能产生完满的上帝观念这一清楚明白的关系，而从“我”的上帝观念中推出上帝存在。一旦推出上帝的存在，他就反过来通过上帝说明了“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的可靠性之来源，由此建立起对来自上帝的各种“天赋观念”的确信，并进一步以“天赋观念”作为演绎的前提，建构起唯理论的理论大厦。这就摆脱自我意识的狭小圈子而进入了广阔的客观世界，创立了他的心物二元论的世界观和物理学体系。
“天赋观念”与理性演绎法 笛卡尔认为，我们的所有观念都无非具有三个来源：第一类即所谓“天赋观念”，它包括几何学的公理、逻辑学的基本规律，此外，关于上帝的观念也是天赋的。第二类是指由感觉提供的观念。第三类是一些关于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东西的虚假观念。在笛卡尔看来，由感觉得来的观念虽然不是完全虚假的，但是却是相当不可靠的，因为感觉本身并不能为判断这些观念的真假提供证据。
笛卡尔的方法就是理性的演绎法，它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遵循严格的推理规则，一步一步清楚明白地推演出各种命题或定理，形成完整的知识系统。在这种演绎的过程中，只要作为大前提的公理和推理规则是确实无误的，推出的结论一定具有普遍必然性。在笛卡尔那里，这些公理和推理规则本身就是建立在“天赋观念”的基础之上，而“天赋观念”则是以上帝的权威来作为保证的。笛卡尔开创的这种以天赋观念或天赋原则作为公理和前提，循序渐进地推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系统的理性演绎法，被17—18世纪西欧大陆的许多哲学家所推崇和沿袭，他因此而成为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开山鼻祖。
《谈谈方法》这本书是个很小的册子，译者翻译的很不错，很通俗易懂。

一、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之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二、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三、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四、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的考察，尽量普遍的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注意第一条中表述了笛卡尔的一个重要认识方法就是怀疑一切（不是清楚分明的东西）。笛卡尔是一个数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要理解笛卡尔的这种思路可以参考几何学。几何学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开始，以这些公理为基石一步步推出其它结论。笛卡尔认为对于其他知识的认识也是这样，要找到绝对可靠的基石，再一步步推出其他结论，使知识成为可靠的。所以首先要做的是怀疑一切。一切依靠经验，一切不能自明的结论都必须排除。然后再找到一个类似几何学中“公理”的东西。那么他找到了一个绝对不可怀疑的结论，就是我思故我在。

怀疑本身就是 “思”。
当我怀疑我是否在思的时候，就已经在思了。
所以，我绝对无法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思。
思又必须有一个主体，否则是什么东西在思呢，所以作为思的主体的“我”必须存在。
于是 “我思故我在”。
另外，我在，指的决不可能是肉体的我的存在，只是指思考着的我必然存在。

问：?能谈谈对“尽心”和“用心”的区别和程度吗[抱拳]

答：根本区别在于，“尽心”是“为己”，“用心”是“为人”。

理解“为己”、“为人”是理解儒家思想，理解孔孟，以及理解王阳明等思想的关键。

孔子在论语中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学本身就是目的，是出于本心的，满足本心。为人之学，学是一个工具，手段，是交易的筹码。

“为己”就是按自己的本心去做事，就是“诚”，就是“忠”。“为人”就不是按照本心去做事，而是受外物引诱，按照外物去做事。

“尽心”，把心当目的，心是主人，老板。“用心”，把心当工具，心是奴才，打工仔。

用心，就是使用心去达到某个目的。譬如用心工作，工作一定是为别人而做的，其目的是为了赚钱。钱本身也不是自己内心所真正需要的，而是为了去购买某种消费品。消费品本身也不是自己内心所真正需要的，而是受到广告的影响，周围人的影响，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总之是受外物所引诱的，受外境影响的。

现在人只知道用心，不知道尽心，已经失去了本心，而完全受外物所摆布。拼命的挣钱，又拼命的消费，用各种消费来掩盖和弥补自己内心的失落、焦躁和空虚。无论是挣钱，还是消费，实际上并不是人的本心所需要。

儒家非常讲，“反躬”和“自省”，实际上就是问问自己，扪心自问，这事不是我本心所需要的，是不是违背我自己的本心。如果不是我本心所需要的，如果违背我的本心，坚决不去做。不管别人怎么讲，整个社会怎么看。

所以《易传》讲，“独立不惧，遁世不闷”。自己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敢于和整个世界作对，哪怕整个世界不承认我，我也不在乎。这是《大过》一卦，的大象传，每每读到这里，都让我无限感动。

这就是独立的人格，绝对独立的人格，这就是心性的独立，心性的自由，是绝对的独立，绝对的自由。

问：?康德的意思也是目的论。

答：准确的说是康德朝向儒家迈进了一大步，那是距离儒家的心向独立和自由依然很遥远。

康德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心性的主体性存在，人心的主体性存在。在康德的理论中，真正的主体不是人心，而是“纯粹理性”，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圣灵”，是上帝注入到人心中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神，是这个神，驻扎到人的内心之中，然后对人发号施令。

康德理论的核心，就是为形而上学辩护，就是为上帝辩护，为基督教辩护。所以康德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神学。

问：我的愚见是，“独立不惧，遁世不闷”，是一个很出世的想法……

答：?这个说法不仅在易经中有，很多地方都有。是儒家的一般的思想。譬如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中所说的学，就是“为己”之学。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实际意思，就是独立不惧遁世不闷。

所以为己之学，就是尽心之学，为人之学，就是用心之学。

问：我所理解的本心应该是就是自己看待和衡量事物的标准，对吗？

答：是，判断之标准就是义理，理，所以，儒学又叫义理之学。

问：但是，这种本心，以及义理，到底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一个会随时被影响以及改变的呢？

答：关于义理、知识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已经激发了激烈的讨论。中国有，西方也有。中国的讨论最典型的有，义内-义外、性善-性恶、程朱理学的性即理-陆王心学的心即理、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整体批判、现在中国所流行的物质决定意识。

在现代文明之前，准确的说是在十七世纪近代哲学之前，笛卡尔之前。义理对西方而言，是属于神的。义理之学对西方而言，就是神学。只是神有两种，一种是人格化的神，一种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神。

笛卡尔所做的事，就是把外在的属神的义理，拉到人心之中，变成内在的。所以从笛卡尔之后，西方开始意识到心性的东西存在，开始有了心性学。但这种认识是远远不彻底的。

康德之前，西欧的近代哲学，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派别认为，义理和知识是完全外在的，人脑就是一张白纸，他的知识是完全通过经验从外部注入的。这个派别就是所谓的英国经验主义。

另一个派别认为，义理和知识是完全内在的，内在有人心的，要获取这些知识，任何外在的经验，通过沉思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这个派别就是所谓的大陆理性主义，笛卡尔是开创者。

康德是在，两者之间做一个折中。黑格尔返回理性主义，认为义理和知识来源一个绝对精神。黑格尔之后，西方滑向英国的经验主义，就是唯物主义，科学主义。基本上认为，义理和知识是外在的。

比较人类文明史中，所有关于义理和知识的所有这些讨论，最合理的是孔孟，尤其是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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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孟子“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突然意识到中文“人类”一词本来就包含人是同类的，相似的，平等的意义，英文则没有这样的意思。直至目前，西方都没出现中国的人性概念，但却一直在朝向中国人性前进，进化。

传统中文只用“人”，而不用“人类”，因为“人”字本身就有“人类”之意。类就是分类、类别，分的标准就是性， “类”是暗含“性”的，“类”就是“性”。

性是独立的，自然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自然的概念是中国人性论的基础，也是中国分类的基础。由于西方一直中国“自然”的概念，从而也就没有独立的人性的概念，没有中国独立的分类思维。

西方出现独立人性的意识，是从西欧近代哲学开始，具体来说，就是从笛卡尔开始。

笛卡尔之前，或者说西方近代哲学开始之前，西方之所以没有独立的人性，没有独立的心性概念，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中国的自然的概念。世界不是自然的，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也当然不是自然的。这样世界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控于世界之外的一个东西，那就是神。

神有两种，一种是人格化的神。多神教的神，一神教的神，都属此类。一种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神，印度奥义书的梵，柏拉图的理念，甚至德谟克利特的原子，都属此类。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在强调思考，而是强调思考的主体。思考的主体是什么？是人心，所以人是作为一个思考主体而存在，作为心性而存在。人的一切思考都是经由这个思考主体所发出，人也是通过不断思考（怀疑）而“证悟”自己的存在，世界也是通过人的思考而被人所确认，所存在。所以，人心不仅是人的本质，也是世界存在的基础。

然而笛卡尔的心性独立是很不彻底的，因为他把“理性”当成了心性的全部，而这个“理性”实质是继承自柏拉图的“理念”，是一种会思考，有智慧的理性神。只是，笛卡尔把“理性”这个理性神彻底地拉到人心之中，这一点与程朱理学对“理”的处理高度一致。

笛卡尔的实际意义，就是去争取心性独立。这对西方而言，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

无论西方近代哲学的，思想渊源来自哪里，是不是来自中国，西方近代哲学的实质，都是向心性学靠拢，都是心性化，儒家化。这是准确理解西方近代哲学的关键。

但是西方近代哲学并没有让西方获得真正的心性独立，心性自由。尽管相对于基督教，看起来获得了心性的独立，获得了独立的人性。但是相对于中国，相对于儒家，相对孔孟，一方并没有真正获得心性独立，获得独立的人性。

典型的证据是，黑格尔之前，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承认上帝的存在的。即便英国所谓的怀疑主义、经验主义的极端者大卫休谟，也不敢彻底否定上帝的存在。

黑格尔之后，西方近代哲学家，开始彻底否定上帝的存在，但这并没有使他们获得真正的心性独立。心性固然摆脱了上帝，但是却滑入了另外两种东西的掌控。一个就是意志，这是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流派。一个就是唯物主义，这个本于英国的“经验主义”。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唯物主义也影响了中国。

意志，是心性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性的全部。叔本华，尼采，把仅仅是心性的一部分的意志，当成了心性的全部，这实际上也把心性物化了，把人心物化了。

人能感知物质，也靠物质维持基本生存，但感知能力只是人的心性的一部分，而唯物主义，感知能力当成人性的全部，当成心性的全部，这也是将人的心性物化了，把人心物化了。科学主义就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所以上帝的被打倒，并没有使西方彻底摆脱心性依附的状态，并没有形成中国传统的自然的概念，而是从一个猪圈跳进另一个猪圈，尽管摆脱了上帝的桎梏，却又陷入了意志的桎梏，陷入了感觉（物质）的桎梏，阻碍心性获得独立和自由。

意志和物质，尤其是物质，也即客观世界，实际上是上帝的替代，是一种新上帝。更准确地说，客观规律、科学规律实际上对上帝的替代，是一种新神，而科学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新神学。

科学是介于基督教和中国心性学之间的一个东西。现代西方人的心性状态，也就是介于基督教的完全受控于上帝，与中国心性学的完全独立和自由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临时状态。

西方未来的趋势是，摆脱当前的过渡状态、中间状态、临时状态，向彻底的心性独立、心性自由 “进步”、“进化”。届时西方将拥有真正独立的人性。（微信公共号：新心性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