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际 中 华 智 慧 学会

文件总编号：ZHZH-15002 2015年8月5日

智慧学家张庆松博士谈毛泽东的智慧素质和历史功过

明年（2016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逝世40周年。尽管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层已经给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错误做出了评价，但可以预见，届时中国社会上仍然会出现一波拥护与反对毛泽东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论争。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激烈的“左右”分化，而分界线的标志之一就是毛泽东。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右派人士将毛泽东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而那些反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左派们则努力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这两派的观点有时十分极端，而且出现水火不容之势。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社会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对毛泽东的评价回归理性？如何消弭围绕毛泽东评价产生的左右之争？是否可以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点？毛泽东思想现在和将来还有什么价值？如何对待毛泽东所犯下的历史错误？这些问题过于复杂，可能需要非常高明的思维才能解决。为此，我们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国际中华智慧学会会长张庆松先生从智慧学的角度和智慧型思维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张庆松博士是国际著名的智慧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战略策划家）。他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专注于智慧学和国家发展战略研究，曾经在新华网、人民网、联合早报、美国侨报、新浪网等媒体上发表数百篇见解深刻的时事评论文章，为中国提出过许多发展战略建议，包括大飞机战略、标准战略、国防军备调整战略、台湾战略、网络安全战略、智慧战略等等，深受读者好评。

在下面的访谈中，张庆松博士阐述了他对毛泽东历史功过的看法，从智慧学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智慧学原理及在智慧教育领域内的巨大价值，并且用智慧素质结构分析方法指出了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提出了规避之道。他还非常尖锐地批评反毛论者的动机及其错误的思维方式。全文共一万字。

国际中华智慧学会时事评论组

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毛泽东和中华智慧

智慧学家张庆松博士谈毛泽东的智慧素质和历史功过

Mao Zedong and Chinese Wisdom

 

目录

第1问. 您曾经发表很多时事评论文章，为什么这些年很少发表时事评论了？... 3

第2问. 您对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左右之争有什么看法？... 3

第3问. 那么是否还可以使用不争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3

第4问. 为什么有很多人反对毛泽东？... 4

第5问. 您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4

第6问. 从您的家庭背景看，与毛泽东是否有历史恩怨？... 5

第7问. 您在研究智慧学的过程中是否受到过毛泽东的影响？... 5

第8问. 毛泽东的成长过程和他后来的丰功伟绩有什么关系？... 5

第9问. 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 6

第10问. 毛泽东的思维有哪些特点？... 7

第11问. 毛泽东思想和中华传统智慧有什么关系？... 7

第12问. 在您看来，毛泽东的智慧达到了什么境界？... 8

第13问. 从智慧学角度看，如何解释毛泽东后来犯的错误？... 8

第14问. 如何才能避免重犯毛泽东的错误呢？... 9

第15问. 如何从智慧学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 9

第16问. 毛泽东思想在教育领域还有什么价值？... 10

第17问. 您对社会上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什么看法？... 11

第18问. 您对过去六十年的评价是怎样的？... 11

第19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过程是否符合自然规律？... 11

第20问. 能否用智慧型预测展望中国未来？... 12

 

 

第1问. 您曾经发表很多时事评论文章，为什么这些年很少发表时事评论了？

张庆松博士：在2001年前后两三年中，我确实写过很多时事评论文章。后来因为忙着进行智慧学研究、国际标准推进和网络安全战略研究，就很少写时事评论了。当然我也不是没有写，很多文章不是用我真名发表的。

当年我经常给联合早报写稿。后来不写了，联合早报的方编辑在退休时还专门写信给我，希望我不要放下笔，应该继续写作，示明天下为己任。这份嘱咐我记在心头。现在为了推广智慧学和智慧素质教育，我觉得有必要再度进行时事评论写作。通过对时事的分析，展示智慧学原理和智慧型思维的方法和效用。

第2问. 您对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左右之争有什么看法？

张庆松博士：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左右之争是正常的，但也是危险的。

说其正常，是因为左右是一种矛盾，而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这种争执就是正常现象。左右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其经济基础往往又同财产权和权力分配密切相关，因此也就往往出现激烈相争的局面。然而，这种纷争如果任其发展，势将愈演愈烈，势如水火，分裂社会，更可能因某些偶然事件而引发动荡不安，因此也就是危险的。因此，我认为，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第3问. 那么是否还可以使用不争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张庆松博士：目前这种因社资矛盾而引发的左右之争在三十年前也曾经爆发过，但被邓小平用三论（即不争论、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给压了下去。但从多个角度看，这个不争论的方针现在已经过时了。

首先，古人云，压而不服。“不争论”的策略只能用于一时，这个矛盾迟早还会暴露出来，而且压得越久，爆发得就越激烈。

其次，邓小平当年提出不争论是因为没有实践经验，争论了也说不清楚，因此搁下争议，大胆实践，用事实来说话。但到一定时期，还是需要总结经验，再定方针的。

再次，当年发动改革开放时，百废待兴，目标清楚（追赶发达国家），方向明确（发展经济）手段简单（向西方学习），策略清晰（与国际接轨），因此还是比较容易把社会大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统一的方向。

然而，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目标是什么？老经验是否还能靠得住？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外部压力等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而且目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力量正处在势均力敌的状态，政策天平向任何一方倾斜，都会导致另一方强烈的反弹。因此，现在围绕社资矛盾的争论再度爆发，也应该有个说法了。

邓小平曾经说过，后人比我们更有智慧，有些事情让后人来处理吧。那我们就要反省了：“我们这些后人真得比前人更有智慧吗？前人做出了实践，也给我们留下了难题，我们能解决吗？”如果无法解决，那只能证明我们自己无能，而不能反过来指责“古”人。

第4问. 为什么有很多人反对毛泽东？

据我观察，在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并不反对毛泽东，反而十分敬仰这位世纪伟人。反对毛泽东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没有得到尊重。毛泽东和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性格所决定的。毛泽东是一个战略思想家，而且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总是希望将自己的理想转变为现实，全国人民步调一致地实施他拟定的建国方针，因此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把他的主张广泛宣传。但是知识分子喜欢探索未知，喜欢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兴趣广泛，不喜欢受约束。因此，才会让毛泽东得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结论。

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在改革开放后再度得到从西方涌入的价值观的加强。一些知识分子缺少对西方文化的透彻了解，盲目崇拜西方制度，鼓吹全盘西化。而毛泽东就成了这些人的攻击对象。

当然,还有还有压一些知识分子因为祖先或者个人曾经被毛泽东代表的革命势力冲击过,摆脱不了家族或者个人的历史恩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不可鼓励的。

第5问. 您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多个历史决议中已经有了全面和客观的评价。我只能从智慧学的角度，对毛泽东的个人素质进行分析，是把他作为智慧型历史人物，作为智慧学研究的一个素材来研究。

我的看法是，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创建朝代的很多。其出生，有的是官宦世家，有的是草莽英雄，但没有一个是书生。古人云，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但毛泽东就是一个书生，但他却创造了一个猛将如云的百万雄师，不但席卷神州，甚至打败了联合国军。

但坦诚地说，毛泽东不是圣人。圣人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有很多资质要求。其中一个是“随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到了老年，说话做事都不会犯错误。毛泽东已经具备了很多圣人的资质，但可惜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可以说是“功亏一篑”。

第6问. 从您的家庭背景看，与毛泽东是否有历史恩怨？

张庆松博士：我老家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千年古渡瓜洲镇。祖辈务农，在离镇五里的运河边有一个祖屋。属于中农阶层。解放前，父亲在瓜洲镇上经商，后来又定为小商身份。我舅舅家是地主成份，舅舅还当过瓜洲乡的乡长，但他属于开明绅士，因此解放后没有被镇压。我们两家在解放前都因为战乱而失去很多家业，因此解放对我们家没有太大的冲击。后来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舅舅被批斗，父亲也因为写信给我在香港的大哥反映家中的困难而被视为“里通外国”，遭到批斗，后来全家被下放到老家务农。

尽管如此，我们家人对党和政府没有任何因历史恩怨而遗留下的仇恨。也许没有新中国，我们家还会因为经商而过上小康生活。但是，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而且毛泽东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事件，必然会导致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家庭也不例外。有的获利，有的遇灾。这是天地大势和命运所决定的。只能随遇而安，自求多福。

至于文革之难，我们家也将其视为一场劫难，能够平安渡过就是万幸了。而且，在文革后，地方政府也纠正了许多错误，包括发还被没收的房屋，安排回镇工作等等。我舅舅家也因为开辟了瓜洲高家老鹅的品牌，生活也渐成小康之家。我和我哥张庆林也在1978年同时考上大学，现在都是学术名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为过去的一些过节而耿耿于怀，那就有违君子之风了。从更大的角度看，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念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对社会大众是比较公平的。

第7问. 您在研究智慧学的过程中是否受到过毛泽东的影响？

张庆松博士：毛泽东对我少年时期的成长影响很大。在高中毕业后，我在老家农村干了两年农活。每年的梅雨季节，一旦下雨，就不下地干活了。我就在家找书看。但家里没有别的书，只有四卷《毛泽东选集》，于是我就反复地研究毛泽东著作，有的时候一段一段地背诵，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和理解力。

我觉得毛泽东非常伟大，是一个具有高超素质的领袖。我试图从书中找到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原因。在毛主席的文章中，我最喜欢看的是那些涉及军事斗争策略和战役计划类的文章，因为军事斗争是敌我双方的较量，是最能发挥和体现智慧素质的领域。后来上大学，我也找到一本介绍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书，认真研读，从中学到了好几个有用的思维方法。我写文章，很多方法是从毛选中学来的。

第8问. 毛泽东的成长过程和他后来的丰功伟绩有什么关系？

张庆松博士：毛泽东的成长过程有几个特点：

第一，自幼胸有大志，以拯救民族苍生为己任。

第二，毛泽东在学习期间一直是按照自己的人生目标进行自我设计。他的学习带着明确的目标，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学习，体现出自主学习的特点。

第三，国学功底深厚。毛泽东选集中，引经据典的绝大多数是中华文化典故。来自西方的极少。

第四，毛泽东后来所表现出的高超的综合素质，没有哪个老师可以教出来，也不是完全靠读书，只能归结于两个字“天赋”。比如，毛泽东没有当过兵，也没有上过军校，却能够驾驭百万雄兵，打败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

第五，风云际会。毛泽东正处在乱世出英雄的时代。这些因素是毛泽东建立丰功伟绩的个人素质和社会基础。

第9问. 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

张庆松博士：现在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主要主张。一个是否定派，对其全盘否定，根本不提。其原因可能是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或者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另一个是坚持派，主张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我的看法有两个。一个是不同意否定派的立场。尽管毛泽东犯过错误，但应该实事求是。因为某些缺点而全盘否定，这是犯了因噎废食的错误。毛泽东能够指挥带领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其思想中必然有非常值得学习和传承的内涵。

第二点看法是对坚持派的建议。虽然我认可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但建议坚持派需要认真研究，什么样的毛泽东思想是值得坚持的。毛泽东的言论很多，哪些是值得坚持的，哪些是需要抛弃的。比如，“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还值得坚持吗？还能够作为指导思想吗？又怎么能同目前鼓励学知识的教育方针相协调呢？如果要坚持，也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不会与现行教育方针相冲突。这需要更高的智慧来处理。

我们可以将毛泽东思想划分为三个类别，一个是具体的政策，比如打土豪分田地等。时过境迁，这些政策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因此也就只能作为历史予以存档了。第二类是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主张和哲理思想。这些要梳理和处理，有的需要坚持，有的可以存档。第三类，也是我最关心的，是毛泽东的思维方法。这些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是毛泽东成为伟大领袖的素质基础。这也是最值得研究，最值得传承下去的。

第10问. 毛泽东的思维有哪些特点？

张庆松博士：毛泽东思维最大的特点是，他对辩证法理解非常透彻，运用的非常好。在《毛泽东选集》中到处可以见到运用辩证法的案例。毛泽东思想中辩证法的结晶是他两篇哲学著作之一《矛盾论》。虽然“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古老的阴阳思想才是辩证法的真正源头。因为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他才能把辩证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但目前也有人开始对辩证法提出非议。一篇题为“辩证法与放屁”调侃式的奇文认为其会把人教傻，是反民主、反科学、与科学实证主义对立的等等。这种对辩证法的批判在深入分析下并不能成立。辩证法是非常有用的思维方法，而且有很多正确运用取得奇效的案例。抗战时期神头岭大捷就是一个典范。遗憾的是，有些哲学家学艺不精，一知半解，并不真正懂得辩证法的精髓，只知道一些原理，却不懂得其运用。就像古成语中“买椟还珠”那样。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阴阳学说（辩证法）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还有“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思维方法，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结晶。有了五行学说，阴阳理论的局限性就得到弥补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根本不是二元思维，而是多元思维。这在我们的《中华智慧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毛泽东著作中，辩证法用的很多，但也有很多运用多元思维的案例。这在他的战役策划和指挥的那些文件中有很多实例。这方面目前还没有多少人研究，因为多元思维这个概念大家还不熟悉。毛泽东本人写了辩证法的文章，可惜他没有把多元思维的哲学原理总结出来。总而言之，毛泽东的思维方法有许多特别的东西，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第11问. 毛泽东思想和中华传统智慧有什么关系？

张庆松博士：毛泽东思想和传统中华智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是中国本土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个伟大人物。他的基础是国学，基本素质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前已经形成。他深通中国历史，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引经据典都是中华传统文化故事。而且因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中许多思想是相通的，如唯物主义（中国兵家思想就主张唯物主义），辩证法（阴阳理论），共产主义（均贫富）等等，所以毛泽东也很容易地就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他还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得他比那些接受过西方和苏联教育的知识份子们素质更全面，能力更强。

其次，毛泽东拥有高超的智慧。他吸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髓思想，素质全面，智慧出众。在封建朝代里，拥有高超智慧的往往都是帝王的谋臣、辅佐，如范蠡、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而毛泽东却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当上了共产党的领袖。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记录了他的言行，这是一个智慧学研究的资源宝库，可以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中华智慧的特征和用处。

第12问. 在您看来，毛泽东的智慧达到了什么境界？

张庆松博士：过去，人们在谈论或者评价人物中，都用是否有智慧，或者“小智慧”还是“大智慧”这样的评语，没有使用更为精细的评价标准。在《中华智慧论》中，我们搭建了一个十重境界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智慧的金字塔型架构，这也是个可以用来衡量智慧发展水平的大框架。十重境界分别是贤者之道，仁者之道，学者之道，智者之道，慧者之道，胜者之道，霸者之道，王者之道，悟真之道和圣人之道。

从毛泽东的个人素质和所建立的事业看，他达到了第八重智慧的境界。这第八重境界按照古人所说是帝王的学问和素质，按照现代术语是领袖素质。做一个领袖是需要很多与前面七层智慧境界不同的素质的。西方现在有领导学，也提出了很多领袖素质的标准。但西方领导学的一个致命缺陷是不懂得预见力对领袖素质的关键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的特长，也是将来发展具有中华文化特色领导学可以大写特写的内容。前面已经提到过，毛泽东的一个特长就是他的预见力。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达到最高的智慧境界呢？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对佛家和道家文化不够重视，对生命之道了解不深，没有精通养生之道；二是因为他在晚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导致许多人至今对他耿耿于怀。没有达到圣人那种与地同德，与天合道的境界。

第13问. 从智慧学角度看，如何解释毛泽东后来犯的错误？

张庆松博士：对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不能仅仅是简单的批判，更应该深入挖掘其根源，才有助于后人避免重复类似的错误。有些人简单地把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源归结于“帝王思想”，这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个人综合智慧素质上的一个缺陷，而这个缺陷也正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缺陷。虽然毛泽东后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他在青年时代主要学的是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国情非常了解。所以，周恩来等都承认，毛泽东是最合适的领袖，因为他精通中国国情（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视的是治乱之道，是一门政治学问。所以，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高手。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重视经商的学问。商人被归入下九流之列。因此，毛泽东尽管知识非常全面，但在如何发展经济方面却没有多少底蕴。对于现代工业社会里如何发展经济更是缺少经验。因此，他尝试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推动经济发展。当这个思路遇到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抵制时，他就动用他的强项政治运动来重新取得国家大政的主导权，结果导致十年动乱。

相比之下，邓小平虽然在综合智慧素质上不如毛泽东，但他有一个强项：曾经留学西方，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对于如何更快地发展经济有一套方法。所以，他在取得国家大政主导权后，就立即推动改革开放。假如毛泽东当初也有留学西方的经历，也许就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因此，从智慧学的角度看，毛泽东不懂经济，是他的一个素质缺陷。

邓小平比他更懂经济，所以他就成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代表。不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邓小平，而应该承认邓小平的长处，承认他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功绩。至于目前的一些问题，不能用来指责邓小平，而是要责问我们自己，在未来三十年能否在现在的基础上，将中国建设得更好，能否找到协调发展的道路，能否解决新形势带来的新挑战。责怪前人是毫无意义的。

第14问. 如何才能避免重犯毛泽东的错误呢？

张庆松博士：毛泽东的错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人物所犯的错误，任何人都不可能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毛泽东的错误经验教训对高素质智慧型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

我认为，最大的启发是，作为高级领袖人才，知识和素质一定要全面，不能有短板。在培养领袖级人才时，也一定要按照培养“全才”的目标来制定教育方针。这是因为，领袖人才是统管全局和战略规划的，要善于高瞻远瞩，而且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如果只精通某个领域，但对其他领域缺少知识，在个人素质上也有缺陷，结果必然会导致错误决策。毛泽东就是长于政治和军事，但短于经济，结果在发展经济问题上犯了冒进和想当然的错误。

智慧教育的主张就是要让人才具有最全面的素质，而且有配套的学习和评估策略来保障这个目标的实现。

第15问. 如何从智慧学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

张庆松博士：研究毛泽东可以有多种角度，人们常谈论的是毛泽东的政治理念，这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另一个角度是从智慧学的角度研究，主要是研究毛泽东的个人素质和思维方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毛泽东选集》，从中可以找到许多素材，来丰富我们的中华智慧学理论和实例。这方面的研究将来可以作为一个智慧学的专门研究领域，名称就是“毛泽东智慧学”。

毛泽东智慧学的使命之一就是用智慧学的原理来重新诠释毛泽东思想。现有的研究方法和原理，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哲学的，都无法完全解释毛泽东许多令人难解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比如，有人研究毛泽东的预见力，总结出毛泽东所做出的20多个“伟大预见”，但是这些人没有发现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预测解放战争进程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先预测五年，后迅速改为三年。这一修改使得解放战争进程缩短了两年)。用智慧预测学理论就可以令人信服地给出答案。

毛泽东智慧学的第二个使命就是为中华智慧学理论体系提供经典依据和实战范例。比如，毛泽东关于领导者预见力的论述可以为智慧型预测提供经典名言素材，而他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等著作可以作为智慧型战略预测的范例。因此，毛泽东的很多言论可以被采纳为“智慧学经典名言”，可以作为智慧学原理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智慧学研究需要一些先决条件，包括一套完整的智慧学研究方案，一套清晰的智慧学理论架构和一个综合素质极强的研究团队等。

第16问. 毛泽东思想在教育领域还有什么价值？

张庆松博士：在教育领域，围绕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也存在着争议。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在教育领域一直占着主导地位。但近些年来，存在淡化毛泽东思想的趋势。这引起一些人的担忧和批评，认为这种趋势背离了“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教育路线。这种争议是属于政治性的，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关系。这种争议只有在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之后才好处理。

但是，从智慧素质教育的角度看，毛泽东思想在教育领域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代表了一大批为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上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革命者的代表。无论是作为后代，还是公民，都应该对他们尊重，了解他们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

第二，毛泽东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后来成为百万雄兵的统帅，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从小树立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是基础。他少年时期的一首咏蛙诗就显示出一种豪情和自信。“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因此，毛泽东是一个为青少年励志的典范。用他的事迹来教育青少年，必将会一代代地出现一些国家栋梁之材。

第三，毛泽东思想所蕴藏的许多思想方法是一份宝贵遗产，是智慧学和智慧教育的一个宝库，这些方法经过系统整理可以传授给学生。这些方法不仅仅实用于政治和军事，在各个领域，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得到应用。在我们开发的大学生智慧学教材中，就多次使用毛泽东的语录和案列。

第17问. 您对社会上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什么看法？

张庆松博士：现在有一些文人，专门从历史当中寻找那些负面的事件，有的甚至捏造史实，诋毁民族英雄人物，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被人们称为“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将这些行为称为“主义”是拔高了，哪里有什么主义！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主张，一种实现某个目标的方法。诋毁英雄并不能树立新思想。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面，有阳光的一面，就有阴暗的一面，有成功的人士，也就必然有失败的人物。一个社会应该培养积极向上的精神，不能满网络充斥的都是那些煽动仇恨、不满悲情的所谓历史真相。有些人不去研究如何给后人提供积极健康的信息，反而把精力集中在“挖阴沟”，“掏粪坑”，专门从下水道中找垃圾，将其在媒体和网络上到处散布。应该将这些人归类为“阴沟学派”。这些人的立场、观念和方法是和我们智慧学的宗旨格格不入的。

第18问. 您对过去六十年的评价是怎样的？

张庆松博士：我对过去六十年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中国在历届领导人的带领下，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人应该有感恩之心，因为仅仅用了六十年时间，就让中国从一个弱国，一下子成为国际上几乎要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这个成就是了不得的。国人还应该有慈悲之心和宽恕之心，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错误和恩怨，不要再纠缠不休，过去的事情就让其过去吧。一切向前看。文殊菩萨仗剑逼佛的故事应该值得大家深思。

第19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过程是否符合自然规律？

张庆松博士：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过程确实与自然规律相符合，这可以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对照。

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孕育期，儿童期和青壮年期。

孕育期是指1919年至1949年。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1927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三十多年时间让新中国从孕育到出生。这是毛泽东充分显示和发挥其才能的时期，奠定了一代伟人的地位。

儿童期是1949至1978（被称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段时间是类似于婴儿到少年儿童的成长期，期间从呀呀学语、从坐、爬、站立到走路，然后进入学龄期，再经历过独立意识和叛逆意识时期，克服了重重难关，尝试了种种经验，结果虽然长成少年，但身板孱弱。但总的来说，毛泽东不但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结束了几个世纪的半殖民地状态，让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青壮年时期是以改革开放为宗旨的后三十年。这个时期主要活动一是求学，二是立业（致富），其结果是“三十而立”。在邓小平“富起来”方针指导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居于世界前列。

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担负着而且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都对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立下了丰功伟绩。我们不应该将他们两人视为对立面，而应该看成是火炬接力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和成长。

第20问. 能否用智慧型预测展望中国未来？

我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和充满信心的。目前，中国似乎面临着许多矛盾，更有人渲染中国存在危机。其实，从历史经验看，目前的困难与建国前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大问题。所谓的“危机”也只是“成长中的烦恼”。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需要注意的不是有没有矛盾和危机，而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解决矛盾、化解危机的智慧。国人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提升全民族的智慧，只有掌握了智慧的利剑，才能解纷排忧。

未来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进入中年时期，古人云，“四十不惑”。中年，正是人生事业的巅峰期，是成家立业，发挥才智的时期。在富起来后，中国的目标是“强”起来。目前，习近平主席所推动的政策，正在为以后三十年的发展加强基础。

这个时期中国应该观往验来，在充分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有清晰的目标和方向，在国际国内大政方针上应该有清晰的思路，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显得更为成熟，在文化建设方面更加自信。

再过三十年多年，到2050年左右，就到了“五十知天命”的时代，预期中国将在那时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梦想成真，中华文化再度发出耀眼的光芒。

当然，这种预测只是趋势分析，还存在许多变数。如何确保国家维持稳步上升的发展势头，遏制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这还是离不开高超的智慧。如何提升全民族的智慧，这才是当务之急。应该把智慧学研究定为国家人文社科领域内的重大战略，这不但是长治久安之道，还可以如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那样，让中华智慧更好地服务世界。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77312-946768.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张庆松博客，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一篇：【中华智慧经典名言】第2号：老子的智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