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

扩大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

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全党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努力完满实现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二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四人；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十七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二人；以及其他有关同志。（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搬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于最后对胡不信任了。

　　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们反响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是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以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的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表决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见《改革历程》一书181页-197页;参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207页-210页、213页-214页等)

　　1985年6月月或者7月，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一次会议上，在会议的讲话中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去一年里，我的日子很难过。“我的日子很难过”这句话传到了胡耀邦那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万寿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专门到我们家里来。他倒是很客气，说：邓叔叔啊，我们听说你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一句话，中央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认为这句话讲得不好。

　　我当时和他谈了一段话，其中讲了我之所以说在这一年里的日子很难过，因为包括邓朴方讲，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是邓力群强加给他父亲的。还有刘有光儿子也这么讲。我说：这个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说了。

　　我说：我是9月6日从外地回来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个多月。9月7日邓小平找我去谈话。邓小平同志说了很多，很有准备。我当时什么意见都没讲。事后把邓小平和我谈话的内容作了整理，交给了书记处。之后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真相是这么回事嘛!

　　我把两套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这期间的有关讲话，给了胡德平，请他转送一套给邓朴方。我对他说：你把这些材料看完之后，会明白事情的全部过程和真相。我还请他转告邓朴方：对中央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作为他这样的高干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后应该慎言慎行。这几句话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转告了邓朴方。如果转告了，那就一定会得罪邓朴方的。

　　同时，我还对胡德平讲：那个时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呜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P354-355)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同志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事件的发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了，而是好几年的事了。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同志谈话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经过中央常委议论，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耀邦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处自我批评。中央常委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个人来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薄老主持会议。会上有口头发言，也有书面发言。会议还印发了一些参考材料。(P414-415)

　　生活会议的气氛是正常的，会前提出的四条原则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开完生活会议后，接着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生活会议的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铁南注：此内容仅由刘崇文提供，未得到李先念一方证实）

　　还有一件事说明，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