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CND 华夏文摘，存档，供批判

林木：钱学森和他的“人体科学”

钱学森先生从“二弹一星”工程项目退休后，不甘寂寞，在草原学、沙漠学、教育学、地学、“大成智慧学”、环境科学、林学等等领域高屋建瓴予以指导。无非是些永远正确的无济于事的大话空话。钱先生最花功夫的是创建了“人体科学”。本文叙述了人体科学的诞生过程和兴旺时的癫狂形状；解剖了人体科学的二个杰作——田瑞生“香功”和沈昌“人体科技”，它们影响最广害人最多也敛财最丰，法轮功岂能望其项背；分析了气功“治病”的市场基础和源头推手；全文收结于“人体科学”的头顶盘旋着“大跃进”的幽灵。钱学森现象当是最具“中国特色”（应叫“中共特色”）的知识分子典型案例。

退下来后不甘寂寞

毛泽东时代大红大紫的钱学森，到“第二代”坐稳江山后，就被边缘化了。直到1986年6月27日，才给了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当当，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性组织，摆摆样子的。也不见得完全是年龄关系吧，只比他小一岁的钱伟长为新皇遮丑立了功，于1983年由邓小平亲令调任了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持御批的这位钱老弟可是有职有权，批示上且指明其不受年龄限制。后来上海工大兼并了上海科大等校，更名为上海大学，本科及其上学历在校生达三万多人，钱伟长当然还是校长，官方并赐予了“钱伟长教育思想”光环，成立了该思想的研究所。与此同时钱学森却还在念念不忘旧主，说“你看我一回来，毛主席重用我，周总理对我重视，聂帅也很信任，给我很大的权力，……”；更严重的是，先皇在世时钱学森曾积极批邓，贴大字报揭露邓小平爱将张爱萍向他说的私房话，张曾是国防科工委主任，实际领导“二弹一星”试验工作，1982年更升任为国防部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面对当年狠批右派分子钱伟长的钱学森，钱伟长笑到了最后。自古以来，当今往往会冷淡先皇宠臣，第二代可真是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呵。荣也好，辱也罢，最终都不过是匍匐于天子脚下的书生，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呵，他们原可以为民族、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

被毛泽东御封为“拿摩温”（№１）的钱学森怎甘落寞，他没有接受妄言亩产可达“两千多斤的20多倍”酿成大祸的惨痛教训，而是继续在自己专业之外的多个领域中屡建“新功”，以图维护他的拿摩温形象。

1984年钱学森著文《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先发表在《内蒙古日报》后转载于《人民日报》，提出了“草产业”、新食物链、新结构图、新技术革命等新说法，成了草原学专家。后来钱学森又开辟了“沙产业”，成了治沙专家。沙产业似乎涵盖了草产业，他说“接替信息产业革命的第6次产业革命，将是包括沙草产业在内的知识农业。”钱学森的沙草产业，还是建立在太阳光的能量基础上，那是个“四过”转化的过程：一是“过光(阳光)转化”，通过阳光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植物蛋白；二是“过腹转化”，通过家畜、家禽把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蛋白；三是“过机（机器、设备）转化”，把动物蛋白通过机器设备转化为食品、饮品等生态精品；四是“过市(市场)转化”，通过市场把生态精品转化为畅销商品。钱学森说：“通过‘四过’转化(过光、过腹、过机、过市)，达到‘四增’效果(沙漠增绿、资源增值、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实现‘三生统一’(恢复生态、发展生产、提高农牧民生活)。”说话一套一套的，图景也很美妙，不过他没有说沙漠上“过光转化”所需的水从哪里来！钱学森不光是说，也是出了力的，1994年他拿出何梁何利奖金100万港元设立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2001年他捐出霍英东“科学成就终身奖”100万港元以促进沙产业发展，并设立了“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

1990年钱学森刊文《人民日报》，题目是《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谈中小学校的教育改革，他说“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以后，假如我们要在世界上有竞争能力的话，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是硕士文化水平。”日本只普及到高中毕业，美国也不是人人大学毕业，钱先生竟要每个中国人都是硕士，既没必要也无可能！他继续讲“现在我们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完全可以提高教育的效率。4岁就上学，我看经过14年到18岁，就可以达到硕士水平。”每个中国人都到18岁就成硕士！又是个大跃进，教育上的大跃进。一篇热昏了头的文章，何必呢。要和钱伟长争当“教育家”？

1994进90年钱学森出版专著《论地理科学》，写的都是“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地理科学的发展战略和研究方向”，并为地理科学制订了“八字宪法”，俨然成了地学大师。

钱学森晚年创立了“大成智慧学”。不知是否钱先生年事已高、就像晚年毛泽东只会说些片言只语的最高指示那样（钱的寿命比毛长15年），没有看到过他写的对“大成智慧学”的叙述，有关文章是由其堂妹钱学敏（1961年毕业于文科哲学系，20年来专事“研究和阐述钱学森的科学与哲学思想”）转述的，我想总不至于矫诏吧。钱学森说“人的智慧是两大部分：量智和性智。缺一不成智慧！此为‘大成智慧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等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知识是性智、量智的结合，主要表现为‘量智’；而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文艺实践活动，也是性智与量智的结合，但主要表现为‘性智’。‘性智’、‘量智’是相通的、相辅相成的。”性智量智之说，是拾哲学大家熊十力的牙慧，熊十力说性智乃本体之知，而量智则是对具体事物之知；性智相应于玄学，量智相应于科学。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可比辛亥革命老人熊十力讲得“玄”多了。不过他讲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至少不包括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农学、生物学、纺织学、工程学、机械制造学、交通运输学、……，而他从事或推举过的数学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却占据了“十大科学技术部门”之五。钱学森说“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不知道他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得出多个智慧见解时，是否已集了哲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美学等等大成。“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如不在行，弄一个星期就可以成为行家。”这是在讲钱学森他自己嘛，他才是大成智慧学家，可以进入任一学术领域，弄一个星期就可以成为行家里手。

钱学森还在林业、农业、环境保护和地球科学等领域作过开创性工作，发表过指导性见解，就像在上述诸领域中那样。我相信，钱学森先生对待空气动力学是谨慎的严肃的，否则就不会有钱学森这位科学家了。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在自己专业之外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也就是中学生水平吧。在其他学科，钱学森除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外，那些新说法有多少真意义？它们实质上就像“大跃进”时风行的表演形式“大实话”那样：天冷了加衣裳、肚子饿了要吃饭！当了50年共产党员的钱学森，早已掌握了中共高官的做官真谛：事事处处高屋建瓴予以指导，自己是万能专家，说一些永远正确的无济于事的大话空话，以维护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在钱学森是想永当中国科技界的拿摩温吧，毛泽东的封赏成了他一世的包袱。

标新立异创建了“人体科学”

钱学森不甘寂寞的扛鼎之作是，开辟了一个被其称之为“人体科学”的新学科。1979年3月四川报导了八岁儿童唐雨“耳朵认字”的新闻后，钱学森敏锐地感觉到这个“特异功能”可能是他创立新学科的突破口，从而可再铸自己的科学辉煌，获得新皇重视。逐渐地，他把特异功能、气功（“外气”）和人体科学熔为一炉，冠之以“人体科学”的大名。

1980年6月3日，北京成立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次日，钱学森谈话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并第一次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一说法。1981年5月在四川举行了第二届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钱学森向该会作了《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的报告，会上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1982年5月5日，钱学森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钱学森祭出了“党性”法宝。

从1983年3月到1987年10月，钱学森仅在国防科工委下属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507所）就作了一百多次报告和发言，后整理成书名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的专著。其后，钱学森出版的有关书籍还有《论人体科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创建人体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和《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

1984年2月10日，钱学森在清华大学一个气功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的报告，他说：“搞这个事业很不容易。但我们相信，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此时他己断言搞人体科学一定会导致科学革命。报告中钱学森强调，不要把人体科学“单纯地看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活动。……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斗。”至此，钱学森已从“党性保证”这种带乞求意味的说法，上纲到搞人体科学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斗争的高度，和政治扯上了关系，连标题也学《共产党宣言》中的幽灵说法。此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对人体科学有个表态，胡没有推波助澜，导致了狂热者们的不满。1986年5月底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钱学森作了《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报告，他说人体科学“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千万不要认为是个简单的事情，这涉及到人的思想，意识的革命。”再次把人体科学和共产主义和政治扯上了关系。

1985年12月25日，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震寰少将任理事长。中国的学术团体皆称学会，如数学学会、物理学会、生物学会，成立学会要国家科委批，那里总要请些懂行的专业学者把把关，不易通过，他们就绕道找“经改会”。

虽然1981年5月己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1986年5月把那个筹字也去掉了，但钱学森并不满足，为提高人体科学的“学术地位”，经努力他终在1987年5月3日争得了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是年钱学森已76岁，表面上当了名誉理事长，由比他小4岁的张震寰兼任了学会的理事长。反正人体科学和气功（外气）科学也差不了多少，就由同一人当理事长好了。

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成立时钱学森和507所所长合作（钱的名字在前）作了主旨报告，钱学森总算稍为清晰地为人体科学划了界、定了调，他把中医、气功（外气）、特异功能、西医、营养学、体育、脑科学……等等所有和人有关的学科，都纳入了人体科学。钱学森令人瞠目结舌地把他新创的人体科学抬升到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立的地位！洋洋万言中实质性命题是，凭主观意识，或说意念，人可以发出电磁波、外气，远距离改变物质结构，治病，特异功能，创造奇迹，心想事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此外，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还力争设立了单科性的国家人体科学基金。此前和此后中国只设有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基金，没有单科性基金。

当时，二大权威杂志是《中国人体科学学报》和《中国气功科学》。后者的社长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退役将军（少将）管谦，原总参谋部通信部政委。该杂志封面上，印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主办”字样，可见这个杂志和钱学森任主席的中国科协的特殊关系。《中国人体科学学报》是“学术”性的学报，《中国气功科学》是普及型的杂志（当然杂志名称中也不忘“科学”二字），分工协作，覆盖了各式读者。

妖雾笼罩中国大地

在钱学森和退役将领的大力倡导下，三教九流纷纷出山，应者遍国中。各省市相继成立了气功科学研究会，佛道仙俗五花八门的“气功”陆续登场。众多的“人体科学”和“气功”书报杂志应运而生。全国发行的报刊除上述二种外，至少还有《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通讯》、《中国人体科学》（由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后改名《人体特异功能》）、《气功通讯》、《气功简报》、《中国气功》、《中华气功》、《东方气功》、《气功纵横》、《气功》、《气功与科学》、《气功天地》、《气功与体育》、《气功报》、《国际气功报》……等等。犹如一场淫雨后，各式菌菇乱嚷嚷拱出了地面，一刹时伪科学满天下。

据说叶剑英元帅临终前曾请“大师”发功治过病，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邓稼先也由严新“大师”治疗过。擅长钻营的各式术士岂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当建功立业以名利双收，他们虽然没有延长高官们的寿命，但是名声出去了、声势造成了。

1986甚至都成立了“人体科学三人组”（也有人称之为“中央人体科学领导小组”），成员是国防科工委政委伍绍祖少将、安全部贾春旺副部长和国家科委副主任滕藤。后改为四人组、六人组，组长是已调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伍绍祖和张震寰皆来自国防科工委——军内最讲科学的部门，钱学森也曾被秘封为国防科工委的中将。将军加科学家，双重的权威，怎不令人侧目。

1987年4月18日，钱学森对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负责人陆祖荫（物理学教授）和李升平（化学副教授）说：“现在我们的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讨论了这事，点了头，认为气功和特异功能非常重要，要抓紧研究，开发利用。气功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它有很高级的功能表现，有很深奥的内容，中央认为对此非但不能怀疑，而且要大力支持。”也确是，此前2月，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接见了清华的气功实验代表。此前3月胡耀邦已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不热心支持“人体科学”的胡耀邦已经下台，钱学森终于得到了盼望已久的中央表态（此前只是活里活络的默许），怎能不欢欣鼓舞地传达这一大好消息。如果钱学森没有矫诏，此后十多年（直至1999年7月）中华大地上的妖雾腾涌，其推手当是“我们的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讨论了这事，点了头……而且要大力支持。”在中国大陆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政治离不开党。

钱学森在清华转告了中央信息后，“大师”们更形嚣张。他们中例如有张宝胜、严新、张宏堡、张香玉、张志祥、胡万林……等等。张宝胜曾受聘于507所，说是要把他的特异功能移植于军用。这些“大师”中有人能用意念移物，有人能用意念力改变全世界蚊子的遗传密码，有人能用外气远距离杀灭细菌，有人自称和宇宙间高级生命有联系，1988年2月《气功与科学》报导了严新用气功阻挡原子弹爆炸和大兴安岭灭火实验的新闻……等等，等等。当然，最普遍的是他们都能用外气为人治病。不过张宏堡也曾多次表露“我实际上是在搞意识形态”，“我是真龙”。中华大地上一时群魔乱舞，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世纪末这种乌烟瘴气浓烈到了巅峰。后来，那些被压下来的现场报导或事实调查报告，终于露面了，原来他们都是骗子！

其间，清华大学的陆祖荫及李升平等人和严新合作，伪造了外气改变核酸分子结构等六篇论文。钱学森终于看到了他等待已久的报告，1987年8月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急咻咻地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也确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英文版《中国日报》和香港《文汇报》等大报都作了报导。于是招来了全世界的注目。

1988年3月到7月，美国“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派出6名专家，到中国来考察特异功能和外气，接受考察和试验的特异功能者和“大师”们全部失灵，美国人的结论是“这一领域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弄虚作假和欺骗”，丢尽了中国的脸，祸害了无数无知的中国人。

此后，中国人体科学双方的斗争仍十分剧烈，例如，1989年1月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曾是清华物理系学生）的讲话《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1989年2月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则在大陆出版的《中国人体科学》第1卷第4期上发文《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

下述现象是否也说明点问题？高张人体科学旗帜的核心堡垒是507所，钱学森在该所下了苦功夫；另二个堡垒是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但是，从事物理学和生物学正规教学和研究的单位，如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中科院物理所、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中科院脑科学研究所以及中科院各生物学研究所，没有参加钱学森指挥的大合唱。脑研所所长张香桐院士还在1983年3月发文批评了特异功能，对此钱学森反唇相讥道“我看这位科学家有点跟不上时代。”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院士也不指名地批评过钱学森的手伸得太长。

“人体科学”发展到上世纪最后十年，其中影响最广、害人最多也敛财最丰的当推田瑞生的“香功”和沈昌的“人体科技”吧。那位《中国气功科学》的将军社长在1998年曾有结论“香功……发展最快，适应面最广，受益面最大”；少将理事长张震寰则说沈昌人体科技“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正是我们可以超过外国的地方”。

1999年7月23日突然龙颜大怒，翻脸不认人，手谕镇压了法轮功，显是出于对非党力量的深深恐惧。虽说仅仅定义了法轮功是邪教，但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上述有关人体科学的种种喧嚣陆续销声匿迹了，并解散了人体科学领导小组，伍绍祖的国家体育局主任这一部长级官职也被撤消了。钱学森再次被打入了冷宫，闭上了嘴巴，就好像他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说过。这段历史被一笔勾销了。

中华当代史上这么热闹的一幕是不应该被勾销的。窥一斑知全豹，让我们来俯瞰一下“人体科学”的杰作——“香功”和“人体科技”。

“香功”的气势远大于任何“功”

洛阳的老江湖田瑞生，据说受人保护后已逃之夭夭。1988年已逾花甲的田瑞生出山时，用以作法行骗的是“中国佛法芳香型智悟功”，三年后在张震寰理事长的指示下逐改称“香功”。出山前田瑞生曾做过摇煤球的工人。

田瑞生的能耐有多大？他说他的胸部长有观音菩萨胸前才有的万字佛记，腹部则生出了为道教推崇的北斗七星样的七颗大红痣，一脉单传的祖师爷是唐僧和济公——“小学肄业”的田某人大概也就只晓得这二个大和尚。此人骗到一些钱财后即雇人写文章写书以扩大影响，仅笔者看到的书名就有：《中国佛法芳香型智悟功问答》、《中国芳香智悟功功法图解》、《中国香功首届学术研讨会资料选编》、《中国香功》、《中国香功健身操》、《中国香功传人田瑞生大师答香功爱好者问》、《中国香功教程》、《香功探秘》、《中华香功》、《中国香功之光的科学探索》、《香功博览》、《中华奇人神功》、《苍生大医》、《香功治病总汇》、《中国香功珍奇录》、《田瑞生大师国外传功纪实（美国）》、《千位高知话香功（第一辑）》等等，它们中大部分由大陆的正式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香功的专业杂志及报纸各一种。至于香功图解袖珍本、香功挂图、香功日历卡、香功挂历、香功磁带、香功录像带、香功光盘等等就数不胜数了。

香功也飘洋过海传法去了国外，1995年时即说其国外听众已达“50多个国家，900多万人”。

他们有“研究”机构“中国香功研究院”和“国际香功研究院”。教育机构是“中国香功培训中心”，已“多次举办过有数千人参加的大行政区及来自22省的全国香功骨干培训班。”他们还谱写传唱了《赞中国香功》、《香功颂》等歌曲。而且，香功早就建立了逐级的研究会、辅导站和练功点等组织，1995年则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香功委员会”。哪一种“功”形成了如此气候！

自封和被封为“大师”、“活佛”、“菩萨”、“天人合一”的田瑞生，在香功“学术报告”会（不叫“带功报告”会）上猛拍讲台断喝一声“去！去！去！”之类的话语，说是就能使台下听众肿瘤消失、驼背伸直、瞎子睁眼、哑巴开口、聋子复聪、麻脸变平、老枪戒烟、瘫痪满地走、弱智变聪明、近视眼摘镜。什么癌症、艾滋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减肥、戒毒……，通统不在话下。只要是他人最愿花钱治的绝症，田大师都能手到（不是手到是声到）病除！

田某人说他浑身上下每一部位“眼睛、耳朵、肩膀、手心、手指、口、膝盖、两胯都在不停顿地发出一种信息”，再加上“头顶、后脑、肚脐、后腰、脚趾、脚心”等等都“同时可以发出相当大的能量”，“我一天24小时经常发功，…，我在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发出的这些信息、能量、功，当然都能治病。不光是他的身体，他写的字、“用过的钢笔、手绢、眼镜、钥匙、笔记本及身上装的镍币等”也都能治病。甚至别人的东西，例如某死人的丈夫“拿一个眼镜盒，也是一种信息物，我给他发了气以后，他用来给他夫人治病，他的夫人死了20分钟以后，又活了，起死回生！”

牛皮要吹就吹个天来大，讲得越玄就越能蒙人。他那里肉麻当有趣，我看作猢狲出把戏。田某人还说他的咒语中包含着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次声波，他发的“气场”布满全世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要呼唤田大师就可获得信息、能量、功，看看听听大师在电视中电台里的讲话也有效。1995年4月3日他在北京电台直播室说“我可以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的观众发布戒烟指令，可以一句话让全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同时戒烟！”、“我可以在三至五年内，把全国的麻子基本上给扫平！”电台直播他不过瘾了，田某人要上中央电视台，让（亿）万民瞻仰，那时间中华大地上妖风将再度腾空而起。那样的惑众妖言、热昏了头的胡话，竟能在共产党严密控制的传媒上畅行无阻！不有人罩着能行吗？

不过，要获得大师的恩泽也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一曰坚信一曰尊师。尊师得有行动，例如“1995年4月1日下午在首都体育馆作香功学术报告”，田瑞生个人收入因“全部捐赠给希望工程”外人方知竟高达55万元。一下午就净得55万元！香功信息产品当然也是要化钱买的，例如《香功治病总汇》33元一本、磁带10元一盒、光盘60元一张，往脸上一揩就能抹去麻子的“信息手帕”等物的价格就更随意要了，田大师指示“信息物在香功辅导站买”。事实上，香功已是一个庞大的产业。田瑞生还把他的四个儿女放飞了江湖，到后来一般场合田大师已不肯降贵纡尊亲自出马，改由他的儿女们到各地作“香功学术报告”，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至于“坚信”即“信则灵”，那可是件绝妙的法宝，不灵是因为你不信，不光受术者要虔诚笃信，周围的人亦需深信，而且要不在场的“家属也非常相信香功”。

沈昌说“沈昌人体科技的内容就是心想。心想事成。”

来自江苏北部农村的沈昌，2001年底已被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12年徒刑并罚款895万元，罪名是非法经营和偷税。1990年沈昌找到苏州市电子工业局的官员当靠山后，把苏州作为了基地，他的“功”则起名“沈昌特功”。“大师”们如不勾结官府，将无立锥之地，谈何打开局面，怎能兴妖作怪。在苏州打底后沈昌很快把他的总部迁去了上海，然后进军北京，且改名“沈昌特功”为“沈昌人体科技”，以紧跟钱学森“人体科学”那名称。初去京沪需大量金钱打点，但也未花尽他在苏州的所得，沈昌置于苏州银行中的部分存款被冻结、1999年7月以后解冻并从中补交的税款和滞纳金就高达2000万元，可见沈昌颇捞了些苏州百姓的钱财。

沈昌具有什么“功”？他说“从现代人体科技的角度看，古代的巫术就是现代的特异功能，在技术角度上叫做巫术，在功能角度上就叫做特异功能。”据说沈昌的母亲和祖母皆为巫婆，沈昌的巫术可是家学渊源。沈昌继续说“沈昌人体科技的内容就是心想。心想事成。”“沈昌人体科技的基本原理就是‘想’。”“想象肿瘤没有，肿瘤就没有了，想象疾病没有，疾病就没有了！”太妙了。“想象时，要心想、眼看、嘴说、手做。”不过，光是你想没有用，必须他沈昌大师想象你肿瘤没了，同时还得听沈昌的嘴说没有了、眼看沈昌的手做势把肿瘤割掉了，那才有效，否则他怎么收钱。此外，沈昌作法施过巫术的茶叶、录音带、梳子、鞋子、……等等也都能治病。所有这些当然要信才灵。

沈昌是否真能治病？1993年12月20日，他到上海华东医院对30位乳房肿瘤患者作法，减痛、缩小、消失皆无效，黔驴技穷后沈昌怪罪于在场观望的医生，说是这些怀疑之徒形成的“对抗场”，把他的法力对抗掉了！于是医生也被他说成了是能发“对抗场”的巫师。

沈昌还有更了不得的惊天宏论，他认为人可以直接从太阳光吸取能量，可以省略掉植物和动物对能量的转化过程。不知沈巫师发现了人身体上的什么东西也具植物叶绿素的功能，因此，人们不需要吃植物和动物，晒太阳就行了。钱学森讲如果人体科学有所突破，其意义比量子力学、相对论都重大，沈昌于是跳出来呼应道，人不用吃东西只需晒太阳就能活下去，那绝对比任何科学发现都伟大。信口开河的“人体科学”！

沈昌进军京沪后就通了“天”。他根本不担心苏州冻结其存款，上海顶级的大医院也只得接受他去作法表演。那本权威性杂志《中国气功科学》曾集中宣传过沈昌，其中七八篇文章的标题里即含沈昌的名字，还有记者专访、“专家学者”评说等等，沈昌成了该杂志1998年度风头最健的人物。是年该杂志的将军社长还曾组织指挥过对反对者的围剿，沈昌本人发表的大批判文章中提出的二个主要论点一是“否定特异功能，同时也否定了党和政府领导的人体科学，等于说党和政府都在搞伪科学。在政治上与中央精神相左。”乖乖隆底咚（很抱歉，笔者使用了沈昌家乡的方言，感叹词也），这顶帽子可是要压死人的，怎么又祭出了“反右”、“文革”伎俩？沈昌俨然成了中共中央代言人，谁否定他就是否定党和政府，就是在政治上和中央唱反调！矫诏可是要杀头的呵。沈昌的第二个论点是“有些人以反对伪科学为由反对人体科学，其目的是以西方文化否定东方文化，使东方文化全盘西化。……有些人数宗忘祖（沈大师不知道成语“数典忘祖”；祖宗嘛，祖和宗总是联在一起的，就创造出“数宗忘祖“的说法来了——本文笔者），一味拾洋人牙慧，可怜又可悲。”反对“人体科学”就是否定中华文化，这又是他们的一个王霸逻辑。

少将张震寰曾把沈昌和钱学森相提并论，认为钱学森从理论上、沈昌从实践上发展了人体科学。在“人体科学”领域里显然实践更重要，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理论。张震寰一泻千里地说道“沈昌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同现代科学也有关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说沈昌文化也好，沈昌特异功能也好，……不完全是祛病强身，她与万事万物都有联系，这就没有边了。”好家伙，巫术被提升为“沈昌文化”了，又是传统文化又是现代科学，且联系着万事万物，乖乖隆底咚，真是没有边了。

如果不彻底批判田瑞生、沈昌等骗子，今后还会不断冒出“大师”。但是难呵，因为他们后面站着“官”！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受到过批判，而是被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代替了。因此，中国大陆仍有长出田瑞生式“大师”的土壤。

贫穷和无知构建了“气功治病”的市场基础

香功鼎盛时有人对北京的听讲者作过调查，发现“80－90％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且妇女人数居多”。这个群体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在城市公民中最为低下。还有更低的农民。中国人还是很穷，花四五十元钱听场报告就能治好毛病，这样的便宜事蛊惑力实在强烈。那些已“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人，与其等死何不找连“死了20分钟”也能治的“大师”试试。不信的人是不愿费时花钱去听江湖术士跳大神式的报告的。专程前往听讲者，即使发现实际上不灵，也宁愿相信、宁愿说有效吧，谁愿意被说作心不诚、信不坚“悟”性太低呢。不过，摧眠疗法、心理暗示等医疗手段早已有之，并非“大师”们的发明。

田瑞生、沈昌等人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具备了巫师道公、算命瞎子、拆字卖卦、说书先生、卖狗皮膏药、唱小热昏、强拚叫花子、巫婆神汉诸色人等的本领。进入带功报告会场，那种诡秘鬼谲的气氛怎不使信则灵者陷入彀中，尤其是那些死马当作活马医的病入膏肓者。“香功学术报告会”还有一些绝招，田瑞生虽是个半文盲却学会了部队首长作动员报告的本事，不时煽动台下听众作些热、胀、麻、酸、香、亮等单音节回答，而且，信则灵者们必须现身说法当众宣告在自己身上灵了，你不宣告就不灵！甚至是要到田大师身旁的主席台上去宣告。这样一来还愁气氛制造不出来吗。对众多的受害者笔者深表同情，他们除了破财外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少数信徒则走火入魔得了精神病，死亡也不无听闻，被贻误病情、断送性命者实不计其数。人体科学的最大受害人群是底层百姓。

祸水来自扶植起“大师”的政界和科技界势力

上世纪末，近乎有二十年的时间，中华大地上妖气滚滚。那些装神弄鬼的“大师”们固然可恶，扶植、培育、把他们捧上“大师”宝座的人应该负更大的责任！从上述香功书籍中可以数出热心推广香功的将领和官长多达二三十位。其中，少将理事长张震寰曾于1991年亲赴洛阳，参加香功“首届学术研讨会”，并严厉警告了对香功和人体科学持不同意见的人，说“你揭露假气功我赞成，但是你要注意一点，你要把真的也说成假的，我就不答应你！”“你把我们真的都说成假的，那你是干什么！你说你科普哇！你一辈子也做不成！”“我说你白纸写成黑字，你砍都砍不掉！你登吧，不要着急，不要怕它，到时候再对证！”少将军使出了毛泽东反右时的“阳谋”手段，在揭露者们的头顶悬上了达摩克里斯之剑，他要秋后算帐。

当然啦，老江湖田瑞生也深谙政治投机之道，总参谋部文化部部长李静大校就称颂“田大师……马列主义学的非常好，对党非常热爱，他对毛主席非常热爱。”“大师更十分尊重和拥护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那些在任时一呼百诺、退位后冷冷清清、心态极不平衡的耄耋老人们，十分想“发挥余热”以继续发号施令“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也得有个选择，推广中国独创的“人体科学”将可再建功绩，甚至在世界科学史上留下大名！而且“大师”们又个个腰缠万贯。

倘若说参加革命前没上过几天学的一些人判断科学常识问题存在困难（他们可能“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尤其是受了科学拿摩温的影响），热衷于推广人体科学和外气的头头脑脑们可都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伍绍祖是清华研究生毕业，张震寰说是北大毕业生，管谦则“被誉为专业领导干部中的‘自学成才’者”，至于钱学森更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真令人难以想象，谁说得越邪门，张震寰等就越予以推崇。与其说管谦、张震寰、钱学森等人在捧“大师”，不如说他们在捧自己，他们在等待“大师”们的出现，以证明自己预言的正确。酒不醉人人自醉，他们陷入了自设的梦境，己先于“大师”们疯狂了。他们早就做起了多年后才出现的“中国梦”。

那些以讲授和研究科学为职业的教授专家们，弄虚作假宣传伪科学也同样不可原谅。一些在本专业中江郎才尽又不甘寂寞的人，研究起了“人体科学、特异功能、气功”（这里讲的气功专指“外气”，田瑞生叫它做“信息、能量、功、气场”，沈昌称之为“特功、人体科技、特异功能、巫术”。“大师”们全靠那不存在的“外气”治病。）著名者有清华学大学教授陆祖荫（后调职中科院高能所）、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理达博士、清华李升平副教授等人，据说最早还有上海的顾涵森。他们都声称检测到了“外气”存在的物理学或生物学佐证，甚至能在北京纪录到从广州及美国打来的“外气”。后来的揭露表明，这些人违反了防止串通、作假和先验的双盲准则，他人根本无法重复他们的所谓实验。

陆某人还和少将理事长一起奔赴洛阳对香功作了“热情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讲话。”二位北京来的大员在其后四年中相继病故。他们一从政治上一从“科学”上把田瑞生捧上了“大师”宝座，将他推向了全国，田某人却没有救活这二位大恩人。是二人不相信香功能治病、因而在他们身上不灵？或者是田瑞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力？陆死后他在高能所拉起的人体科学课题组，还追随田瑞生编造了若干检测假报告。

用实验证明“外气”存在之风低沉后，钱学森回复到把希望寄托于“大师”们的实践。直到1998年，钱学森还在《中国气功科学》８月号的卷首说“张宝胜的功能有时作用在药瓶子上，有时作用在磁记录器上”；此前该刊的１月号则报导“著名人体特异功能者张宝胜”和另一人在1997年11月召开的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学术报告会开幕式上“分别成功地作了‘特异穿壁’和‘空中取药’的演示”。

实际上，早在1988年中科院鉴定组即验证过当时最负盛名的“气功大师”张宝胜的所谓特异功能：张始终没能从密闭的玻璃瓶中穿壁取出药丸或放进巧克力，后来连伍绍祖也不得不承认张宝胜有作弊的嫌疑；在魔术师的协助监视下发现张宝胜的耳朵识字等也是弄虚作假。这一验证报告被压７年后才得以解冻。然而，10年后钱学森仍坚称张宝胜能穿壁取药。钱先生也很累，所谓高处不胜寒？即使明知错了，也必须坚持错误，一以贯之，以维护自己永远正确伟大的面貌吧。

外气和内功

笔者坚信，在中华大地上，香功刮起的妖风最为猛烈，窜红起来蹦得最高，组织最严密，分工最精细，网络最庞大，欺骗性最强，捞的钱最多，危险性最烈，受害人最多。其次当推沈昌人体科技。因为他们得到了半官方组织——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和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的力挺。即使是“真龙”张宏堡所创建的“中功”，也不能望香功及沈昌人体科技的项背。

早就有人写文章说中功“无论从规模还是组织结构上……都远远超过法轮功”。法轮功没法和中功相比，更远远没法和沈昌人体科技、香功相比了。至少形而上说，独独指定法轮功为邪教不公平。

田瑞生大红大紫四年后，当过多年解放军的李洪志出山。你未唱罢我登场，戏法人人会变嘛，当然他们面世时都声称是为了普渡众生。和田瑞生创建香功时一样，李洪志创建的“法轮功”开始时也是举办收费的“学术报告会”，有了钱后就出书，例如《中国法轮功（修订本）》1994年6月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转法轮》1994年12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二书皆由海军政治部印刷厂印制，海军政治部，又是军事又是政治的。法轮功也提供多种宣扬本功法的文字声像出版物，在全国建立了多个辅导站。香功和法轮功都说练功治病前，无需先带意念，不必做准备动作，功法简便易行。太繁复，上钩的人就少了。和田瑞生一样，李洪志在国内打下基础赚够钱后也曾漂洋过海去美国传法。

比田瑞生年轻25岁的李洪志毕竟口嫩了些，书是自己匆匆写就，没有请秀才们润色，也没有抬出唐僧济公来为自己涂脂抹粉，而径直说此功是他自己所创，给长官们以狂妄之感。最为严重的是，他没有拉哪位将军官长帮衬，没有投靠官府，没有讨好半官方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和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使得离休老人们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因而，李洪志没有像田瑞生那样被官员们说作对党非常热爱、对毛主席非常热爱、十分尊重和拥护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法轮功面世时曾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荣纳为它的“直属功派”，但是你李洪志不识抬举，三四年后就被这个半官方组织宣布为非法了。

我等外人实在看不出法轮功和香功有多大区别，它们同是“佛法功”，且都和密宗关系密切（即使在佛教中，密宗也是最神秘的流派，倘接受密宗已被密封于陕西法门寺地宫之说，那么密宗在汉民族聚居区的流传只延续到晚唐，又神秘又短命，最好做文章了）。田瑞生和李洪志也都声言，除佛门师父外他们也都得到过道家上人的传授。在中国百姓中，知识愈少愈是将佛道一锅烩。

李洪志的文化水平明显要高一些，他比田瑞生等人的聪明之处在于，逐渐从看病转向了“传法”，转向教信徒自我修身养性，转向“真、善、忍”。即使是健身治病，也转向要信徒自用“内功”而不是靠他人的“外气”。包治百病迟早会被拆穿西洋镜，“法轮大法”就随我讲了。不过，传法将涉及世界观，中国怎会允许出现新的思潮或新的宗教流派呢？你搞封建迷信我不反对，你骗财害命我不干预，你要脱离开党的领导另搞一套，我决不答应。

下决心镇压法轮功的导火索，当是1999年7月中旬法轮功徒众的“包围”中南海吧。其实，中南海的大部分疆界老百姓连看都看不到，只有西侧高不可攀的围墙外有民众可通行的府右街，西北一角则和老北京图书馆隔街相望，民众怎么包围得了中南海呢？但是，事前一无所闻，连哼哈二将——警察和传媒也没发出任何信息，就在鼻子底下出现了那么多的法轮功信徒，使“第三代”十分惊恐。据说，这些法轮功人既不拿标语也不打横幅，不喊口号不唱歌，只是在人行道上轮换着练功和静坐，沉默无声像个影子部队，如此有组织守纪律，岂不更为可怕。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年后，竟在自己的心脏外面突然冒出了这么一股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影子部队，怎不令神经过敏者胆战心惊。虽然这在民主国家乃司空见惯，更激烈些高喊着执政党下台的示威游行也屡见不鲜。但是在非民选的专制国家里，领导者就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危害统治的大逆不道行为，非镇压不可。据传邓小平曾对江泽民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仅就镇压法轮功这点看，江也得到了真传，足以令第一代和第二代放心的。

到目前为止笔者对法轮功知之甚少。小肚子里怎么会有一个不停旋转的“法轮”呢？而且这个法轮正转时能吸收宇宙能量供身体所需，反转时又会打出废弃物，他的废弃物却有益于周围的人，“普度众生”嘛。排除杂念、禅定守一自是有益健康，也能自愈某些疾病，但是何必把“真善美”改成“真善忍”呢，而且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见《转法轮》目录页及正文第11页）。其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为佛教。”显然，中国人已经忍得够瞧的了，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也不敢到村旁粮库里去抢粮食吃，这就使那些“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统治者们能肆无忌惮地鱼肉百姓。我看应该把“真善忍”改成“真善争”，争自由争民主争自己应有的权利，把统治者们关到笼子里去！

笔者本能地不相信法轮功，就像不相信外气、特异功能、人体科学那样。但是，我不相信，不能阻止别人相信。信仰是各人的自由，只要不妨碍他人的信仰就行。因此，笔者不赞成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李洪志或其信徒害了人、犯了罪，那就按有关法律去惩办。笼统地把有众多信徒的法轮功整体地说作邪教，那只是个定义问题。毛泽东就惯用这一手法，先定义你为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然后再一个一个来收拾你。倘若说法轮功是邪教，那沈昌人体科技和香功是更邪的邪教，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和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是邪教的总后台，管谦、张震寰和钱学森则是邪教的副司令和总司令！

如果说套在第一代脖子上的绞索是五七反右，第二代的是八九六四，那么套在第三代脖子上的绞索就是九九法轮功了。共产党如果不自己解开这些绞索，总有一天绞索会被收紧。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执政时说过“现在我们承认错误是请求人民宽恕，如果被人民控告，那就是罪人。”

听说境外多有学历比笔者高得多的人笃信法轮功，对此我没有探究过，其实我对法轮功也知之甚少，因此无法作出评论。但我知道，科学巨子牛顿（Isaac Newton）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没有妨碍他们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被共产党待为上宾的杨振宁说过“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宗教是不恰当的，更不要说是戴上政治的有色眼镜了。笔者沉浸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年，且被政治洗脑有年，自是也是在用科学的观点看待法轮功，恰当与否敬请读者评说。

有人说，1999年7月23日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钱学森没有随声附和，保持了科学家的独立品格。如果这不是往钱先生脸上贴金，也是出于不了解情况的良好愿望。相信看阅本文至此，不会再抱有这种愿望的。月刊《中国气功科学》收摊于1999年年底，该杂志1999年1月号和12月号上的封面人物，都是钱学森和江泽民的合影大彩照，占了整个版面，这不是显示了他们二人的亲密一致吗？对这二张照片特别是后一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解释呢：这是江泽民在向钱学森致意、安抚，向钱学森及他背后的势力（尤其是军内老干部）承诺不会侵犯到他们的利益，同时也要他们给江一个面子，不要干预对法轮功的镇压。这是一场交易，钱学森受宠若惊当会效忠新皇，予以配合。哪来什么独立品格，到达北京的那天起就自动放弃了。

本文依据的资料皆取自当时的公开报导，倘另有内幕消息或更深背景，笔者概不知晓，对此也无法负责。

后来逐渐暴露出有权力机构活摘法轮功信徒的器官以谋财害命，这绝对超越出了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的想象空间，一群十恶不赦的喝人血吃人肉的凶顽，他们犯下了反人类罪！若真有此事，这些恶魔当坠入十八层阿鼻地狱！

“人体科学”的头顶盘旋着“大跃进”的幽灵

钱学森明白，在中国这片没有经历过象样的民主洗礼的古老国土上，自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去国时钱学森刚出校门只有25岁，倘若说那时他对自由的认识还不够清晰，20年后回国时故国的严峻却大大超乎了他的意料。惯于用枪杆子说话的新朝权贵们，借助如水银泻地般的党组织形成了严密得吓人的政治势力，建立了远远强悍暴戾于任一新皇朝罗织的统治网络，自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压扁，从三维的立体压成了二维的平面，没有空间了。钱学森出国时自由是多少的问题，中华大地上仍然活跃着一批像陈独秀、张国涛、毛泽东、鲁迅、宋庆龄等和当局不合作的人，更多的人像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梁漱溟、巴金、萧乾、晏阳初等等，也都保持着自由身；钱学森回国时，自由已成了有无的问题，自由被收归了党有。

其实，钱学森在美国遭到政治迫害而不得不回中国时，恐怕他已决心重投新主、另建功业了。就纯政治来说，他没有资本建功立业；就纯业务来说，他也明白中国没有让他取得更多学术成就的条件。钱先生又不甘寂寞，就只能走“政治加业务”之路，凭藉以往的业务成就、假借当今的政治力量，以另建功业。用数学语言来说，这条路对钱学森而言，是充分必要条件，能走得通，舍此也别无他路。于是，他尽力迎合圣意，以争当科技界的拿摩温；争得后，更依上命不断地再立新功；新皇登基后则另辟蹊径以维护拿摩温地位，甚至梦想获得更大荣誉。

1955年回国略事调适后，1957年钱学森成了反右积极分子。1958年投入大跃进，所谓从理论上证明了亩产可达“两千多斤的20多倍”而“深得寡意”。他在1958年申请、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漫长岁月，遵命从事学术意义不大的军事工程。1969年钱学森积极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否定人类文明、突出“数千年出一个”毛泽东的浊浪推波助澜。在一篇所谓的“哲学”文章里，钱学森声称要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直至文革结束，钱仍不遗余力地诋毁现代物理学，诸如发文《人民日报》斥责宇宙膨胀理论是伪科学。钱先生对相对论和宇宙膨胀说的批判，使人怀疑他对物理学理解得有多深，毕竟钱学森读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专业，没有接受过物理学的科班训练。去美国后又是从航空工程系进入的空气动力学领域。毫无疑问，钱学森先生是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但科学家不会万能，他不见得一定熟悉正统的物理学领域。那就不要用哲学、甚至是政治和毛泽东思想去批判物理学。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钱先生响应号召，跟随“第一代”批邓，并揭发了邓的爱将说的私房话。毕竟从本质上说钱学森是个书生，玩不过专搞政治的人，他怎么知道邓先生后来会成为“第二代”呢。此后，钱学森就退居二线了，更多地用“民间组织”的名义，或者说是假借过去威势以半官方名义，惨淡地勉力维护着拿摩温地位，后来最用功的当数“人体科学”了。

钱学森已经把“人体科学”称之为科学，作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是治学之道。然而他采用的是“先有结论，以权作证”也即无需证明的那种“反右”、“文革”期搞政治运动的手法。他自己是做不了科研工作了，但可发表长官加学霸的双重“权威”意见。《气功通讯》1990年第一期还兴奋地追加报导说：看到清华大学陆、李等人的论文后（实为伪论文），钱学森主席于1987年8月说“它无疑是人体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实在使人受到鼓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4天后再次批示道“……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猴急之状跃然纸上。于是乎，大报发通讯、学报登论文，成立了国际医学气功联合会，向日本等国派出了以张震寰为团长的气功代表团，“大师”们去多国传法，国内更是达到了癫狂程度。

1995年底出版的《中华奇人神功》中说“钱学森认为气功是‘科学的新发现，科学革命的先声’。”中央人体科学领导小组组长伍绍祖在1998年的《中国气功科学》上也写道“钱学森同志讲：‘人体科学是科学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吹捧得那么高，又是一个顶峰！以前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顶峰，现在是钱学森在“科学领域”里提出的珠穆朗玛峰。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华大地上冒出了一批靠说假话向上爬的人，假话说多了，说假话的人多了，爱听假话的人和爱说假话的人就以为假话成了真话。假作真时真亦假，害死了多少人呵。那时中国已上天了一颗亩产假“卫星”，世纪末竟又放了一颗“人体科学”假卫星，他们让中华民族屡屡贻笑于人类！更主要的是使广大中国人遭了殃。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所表征的大跃进这一反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潮，至今没有受到批判，谬种尚在孽裔犹存，谁说不能借尸还魂。君不见“人体科学”的头顶盘旋着“大跃进”的幽灵。对中国人民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没有见到检讨，几十年的思维定势却依然顽固，何必呢，老是想登高一呼充当领袖，以君临天下的态势踏进自己不熟悉的专业领域，讲些毋需什么专业知识的话语，企图开创这个学科，预言那个学科，太不自爱了吧。

现代造神运动的倡导者，恐怕首先是为使自己流芳百世。推测出将出现比量子力学、相对论意义更重大的学科之人，不是十分伟大？聆听到了科学革命先声的人将是科学革命的先知先觉，发现了科学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者只能是科学殿堂里的上帝。都21世纪了还搞那些玩意儿，将反惹一身臭气，还连累了国家民族。

钱学森回国后，很快就变成了“政治家”，染上了“中国特色”。书生怎么有能力有本钱搞中国式政治呢？如果他留在美国，只会是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取得更高成就、从而对人类（包括中国人）作出更大贡献的科学家。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在美国仅猖獗一时，李政道等二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时，距钱学森回国还不到二年，李、杨那时也是中华民国国籍，钱学森竟没有再坚持一下。就钱学森先生的个人因素来说，他是否太骄傲了？回国事是这样，回国后更是如此，他太不甘寂寞了，太爱出风头了。当然也有环境的原因，而且是决定性的因素，“时势造英雄”啊。钱伟长先生（据说已入住上海瑞金医院的副总理级高官才可享用的高干病房）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呵！

钱学森先生和钱伟长先生，殊途同归，皆是中共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代表，钱学森更为典型。在钱学森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自我奋斗出了成绩，共产党就来拉拢你收买你，封官许愿，以增添它的“伟大光荣正确”。那些上了政治之舟的人业务上再也弄不出什么新名堂了，于是助纣为虐，出卖良心，淋漓尽致地做起共产党的科技官来了。风助火势，火藉风威，以糟害人民。“钱学森现象”当是最具“中国特色”（应叫“中共特色”）的知识分子典型案例吧。

（2010年1月定稿，活摘那个自然段添加于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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