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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11月以来，世界各大媒体集中报道了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多达60%的中国富人（资产净值在150万美元以上）已经决定或者正在考虑移民；在净资产在150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中，27%的人已经办理了移民手续。美国国土安全部《2008年移民数据年报》显示，这一年度有4万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加入了美国国籍。

　　法新社援引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报告称，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中国富豪们，有46%的人正在考虑移民国外，有14%的人已经办理了移民手续，接受采访的富豪们透露，至少30%的人已在海外投资，由于某些国家会为来投资的外国人提供永久居留权甚至给予国籍，所以这批人随时可以移民海外。

　　新华社报道，在过去10年里，中国大陆已有200万人拿到了美国绿卡，40万华人取得了加拿大国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最近发布《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蓝皮书称，自1978年以来，中国向海外移民总数达到450万人，其中赴海外留学的107万人中，仅有27.5万人回国，70%以上的留学生流失海外。

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1）》透露，中国内地资产1000万元的富人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近60%接受调查的富人都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资产1亿元以上的富人群体中这种表现更加明显，大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47%的人正在考虑投资移民。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结构中十分重要的阶层--官僚特权阶层，也出现了更值得警惕的异动。我这里有一份很陈旧的资料：2004年10月，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披露，仅1998年至2004年7月期间，因贪污、贿赂、侵吞、挪用公款而潜逃海外的党、政、公安、司法、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干部、管理高层人员就有7160余人，这还不包括外逃未遂被捕的1267人。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透露，申报到美国投资移民的人数，2008年大约500人，2009年就超过了1000人。观察家指出，能够把子女送到美国留学，或者能拿出数百万人民币把老婆送到美国投资移民的绝非普通百姓，而是财力雄厚的官员，在这些官员中很多是所谓的“裸官”。“裸官”是指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做官的人。据说我国有118万名“裸官”，平均每个省(包括直辖市)有3万多名，这些“裸官”已经把数百万家属子女移民到了海外。

　　据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和谐温暖的国家，人民生活简直幸福得要死，半夜做梦都在嚷嚷着感谢党和政府，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留恋万恶的资本主义，去了就不回来了呢？怎么会有那么多吃里扒外的东西放着天堂一样的日子不过，非要坠到地狱里去活受罪呢？

　　英国路透社是这样解释的：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增长及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惠及到所有民众身上，但未能克服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如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境、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食品安全隐患等，人们为了逃离这些社会弊端，所以在他们有条件离开的时候选择了离开，这也是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报告的观点。路透社说，海外移民现象“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普遍的艳羡情绪。”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则认为，那些想离开中国的人，主要是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选择在海外投资的人，则是为了分散和规避人身及资产的风险。国内有论者则站在国家立场上忧心忡忡地说，如此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的出现，不仅会造成我国的财富流失，同时也会造成人才流失、税收流失和消费流失，对中国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将产生消极影响。

这些解释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然而如果认为仅只是上述原因就推动起了如此大的移民浪潮，让那么多不同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道路，我又认为是不全面的，没有真正触及产生这种巨大社会动能的最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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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伊斯顿把社会过程描述为一种致密的政治系统，他试图证明，这种政治系统不分时间和空间，不管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原始的还是发达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体现出了大致相同的规律或者说特征。伊斯顿所做解释的基点，就是把社会过程中的国家特征、政府运作和公民行为看成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政治互动关系，即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所构成的行为系统，为了更好地说明他的观点，他通过《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创建了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著名的“伊斯顿政治系统模型”。

　　这个模型非常复杂，简要概括，我想它应当是这个样子的：所谓社会系统，主要由政府与人民这两种最基本的要素构成，这两者只有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显示其存在，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公民的要求被称之为对系统的“输入”（input），而政府作为系统中的接受方，则根据这种要求制定政府政策，采取有效行动，满足公民的要求，这就是“输出”（output）。“输出”既有可能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产生好的影响，也有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也就是说，未必全部能够达到公民所要求的那种条件，于是，公民继续重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样，就形成了这个模型中的另外一极，即“反馈”（feedback），“反馈”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将不得不重新审查已经做出的决定，改变某些行为；另一种，就是针对公民要求中提出的新问题，继续制定政策，继续采取行动……社会过程进入到另一个循环。

　　一般来说，循环畅通有效的社会，就像一个人拥有强健的肌体一样，我们将其称之为健康的社会，反之，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伊斯顿为这种阻滞的社会过程发明了一个专有词汇：“黑箱”（blackbox）（与波普尔的“封闭社会”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意思是，在公民意愿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为选择之间，不透明，不畅通，决策仅只在政府成员中间（也就是极少数人）产生，而非由最广大的构成社会的公民提议产生，公民用来表达愿望和实现利益的通道被淤塞，政府决策与公民利益有很大的冲突，甚至背道而驰，完全违背他们的愿望，侵犯他们的利益。

　伊斯顿试图揭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规律或者说政治运行规则，因此他没有对“黑箱现象”给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归纳，但是，稍微具备政治学常识的人都会发现，“黑箱现象”所对应的恰恰是人们常说的极权专制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在极权专制主义状态下，政策才可以被少数人依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制定，政府才可以毫无顾忌地违背人民的意愿，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民的利益，并拖延乃至于拒绝在社会过程中做有效的“反馈”。

　　我们观察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德国，观察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观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好朋友古巴和朝鲜，都无法否认伊斯顿的概括具有无情的精准性，当你弄清楚他的思路以后，你得到的惊喜将不亚于阅读哈耶克和波普尔所得到的喜悦，你甚至会觉得，这三个人尽管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然而他们却都在指认同一个事实。

　　对于这个事实，生活在宪政民主时代或国家制度下的人一定会极为惊讶，体面舒适地问：“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而生活在专制独裁时代或国家制度下的人则只能瘦骨嶙峋，长歌当哭：“命！这全是命呀！唉嘿嘿嘿……”

　　“命”好还是不好，既受制于文化传统，又受制于现实政治。就像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教伦理中产生一样，极权主义是在等级制观念中产生出来的，只要这种观念作为精神现象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机体之中，这个社会也就很难能建立起健康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也不可能形成政府与人民的有效互动（即“反馈”），这个社会一定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社会领域出现“拧巴”，形成所谓的“特色”。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下面我选择一些与我们的话题有关的数据，来说明我们的“特色”究竟是什么“特色”，这些“特色”究竟是怎么来到我们面前的，它又在什么条件下促使产生了移民浪潮，希望读者有耐心读下去，当然，对数字头疼的读者也可以跳过去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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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国行政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老百姓的收入只增长了19倍，中国44%的政府开支都用在养公务员上了（日本同样的费用仅为2.5%）。以2007年为例，用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单位工资为29425亿元，加上其他支出，共计花费3753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9．95％，而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例却低得可怜，仅有12%，这个比例在日本占到54.18%，美国占到58.31%，德国占到53.84%，英国占到55.27%，巴西占到40％。与之相对应，中国用在全民教育和医疗的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却是这样的：日本23.3%，美国21.5%，印度19.7%，中国呢？不好意思，是3.8%！

　　另外一个数据或许可以解释我们对上面的数据感觉错愕的原因：中国历代官民比例，西汉为1：7945；东汉1：7464；唐朝1：2927；元朝1：2613；明朝1：2299；清朝1：911；当下是多少呢？1：67，也就是说，我们每67个人就要供养一个官员。

　　据预测，中国政府2011年全国税收将突破600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13亿国民（包括被城管追打的小贩、每天奔行20个小时的长途运输汽车司机、在地铁口卖针头线脑的老太太、住在简易工棚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被迫下岗的工人和被政府强行拿走土地的失地农民）每个人都强制性地被政府征缴了4615元税款，相当于每个家庭（以4人计算）缴纳了18461元税款，可是--我们不说别的，单说学费：中国大学的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位居全球第一！

　　下面的数字同样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政府掠夺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有多么严重：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持续增长，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达到世界第二了，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又是多少呢？以2008年为例，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的7％！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不久接受采访时，让我们很没面子地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还停留在美国1910年的水准。

　　再说一说让人心碎的房价。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标准是5：1，联合国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是3：1，日本是4：1，发达国家城市中，澳大利亚悉尼是8.5：1，美国纽约7.9：1，英国伦敦6.9：1，韩国首尔7.7：1，日本东京7.9：1，新加坡5：1，中国是多少呢？平均大约为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更是达到了40：1！房价为什么这么高？最重要原因是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各级政府形成依赖土地收入的“土地财政”维持运转，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单是土地转让金收入一项年均增幅就超过33.6%，这笔钱都是从老百姓兜里用近乎于抢劫的方式拿出来的。如果说卖地收入是明抢的话，那么，房地产项目各项环节的行政性收费就是暗抢了，这种毫无道理的行政性收费竟然达到50余种，涉及25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总体费用占到全部房产项目开发成本的15%-20%！

　　有论者指出，一方面特权垄断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损失，另一方面医疗、教育、环保等成为了无米之炊。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中国政府曾经提出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数地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项也没有实现。2005年，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社会科学报》2006-11-9）。从1991年至2000年，政府拨付的合作医疗经费全国农民分摊下来每人每年仅1分钱（《当代中国研究》2003.No.4）。北京大学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额仅为大病花费的8%（《社会科学报》2006-2-2）。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里的人起码有六到八成（《深圳商报》2005-7-30）。

　　至于被权力垄断的殡葬业利润可以达到1000%-2000%，骨灰盒利润达到300%，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就不说了吧！

　　“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模式所导致的发展，从根底上来说是以牺牲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实现的（所谓低人权，低工资，低社会保障也），有人极而言之：“先富起来的不是人”，虽然情绪化了一些，却也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底层民众的利益被政府和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强行劫掠，在相对意义上不是变得更富有，而是变得更贫穷了。事情还不仅于此，在政府的掠夺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不仅严重透支了社会资源，同时还造成了触目惊心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估计，单是空气污染一项，在中国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达到65万人以上，世界银行估计的数字还要大一些，达到75万人。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达到20万人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到0.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0-14岁儿童每年有超过20万人由于意外伤害死亡，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世界第一。

　“陈行之同志，你这个态度很不好，话不能这样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困难再小，乘以13亿就会成为超级困难；成绩再大，被13亿人一平均，也变得微不足道了，你得体谅政府的难处。”

　　我很体谅政府的难处，但是，我们怎么看待政府人员日益猖獗的腐败呢？我们怎么看待政治运行过程对腐败所起的制度性保护作用呢？我们又怎么看待政府人员远远高于其他社会人群的犯罪率呢？一份资料说，从1999年到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推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有人惊呼：“中国政府工作人员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大的犯罪群体！”而这里所说的“政府工作人员”不是我们可以视而不见的游手好闲之辈，他们是载入国家宪法的“三个代表”，是我们每一个人躲也躲不开、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公仆”，是直接面对民众诉求（“输入”）和应当对这种诉求做出回应（“输出”）的权力者，是在社会过程中本应当对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做出反应（“反馈”）的机构，这样一个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都至为重要的人群，居然成为了“最大的犯罪群体”，你让我们说什么呢？你让我们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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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种种现实并不是飘在空中的浮云，我们也绝没有闲情逸致远远地欣赏它的五彩缤纷，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像烟雾一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直接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之所以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甚至死也死不起，不是源于多么深奥的社会运行规则，它就源于这些看起来与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枯燥的数字对比之中。

　　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所反映出来的深刻的社会现实，决定着所有中国人的生存形态，必然会招致人民对政府的批评，事实上，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民没有沉默，他们通过所谓的“群体性事件”顽强地表达着自己的诉求和反抗（于建嵘先生对此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网民更是通过网络这个唯一还透气的孔隙，尽可能表达着自己的观点，然而得到的结果又如何呢？据官方统计，仅2006年一年，中国政府就逮捕了604名据说是危害了国家安全的人，是2005年的两倍，以同样罪名遭逮捕的人数，2007年达到了742人，比前一年增加了23%，2008年逮捕了多少？2009年逮捕了多少？2010年逮捕了多少？即将结束的2011年逮捕了多少？它们分别增加了多少百分比？不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知道的是，目前国家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已经超过军费，我想，在这个令人乍舌的天文数字中，肯定不缺少对表达不同观点的人的监督和逮捕费用。

　　凡此种种，不同位置的人的见解当然会彼此迥异。

　　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所谓“全面”，我理解应当包括体现公民参与社会过程的政治状态，包括关乎每一个人生存质量的经济状态和包括体现在更广阔社会层面的文化状态，如果上述三个方面都出现了溃败，当然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有人则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官民对立严重，贫富差距巨大，疯狂掠夺社会的特殊利益集团如入无人之境，已经把中国弄得满目疮痍，国之不国，超负荷的资源透支和环境污染已经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国在山河破，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坠入地狱。然而却也有人认为正是在这个匪夷所思的时代，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推动和改变了中国，意思是把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强大了，成为了世界瞩目的国家。更有人全然看不到我们列举的令人悲愤的数字，相反，认为目前中国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富裕，安定，和谐，幸福，好得不能再好了，再好就要出麻烦了。甚至有人高烧四十二度，认为中国权威主义的权力主导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上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那句口号：“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从哪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饿殍遍野），再次成为了某些人的歇斯底里臆想，他们把这种臆想强化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为了宣扬这种意识形态，甚至把宣传机构设置到了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用贫苦中国人节衣缩食缴纳的税款，一掷千金地宣传起了所谓“国家形象”，在全世界开设了数百家形迹可疑的孔子学院--之所以用“形迹可疑”四个字，是因为这个学院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派出的文化机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著名的歌德学院并没有使用德国政府征缴来的纳税人的钱，仅仅是一个接受各方资助的用于进行文化交流的民间组织。

这可怎么是好？！

　　我们想象一下：有一池子水，清澈见底且温度适宜，里面拥挤了很多人，惬意地洗濯身上的污渍，或者甩开膀子游泳，互相嬉戏，打打水仗，总之，池子是让人很想往下呆的地方。忽然，池子中间出现的了一道阻隔，那一边没有什么变化，人们照旧怡然自得，活得挺好；这一边却出现了一条身上刺了青龙的大汉，面目狰狞，挥舞着一根棍子宣称说：“从现在开始池子是我的了，怎么个洗法儿，能不能游泳，允许还是不允许嬉戏和打闹，都得听我的，谁他妈要是不听话，我就用这根棍子敲死你们丫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用棍子敲人”当然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暴力，譬如用推土机碾压反抗拆迁的村民之类，而是指政府通过强制手段对国民财富的掠夺和占有，我认为这种掠夺和占有在客观上具有一种暴力的性质。

　　一开始人们不以为然--水池子原本是大家的，凭什么你说占就占了去？我怎么玩儿凭什么得听你的？就因为你身上刺了一条龙吗？不当回事。没想到，棍子真的呼啸过来了，有的人被打了个满脸花，还有的人被按在水里，问：“服不服？说！你丫服还是不服？”谁敢不服呢？结果都服了，于是大汉就开始在这个池子里由着性儿折腾，所有人都瑟缩着，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

　　“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所造成的后果，是大汉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到后来池子变得而越来越污浊，并且不知道为什么水一下子变得滚烫，变得很深，身子虚弱的人的脚探不着底，头露不出水面，只能在那里挣扎起伏，到处都是呛水的声音，有的干脆就被淹死了。

　　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图景，究竟会对人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这种心理影响将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人做出行为选择？这些行为选择又如何构成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稍微有一点儿头脑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个身体尚强壮的人心想：“不行，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也得让人敲死，或者按在水里淹死，我得早一点儿想办法离开这儿。”就偷偷向另一个水池子看，那里没有刺了青龙的大汉，虽然也有一个胸前印了标记的伙计，但这位伙计面目并不狰狞，态度很是恭顺谦卑，绝不敢对人粗鲁，人们很有理由地命令他做着做那，他呢？忙得呼噜噜的，一会儿扔给人游泳圈，一会递一把毛巾，没有一刻停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愿意呆在一个温度适宜并且有人服务的地方呢？于是那个身体强壮的人就很想到另一个水池子里去，也像那里的人那样在有人伺候的情况下舒舒服服地活上一阵子。

在这种严酷的生存境况（我这里还没有涉及人的精神发展所遭遇到的极为严重的困顿）下，有幸聚积起跳到另一个水池子的能力的人，当然会渴望跳出去，就像青蛙会本能地从开水里跳出去一样，我们没有理由责怪他们对祖国不忠诚，没有理由责怪他们见利忘义，更没有理由责怪他们贪图“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即所谓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精神之源吗？我甚至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最大精神成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认识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当然，它不仅限于物质，它更关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关乎人对未来的预期。

　　移民现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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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面从宏观角度谈论了导致移民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然而促使已经移民和决定移民的人之所以做出逃离决定的，还有很多绝对个人化的原因，有一些原因甚至是无法摆到桌面上来的，因此，我们更应当注意到这一点，然而本篇主要探讨的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只粗略地提一下。

　　从目前来看，移民群体大致上可以分为精英、富人和官员三类人员，他们做出移民选择的个体原因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类：精英的逃离。

　　这里说的精英，大部分是海外留学人员，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研究的高级人才，这部分人是一个国家最健康、最富有活力的血液，他们的流失给国家肌体造成的健康问题，怎么想都不为过。除了我上面列举的数字之外，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2010年6月11日，《环球》杂志的一个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在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这么多被称之为国家栋梁的精英，为什么要逃离自己的祖国？

学者崔卫平先生认为，精英们之所以想走出去，最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国内活得“身不由己”。她解释说，那些能够移民的精英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然而这并不能让他们真正挺直腰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人做事。这个社会的很多人，包括在别人看来是有地位有保障的人，甚至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是身不由己的。人不仅需要免于“被干涉”，免于突然有一天拆到你的房子，免于被改造思想，他同时还需要免于被支配，免于被别人捏在手里，免于对他人诚惶诚恐，这样才谈得上有尊严。

　　然而，在这样一个以权力为支点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权力位置决定一切价值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逆向淘汰”、“人身依附”等丑陋现象的社会，一个正派人是很难保持直立的，当你不得不对权力弯下腰来的时候，你还谈得上尊严吗？连尊严都没有了，你所珍视的自我又能保持多久呢？当你具备条件摆脱这一切困顿，让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能够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你当然要摆脱，你甚至可以不顾身家性命去摆脱，于是，移民国外成为了你的唯一选择。

　　我相信，当这些精英离开祖国，踏上陌生国家土地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伤感的，他们知道是何种力量把它们驱赶到了这个地方。现在这种力量仍旧在祖国的大地上野蛮横行，无数出类拔萃的人仍旧在被摧残和折磨，而那些蝇营狗苟之徒却正在为登上了权力的殿堂弹冠相庆，正在进一步麇集为逼迫精英逃离祖国的野蛮力量，他们层出不穷，这是一出永不谢幕的戏剧。

　　第二类，富人的逃离。

　　有专家谴责为富者不仁，认为富人选择移民海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这位专家就像余秋雨大师含泪劝告灾民那样劝告富人说：“投资有风险，你的财富到了国外很可能会化为乌有……”我觉得专家很可笑。有没有风险，那些在血与火的打拼中奋斗几十年的人不比你清楚？用得着你这种小儿科的劝告吗？我们退后一步说，即使是风险，国内真的一定比国外安全吗？在一个信誓旦旦宣称“绝不”搞私有制的国家，在一个什么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整个行业“国进民退”（例如煤炭）的国家，财产能是安全的吗？因此，我认为躲避财富风险（这是与投资风险是有区别的两回事）才是富人逃离的最主要缘由，这个缘由之所以掩盖在人们的种种议论之下，是因为你若想就这个话题往深挖掘，一定会碰到许多不便言说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有政治风险的，因此，人们只好打哈哈，说能说的东西。

　能说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据说富人之所以选择移民海外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一、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二、对食品安全的需要；三、对优质教育的需要。这三种需要恰恰对应着中国的三大痼疾：严重的空气污染、举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失败的教育体制。这种考虑合理还是不合理？这要两说。

　　从常理上说是合理的，谁愿意成天呆在臭气熏天的屋子里呢？谁愿意成天吞咽有毒食品呢？谁愿意自己的孩子被教育弄得神经兮兮、只知道党和国家的利益、不懂得也不会主张个人权利的傻子呢？在国外，空气不好、食品不安全你可以走到大街上去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下台，在这里你朝谁去说呢？你也想上街吗？小样儿，先把你丫抓起来！在国外，孩子至少可以保持智力基本正常，正常地看自己和看世界，不至于被意识形态教育弄得成天说假话，说话咧咧咧，既不知道自己是谁又不知道他人是谁，六亲不认，连爹妈都不认，就认得钱和权。

　　然而我对富人移民并不全是同情。30多年来，中国施行的是一种缺失政治改革的权力主导型的经济改革，这种改革必然会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制造许许多多幽深莫测的“经济黑洞”，这种经济黑洞，用形象化语言说，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权力和资本疯狂交媾之后生下的一个一个怪胎。有人用“富人原罪说”来解释这种现象，意思是富人带着这种权力和资本交媾的“原罪”。尽管也有靠才智赚干净钱的富人，但是，绝对不能小觑带有“原罪”的人的数量，绝度不能忽略这些人选择逃离时内心深处避罪或者脱罪的心理。

第三类，官员的逃离。

　　这是最令人深恶痛绝的一种逃离。

　　长期在海上冒险的海员都知道，当一艘船即将遭遇海难时，平时很难看到的老鼠首先会激动起来，拖家带口地跑到甲板上，躲进轮机舱，爬上桅杆，有的干脆绝望地大喊一声：“去他妈的！反正是个死！我去也！”跳到海里去了。这种现象很难得到科学的解释，只能认为，船上的老鼠有一种奇异的直觉能力，它们之所以拖家带口没命地逃奔，只是因为它们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生物界的这种异象，在地震发生之前也会出现。我听一个朋友讲，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前，有一家人要出远门，养了十多年的大黑狗突然泪涟涟地对主人说：“唉！真舍不得你们呀！”结果地震发生的时候，守候在家里的大黑狗就被砸死了，主人信誓旦旦地认为，大黑狗一定事先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尽管避罪和脱罪也是官员逃离的重要原因，但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们比所有社会人群都预先感知到了这个社会潜藏着巨大危险，预感到了船将要沉没，就像那些爬上桅杆的老鼠一样，想在船沉没之前为自己找一条生路，这种现象曾经大规模发生在上个世界九十年代苏联巨变之前的苏联政治官员高层。

　　现在有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官位越高的人越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我一个职位很高的朋友曾经郑重地向我伸出一根手指，神情严肃地强调说：“陈行之，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了，很快了！”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这位朋友也赶了潮流，早早就把老婆孩子送到了美国，所谓“裸官”者也。

　　不幸的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是无法逃离的，而无法逃离的人群却又必须无条件接受已经逃离或正准备逃离的人群的统领，今天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天讨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此同时你又在不断遭受着他们的精神剥夺和物质劫掠，还不允许你表达不满，非得让你说你活得比世界上所有人都幸福，不这样做就动用国家机器治你，这才是最要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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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社会学观点，所有人类个体都从属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而人的本性就建立在他与这个共同体的社会互动以及他与其他成员的社会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只有把个体的人放到整体之中，他的行为才能够得到理解，而整体的意义恰恰又隐含在无数个体的行为选择之中。

　　中国大规模移民潮既是个体人的“逃离”，又是整体社会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人的“逃离”和社会的“运动”是一种正常的社会过程，正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才构建出作为个体的人性和作为整体的社会性。有了这个认识基点上，那么，任何个体行为就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任何社会驱动也就都可以找到动力源了。

　　前些日子我去美国，发现一些已经移民到美国的台湾人正在准备放弃绿卡，重新返回台湾，仔细了解，发现他们这样做出于两种理由：一是台湾的社会福利最近几年正在好起来，有的地方甚至优于美国；二是两岸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减少。你看，就是这样两个如此简单的理由，就导致了一部分人群做出新的选择，在社会过程中显示出新的气象。

　　试想，如果中国大陆也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不再因为“特色”而让人提心吊胆，人民不再被权力和资本掠夺，那些触目惊心的数据不再破坏人的内心安宁，教育还原于教育本身，环境不再被污染，食品不再是“毒品”，谁还会愿意背井离乡逃离家园呢？谁还会到外边去寄人篱下呢？

　　问题在于，那种迫使人不得不逃离的力量是不会这样想的，那个身上刺了青龙的家伙是不可能心甘情愿把水池子让出来的，于是，能够逃离的继续逃离，不能逃离的继续忍受敲打，流血满面也就流血满面了，把你按在水里淹死也就淹死了，你没有任何办法。

　　这是我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