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们对发展的一般理解，发展使社会获得明确而实际的收益，包括物质生活整体而公平的改善，普通人的尊严得到提升，社会更加稳定而平和，人们的精神和道德生活有了进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另外一种发展，它没有使人们普遍和公平地从发展中获益，财富以不公平的方式向少数人集中，人们的精神和道德在倒退，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收益与它给社会带来的问题相比，它的负面效应更大。 　　被高调宣传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如果稍加察看就会发现，宣传者对它只是作了非常简单同时也非常片面的诠释：称为奇迹，是因为中国GDP持续高速发展；称为模式，是因为这种持续的高速发展体现了政治集权的优越性。　　当然，实际图景远不是这样只由一两根线条勾勒而成。我们知道，宣传是为了现实预先确立的广告目标，需要突出和夸大某些事实，但同时又需要隐瞒和“忽略”某些事实。这也是宣传与要求尊重客观事实的新闻报道的最大区别。　　中国奇迹的故事没有说经济高速增长从根本上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创造的结果。中国凭借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获得了世界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强力推动了经济增长。低廉的劳动成本吸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公司纷纷把其产业链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加速了这一进程，它们推动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形成。中国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生在同一时期，农民工数量从1997年的3890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1•3亿人，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70和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韩国，都曾经同样得益于全球产业转移而获得了高速发展。　　中国奇迹的故事没有说是全国人民为中国经济源源不断地输血，没有这种输血，不要说奇迹无从谈起，就是正常的增长也不可能。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靠政府投资推动，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92%，2010年中国投资占GDP的比例达49%。政府的资金来源无非一靠财政，二靠银行。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税收每年都保持在20%-30%的速度增长，两三倍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而纳税人则承受着世界上最繁重的税负，银行则用隐蔽的方式蚕食着居民的财富，国有垄断性银行人为压低存款利率，使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长期处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出现严重的实际负利率。　　可政府又是这样的一个投资主体，它自己没有一分钱，却可以大手笔投资，不会有投资失败的约束；它又是这样一个利益主体，投资的决策者不花一分钱，不承担任何风险，却从投资中获取巨额的净收益--升官发财。正是大量的和十分廉价的资金支撑着政府年复一年的大规模投资，无休止地建楼和推倒重建，修高速路，建机场，投资重化工业。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重复建设造成的大量资源浪费，GDP却因此获得了快速增长，长官的个人政绩熠熠生辉。　　中国奇迹的故事没有说增长的质量。就经济发展的质量而言，中国明显不如当年同样高速发展的日韩，它们都通过承接世界产业转移成功地步入了创新国家的行列。中国也未必比得上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和印度。同中国相比，印度的私营企业更具活力，金融体系更加健全，大学更加富有创造力，巴西则在解决贫富差距上表现出色，近10年来，巴西半数的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了68%，而10%的富人群体的收入仅增长了10%。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健康和牢固的基础上。中国制造业至今仍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随着中国的劳动成本升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将逐渐失去竞争力。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汽车销售市场，却无法拥有汽车生产的核心技术。模仿因袭，不能实现技术创新，始终是“世界工厂”的尴尬和无奈。　　科技作为人类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财富的创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企业都是高度创造力的产物。权力显然不是这样的创造性力量，它有能力集中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投资，可以组建行业垄断性的庞大企业，但没有能力创造伟大的科技型企业。权力是分配财富的力量，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它只蜕变成攫取社会财富的力量。攫取比创造简单的多。当看到每年有千千万万的年轻学子为挤入权力部门而拼搏考场的时候，我们极难想象，无法想象，不敢想象，在年轻人普遍以谋取一官半职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将会有多少创造潜能。即使在大学和科研部门这样专门从事创造性研究的单位，更多的人们也不是潜心研究，却是热衷于追逐权力--可以攫取财富的权力。对于企业家，他成功的捷径不是经营自己的产品，而是接近权力和向权力投资，寻求权力的庇护。　　中国奇迹的故事没有说“奇迹”付出的巨大代价。它不只是让一代人付出代价。中国为世界输送廉价产品，把污染留给了国内，这使它成为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土地到河流，我们的生存条件在日益恶劣；被污染饮用水、食品和空气，都已危害到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一场不可小视的健康危机正在迫近我们。可以表明这种危机的证据是，目前我国有85%的死亡病例是由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据权威机构预测，2000年-2025年中国患病人口将增长近70%。在一个穷人占大多数的国家，仅医疗支出就将对很多家庭和个人带来沉重的负担，甚至灾难。　　中国奇迹的故事也没有说社会财富是怎样分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政府通过二次分配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国家稳定的目标。经济增长越快，社会财富越丰裕，意味着政府有更大的能力和更多的手段来推进社会公平和稳定。但中国不是这样，增长不是缩小贫富差距，而是扩大了差距；不是使社会更加稳定，而是使社会更加动荡。政府既自行决定征税，又自行决定开支，这不但导致它过度征收，也导致它过度挥霍，不但挤掉了民众的收入，也挤掉了民众的福利。中国政府的高收入与高开支多年来都为社会舆论所诟病，劳动者报酬则长期偏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财政收入相当大一部分用在政府自身的奢侈性消费上，极不透明的“三公消费”（公款消费、公车消费、公款旅游）据人们估算已达万亿元人民币，但另外一方面，2010年全国的公共卫生医疗支出却不到区区15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仅相当于英国的八分之一，而中国人口是英国的20倍。　　谁来分配和怎样分配社会财富，是一国政治体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没有大众的政治参与、权力绝对集中的政治体制中，财富分配远不只是国家财政收支，它还包括对以国家名义控制的所有资源的分配，从全部国土一直到国有垄断企业。税收、土地收入、国企的垄断利润，它们所形成的规模巨大的财富都被纳入政府的支配之下。掌权的人作为利益主体决定财富分配，其结果就是形成权力为一方和民众为一方的财富博弈。官与民争利，这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即政府所得是民众所失：政府的土地收入来自于民众丧失的土地收入，国企的利润来自于行业垄断和向大众消费者收取的垄断高价，政府把更多的国家财政用于自身的开支，国民的福利就会减少。　　中国奇迹的故事也没有说社会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付出的沉重代价。无论是权力的放任，还是资本的放任，都导致人们精神和道德的败坏。在政府推动大规模投资的同时，权力和资本也在加深勾结，权力寻租极其活跃，它整体地污染了人们的精神，就如碳排放整体地污染了空气一样。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想象一个官员廉洁要比想象他腐败困难得多。精神和道德造成的污染比环境污染更难以清理。一个陷入腐败泥潭不能自拔的社会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发展？看看中国足球的可悲命运就一清二楚，无须多说。假球、黑哨、贿赂、贪官一样不少的中国足球是不可能有未来的，它虽然曾在某个时刻似乎就要崛起，但假象很快就破灭了。污秽贫瘠的土壤不会盛开美丽芬芳的花朵。　　根据一种十分盛行的说法，政治集权的最大优势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诸如修筑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举办世界上最豪华的体育盛会，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修建高速铁路网。但不应忘记，这些大事中还要包括全民大炼钢铁。更不应忘记，还有很多比上述的事情大得多的事情是集中力量也没有办好的，它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持久稳定，发展健康的教育，培育创新型国家。　　中国模式，被称为创造了中国奇迹的中国模式，究其实不过是这个古老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的现代版本。这种模式曾在农业社会时代创造过所谓的汉唐盛世，尽管它至今仍令一些人激动不已，但那终不过是基于劳动力丰裕的优势、而不是基于科技优势的简单成功，今日的“中国奇迹”，它仍不过是基于劳动力优势的简单增长，而且还没有将真实的环境成本计算在内。据权威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到GDP的10%。在当代经济中，凡是不是建立在科技创新之上的经济都不可能持续增长。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增加，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中国增长的动力也在逐渐丧失，而如果科技动力又无法形成，增长放缓的时刻就必定到来。　　中国模式的风险包含了多种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道德风险，还有社会风险。说到社会风险，它主要表现为传统的社会冲突形态，即官民冲突。中国的权力模式对中国历史上一再爆发的农民起义和由此引起持久的社会动荡负有绝对责任。这种模式在实质上是官民之间的利益搏弈模式。在一个由权力分配的模式中，必然出现按权力分配的格局，形成掌权的少数与无权的大多数的利益冲突。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社会财富总量能够满足人口的增长时，官民两个阶级的关系趋向平稳，当经济处于下降阶段、财富总量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时，两者的关系就趋于紧张，社会矛盾呈爆炸性的累积增加。　　中国当前经济下行的可能性不再是遥远的猜测。一旦经济增速下降，它与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些新因素结合起来，就将产生不难预测的后果。工业化程度加深和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意味着脱离土地的人口空前增加，经济不景气波及的人口数量空前庞大，赤贫人口将迅速增加。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很低的时候，他们对收入下降更加敏感。年轻一代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他们更容易获取和交流信息，对生活有更高的期盼；他们中还有上百万失业大学毕业生，以及更多在社会底层艰难度日的人，深怀挫败感的年轻人有着更加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和冲动。　　当社会危机迫近时，社会管理者没有通常他们自己想象和希望的那样在连贯的思维中形成系统的解决方法，实际上经常是被动应付，被眼前的事件推动前行，冒出一个火星后就急忙去扑灭一个，然后进行一些修修补补。对待出现的麻烦，不外剿和抚两大手段。在麻烦尚处于可控之时，它们也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麻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无论是剿是抚都可能成为使事态全面失控的导火线。当前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具有整体的性质。每年都呈快速上升态势的群体事件，它们的具体起因、参与人群、表现形式各不一样，有为了土地的，有因为拆迁的，有要求加薪的，有抗议环境污染的，但它们都是“中国模式”所产生的问题。因此，某些个别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并不会缓和整个紧张的社会局面。早先几年沉重的农民负担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减轻农民负担曾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取消全部农业税、农民负担问题解决之后，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加稳定，因为新的危机又产生了。　　一个不难想到的应对方式是努力调整分配办法，在短期内增加居民收入，稳定人心，这就要减税和增加工资，但它们都只有十分有限的操作余地：对一个增长高度依赖政府投资的经济体来说，减税的空间不可能太多，而发展方式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仍然要依靠投资推动增长。政府缩减开支的其它途径也同样没有多大可能性，“维稳”的庞大开支将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糜费国帑的“三公”消费依然不会减少。如果财政收入骤减，首先会影响到的必然是投资减少，这样对经济将造成剧烈震荡，给当权者带来极高的政治风险。虽然国家财政部最近确定了明年的减税改革目标，但是否能实现目标还未可知。过快增加劳动工资也不是企业能够承受的，中国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本已十分微弱，广大的中小企业到了要靠偷税逃税才能求生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分配上的问题，或者把中国社会的风险仅仅理解为经济上的某些失策，肯定是看走了眼。医生诊断的错误，将导致整个治疗方案的失败。如果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上升到世界第二是一个奇迹，那么一个经济领先世界的国家其人均收入排名世界120多位就更是一个奇迹。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种富裕的国家和贫穷的民众如此怪诞的统一。这不免让人对过去关于发展成果的真实性疑虑重重。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严重病态的呈现，不仅是经济病态的反映，也是政治不适的反映。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经济问题必然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的成功既然被看视为政治的成功，相应的，经济问题也要转化为政治问题。任何改革或改良如果脱离政治目标是不会有结果，都会有名无实，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社会的风险评估，观测社会心态的变化比察看经济形势的变化更加具有意义。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人们，都能真切的感受到愤怒的情绪弥漫在自己的周围。对贪污腐败的愤怒，对谎言的愤怒，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对践踏基本人权的愤怒……人们嘲笑权威，嘲笑自封的代表，嘲笑皇帝的新衣。当普通人看不到改变的希望的时候，愤怒和嘲笑就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民众不再有对社会管理者的起码信任，不信任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不信任它对事情的解释，不信任它的承诺。人心思变。　　需要改变的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首先是权力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代价是中国无法承受的。目前，它的代价完全由中国普通民众承受着，但不要认为这一局面总是会维持下去。只要模式没有改变，社会危机的根源就始终存在。就象洪水那样，只要上游涨水，下游的水坝就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并终于有一天被洪水所冲跨。再坚固的水坝也无法对抗洪水的不断冲击。根据一相情愿的想法，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可以解决，可事实并不是朝着这一方向进展。发展的确能带来某些问题，并通过发展使问题获得解决，但它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发展是在一个健康的模式内进行的，这个模式内在地具有纠偏功能；反之，如果发展的模式自身就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发展的结果将不是促进社会的和谐，而是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在常态下，社会有组织的少数很好地控制和管理着无组织的大多数，但历史之河在一定的时候会转入非常态的时刻，无组织的多数变成浩浩荡荡的洪流滚滚向前。洪流无须任何人组织和策划，蓄势已久的力量总会在某个时刻骤然冲出，原有的看似坚固的秩序很快瓦解，任何人、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洪流。唯一可以获得双赢的方法是主动改变发展模式，把一个官与民的利益博弈模式，改造成政府充当社会裁判的模式，使发展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与大众的福祉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