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广州卷烟厂的丰收牌香烟怕是全广州最流行的香烟了。那时候只要你碰到一个“烟产”（烟鬼），十有九九他上衣兜里那包香烟必定是一包黄色的丰收牌。当时流传一个足球笑话，说有一次裁判要给一个犯规的球员发黄牌，在身上摸来摸去摸不到要发的黄牌，于是掏出他那包丰收烟高高一举，显示黄牌警告。

丰收烟的确很普及，我能打酱油的时候就就经常替我邻居深度近视的莫叔和楼下李木工跑腿去糖烟酒商店去买。两毛七一包，他们一般给我正好的数。有时候他们会给我三毛钱，我回来给他们一包丰收烟和找回的三分钱。他们会很客气地跟我说留着给我买糖吃。我坚决不要的，因为我看见过楼下曾姨曾经因为五分钱跟邻居骂过街。

曾姨是退休的居委会大妈。我应该叫她曾婆婆的，只是大家都这么叫，我也跟着这么叫。她人很瘦，脸无三两肉，眼睛却像鹰眼那么锐利，嘴唇很薄。平时穿着广东地区的老人很流行的一种叫稠的一种布料做的衣服。不是丝绸，而是一种在普通的布料上涂上一种黑色或者深棕色的植物胶漆。那种布料很轻很爽，可以想象夏天穿在身上应该是挺舒服的。就是颜色不好看，所以一般只是老人爱穿。

曾姨不但平时衣服穿的黑，她的指甲更是又黄又黑，这是因为她也是个烟产。她不抽丰收烟。她抽的是“大头熟”，就是买熟烟丝和一叠小烟纸自己卷的烟。她会用从那件黑稠衣服的腰间掏出一个黑色的小布包，拿出那叠象现在的PostIt那种小小淡黄色的烟纸和火柴先放在一边，然后用她那瘦骨嶙峋的手指撕一页烟纸，弯成一个小槽，另外一只手在烟包里摸出一小撮黑黄的烟丝，摊放在烟纸槽里，然后再用她那颜色跟烟丝差不多一样的长指甲再匀平一下。她卷烟的时候不是卷成均匀的直筒状，而是从烟纸的一个角开始卷起，到最后烟卷会像一个小喇叭那样，用舌头湿润一下烟纸最后的边缘，让烟卷能够粘上，最后又用她那个又长又尖的食指的长指甲把大头的纸尖推进大头的洞口，把烟丝给封好。她会把细的那头细叼在嘴里，划火柴点粗的那头。我不喜欢看她抽烟，因为她的烟味很呛。她会把烟抽到很短很短，几乎烧到指甲她才扔掉，所以她的手指和指甲都跟烟丝差不多颜色。

曾姨为5分钱跟邻居骂街的事情是这样的。她有一个小孙女，那时候刚好实行计划生育，小女孩的父母特想生一个男孩，没想却得了个女孩。女孩的父母一脸的失望一直挂在脸上，但是曾姨却特别疼这个女孩。当时市面上有一种塑料做的存钱的小猪，存钱口刚好在小猪的尾巴下面，曾姨就给小女孩买了一个。

有一天不知到哪个小孩说在走廊捡到了5分钱，楼上一个女孩她妈说是她女儿掉的，就要了过去。曾姨听见了马上冲出来，说是从她孙女的存钱猪上掉下来的。拿了钱的那个妈妈就说，你那只猪怎么会那么容易掉钱出来，你摇啊，摇的出来就是你的。曾姨就把猪的屁股对着地面，用她那双干瘪的手拼命地摇，猪里面有那么一两个硬币的声音，但是却摇没摇的出来。那个拿了钱的妈妈就扬长而去，曾姨就在那里骂街，骂了好几天。

后来我看见她孙女那只存钱猪的屁股上的口子给切大了，曾姨每逢见小孩路过就恨恨地提醒说，以后走廊再见到钱都是她家丢的，要拿来还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