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多年交往永远都是一个令人神往话题。没错，这个故事有一个童话般美妙的上半段，而下半段则透着世态炎凉的味道。很多人因此把两人后期的分歧和不和看成两人关系的主旋律，而把前期的美好只看成是必定要被主题冲淡的序曲，看成人生无常，人性荒芜的又一个例证。我不这样看。在我看来，友谊就像生命，有自己的周期和生老病死，而如何看待它，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比如生命，如果你成天怨天尤人愤世嫉俗，只看到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你就会相信生命是一场悲剧；如果你更专注于生活的美好，你就会赞美生命的可贵和生命的神奇。友谊也是一样的。哲人的思想成长各有路径，曾经相伴同行的哲人分道扬镳，正如美人迟暮容颜老去，是令人伤感却正常不过的事。我们知道，不管是罗素还是维特根斯坦，在暮年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都满怀感恩之心，因此，我看不出把这段也许是两人毕生最重要的友谊简化成平庸的师生反目如何能与两位哲人对自己整个人生的美好总结相匹配。我相信，以欣赏和赞美的心来看待这两人的历史性的友谊，是一种更加富有建设性的立场，因为毕竟，除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史上还有哪对师生关系可以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相比呢？

1911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相识，对两人都是恰逢其时。刚刚出版的耗时10年写成的《数学原理》几乎耗尽了罗素的创造力，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个传人，来面对自己尚未解决的难题。而年方22岁的维特根斯坦终于弄清了自己满腔哲学热情的突破口非弗雷格和罗素开创的数理逻辑莫属。师徒的对接几乎是无缝的：维特根斯坦未经引荐就径直闯到罗素家中而罗素毫不见怪；罗素只看了第一眼维特根斯坦的文章就断定他是哲学天才；罗素的认可把维特根斯坦从自杀的倾向当中解救出来; 维特根斯坦一到罗素的讨论班就霸占了班级讨论；。。。。在罗素面前，维特根斯坦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下课后他缠着罗素不放，一直跟到他家里，甚至在罗素换衣服时也不离开。据开明的罗素记载，他可以在罗素的房间里像野兽一样来回绕圈，一连三个小时一言不发。当罗素问到：“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孽？”他的回答是 两者都是，然后继续他的困兽般的踱步。我总是在试图脑补这个著名的场景，在这三个小时里罗素在干什么？看着他转圈，还是做他自己的事？他不烦吗？在罗素家里维特根斯坦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不过他一点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满脑子都是逻辑。当然他也知道罗素正好欣赏他满脑子都是逻辑，于是乎他确信他有权享用这份欣赏。

由于罗素的名望和他对维特根斯坦的高度评价，维特根斯坦很快成为剑桥的新星。他认识了哲学家摩尔和经济学家凯恩斯。这两人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都持续到维特根斯坦与罗素断交以后。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对他们不同，倒是因为他们与罗素不同：摩尔出自本心的善良使他比罗素对维特根斯坦更宽容，几乎到了受气包的地步；而凯恩斯尽管一直是维特根斯坦的最宝贵的支持者，却明智地和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也许是因为他怕自己由于走得太近而受不了维特根斯坦那令人疲倦的对逻辑严谨和道德完美的热烈追求。罗素的青睐也使剑桥的精英社团对维特根斯坦开启了大门，他们开始找上门来对他进行近距离观察。尽管对这类所谓上流精英白眼相看不以为然，维特根斯坦还是终于费神在他们的考察中露了一手，展示了一个天才的才智。但这可不是为了出风头 --这类冲动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还罗素一个情，因为罗素到处宣传他是如何非同寻常。而这时的罗素，因为想着自己肩头的重负终于后继有人，自认有些变懒了。

在学术上，老师很快就成了学生的聆听者，并且越来越在意学生对自己的评价，两个人友谊开始从伯乐与千里马的抒情叙事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华彩旋律转调。随着对于逻辑基础的更深入的讨论，维特根斯坦开始和罗素有了分歧。在暴跳如雷地争辩之后，维特根斯坦的痛苦，失望和受伤甚至超过了罗素本人。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他纯净的思考当中没有掺进任何尘世的杂念。这是干干净净的哲学论争。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表现是他天性和天才的自然流露的话，罗素要面对的挑战要大的很多。作为一个成名的受人尊敬的哲学家，罗素现在要接受一个青年小子的挑战了。 以罗素一贯的潇洒大度，这都不是问题。更大的困难在于，眼看自己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哲学大厦慢慢地被从底部被侵蚀，罗素慢慢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我不理解他的反驳——事实上他讲的并不清楚——但从骨子里我觉得他肯定是对的。”“我写了许多知识论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对之作了最严厉的批评？。。。我看出他是对的。我看出我再也不能指望在哲学里作根本性的工作，我的冲动被击碎了，就像波浪在防波提上撞成碎片。”尽管如此，罗素依然为维特根斯坦工作的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对维特根斯坦的支持是出自内心的，慷慨大度的，令人敬佩的。后来证明，在容纳别人和提携后进这些方面，罗素比维特根斯坦好得太多。

维特根斯坦很快就对剑桥厌倦了。他忐忑地告诉罗素他想到挪威的某个偏僻海湾去隐居一段时间以便专心整理自己的思路。罗素对这个计划的认同似乎使维特根斯坦如释重负。事后证明，这一年的隐居成为他时常缅怀的一段时光。1914年7月28日爆发的一战把剑桥的哲学家们送进了不同的阵营。凯恩斯投身英国财政部为战争出力，罗素因公开反对战争而入狱。维特根斯坦则自愿参加了奥匈联军站在了英国的对立面。没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参军是出于爱国热情，有人甚至怀疑他自愿参战只是为了“体面地死去”，这种猜想有他获得的若干次勇敢嘉奖作为支持。 但如果你读过了他在前线的日记，就会知道这种猜想真是无稽之谈。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富于宗教气质的，道德上狂热的完美主义者维特根斯坦相信，只有尽可能地靠近死亡，才能激发出生命的内在动力，洗脱自己身上的不洁。“ 当我面对死亡，我应该有机会成为一个体面人”。

在军队里他干过杂务兵，站哨，管探照灯，管过枪械库和车站。1916年3月，终于如愿以偿转到前线部队。很明显他是不适应的，枪炮声使他紧张，因此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许多励志的给自己加油打气的话，像个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他不断以托尔斯泰的话鼓励自己：“人在肉体上无能为力但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这个志愿兵对他的上级没有多少尊敬，“他们多半都像猪”。

如果说在剑桥的学术界他觉得迷失了自我的话，战火和面临死亡的恐惧反而使他更真实地看清了自己，艰苦的战争生活反而激发了他的哲学思维。从他的战时日记来看，他的思维的活跃程度是惊人的。他一边削土豆一边想自己的逻辑论证，把自己比作磨镜片的斯宾诺莎。到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已经接近于完成《逻辑哲学论》的写作。一个就连剑桥校园都嫌过于喧嚣，不得不远遁挪威山林才能收拾起思路的人，却在炮火中在战壕内在战俘营里，完成了一部思路如此严谨，文体如此独特的世界哲学名著，真是一个奇迹。“战争拯救了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没有它我会做什么”。事实上，战争确实在维特根斯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战争结束后的若干年内，他仍然习惯于只穿军服类的制服。

战火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连哲学家也不能幸免。1914年10月，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前线日记中写到：“过去几天我经常想到罗素。他仍然想着我吗？”罗素也有相似的心境。1915年冬天， 他们曾有一次通信，信中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他正在写文章，但在罗素看过之前他什么也不会出版。他说万一他死于战争，他会托人把书稿寄给罗素。罗素的回信满心欢喜，他急切地要维特根斯坦立刻就把书稿寄给他。然而从此之后，他们就断了联系。5年之后到1919年，罗素在《数理逻辑导论》的一个脚注里地写道：“我过去的学生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对定义数学的重要性，当时他正研究这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解决了这问题，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样深沉关切的语调出现在一部数理逻辑的专著里面， 极其罕见。哲学家是理性的代表，而俩位当事人更是理性和逻辑的世界顶尖高手，这样一种惺惺相惜的呼唤和牵挂，出现在这两个人之间，给人带来动人的温暖，哪怕战火也不能阻断。

战后两个人的联系迅速恢复，主要是因为《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工作。这部现在享誉世界的名著，当时却像垃圾一样在德国英国的担心赔钱的出版商脚下被踢来踢去。有人想让维特根斯坦自费出版，被他严词拒绝了：“把一部作品这样强加于世界是不得体的。。。写作是我的事，但世界必须照正常的方式接受它”。有眼不识泰山的出版商们的冷淡使维特根斯坦心灰意冷，他想到了自杀。罗素又一次把他救了出来。在与出版商多方联络之后，罗素觉得推荐信之类的东西恐怖怕不够，他得写一片序言才行。于是便有了罗素接管维特根斯坦的在剑桥的家具为维特根斯坦买机票的故事。维特根斯坦飞到海牙，和罗素一起一段一段的读这本书，最后罗素写成了一篇导言来帮助读者理解这本书。罗素的导言并未使维特根斯坦满意，但罗素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版事宜竟然因此有了着落。出版商的口气基本上是这样：他们很荣幸出版罗素先生的导言，当然，附带地也乐于出版维特根斯坦先生的文章。为了出版商的这种轻慢作者的态度，罗素曾多次向维特根斯坦道歉。在罗素心里，自己的导言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的书能付印。终于，《逻辑哲学论》德文版于1921年出版了。这本在哲学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作，以期刊的名义，带着扎眼的编辑错误，以拙劣的印刷质量，在种种学术的，人事的，技术的，商业的纠葛的包围之中，终于跌跌撞撞地问世了。 除了作者本人，和他的导师兼朋友罗素，没有多少期待。除了为数寥寥的几个知音，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有引起多少轰动。凡此种种， 现在想想真是恍若隔世。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作为朋友的关系宣告结束。事情的起因是他们在奥地利的一次计划已久的，后来证明是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的见面。那时刚走出战争的奥地利一片萧条，小镇因斯布鲁克找不到合适的旅馆，最后他们合住了一间房：罗素夫妇睡床，维特根斯坦睡沙发。这必定是一个难熬的夜晚再加一个心烦的早晨。他们吵架应该不是因为他们哲学上的分歧。很可能是与宗教和政治有关。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宗教情节很重的人，而罗素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这种差别在战前还不明显，但战争强化了它：维特根斯坦战火中带的唯一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是宗教帮助他度过了5年的战争时光；而罗素一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宗教的批判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也曾为反战坐牢。争论中维特根斯坦一定非常激烈，不过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以至于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讨论，事后还给罗素写过两封信。两封信罗素都没有回。看起来，叫停两人朋友关系的人应当是罗素。也许罗素为自己的定位与维特根斯坦已经没有交集，他现在是一个公众演说家，流行作家。

两人虽然不再是朋友，而且对他们的分裂也都开诚布公，但同事和同行的正常交往仍然维持着。1930 年，维特根斯坦需要罗素为他的研究写一份评估报告来申请研究基金。这时的罗素，可谓焦头烂额：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怀着别人的孩子的妻子快要分娩，实验中的罗素自办高中的财务困难，等等。尽管如此，罗素仍然挤出时间听维特根斯坦讲解他的新的思路，对它他既不赞成也搞不太懂， 然后两易其稿写了详细的报告，最终帮助维特根斯坦拿到了基金。是罗素和摩尔主持了维特根斯坦的博士答辩，并且放任那个想拿学位的家伙反倒像老师一样趾高气昂。在维特根斯坦方面，尽管他在朋友和学生面前并不刻意隐瞒他对罗素后期哲学和人生观的不满，但就像他的学生马尔康姆注意到的，在公开场合维特根斯坦对罗素总是毕恭毕敬的，他对其他人可从不这样。这就是两位哲人后期的同事同行关系。是的，他们不再是朋友和知音，但是，在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小人反目泼妇撕逼之类的狗血剧情。

罗素在哲学的建树和自成体系方面要逊于维特根斯坦，但罗素年岁稍长成名略早，因此罗素注定要在维特根斯坦出道的时候扮演师长的角色。应该说，他做得无可挑剔甚至可圈可点，极富哲学大家的胸怀和英国贵族的风度。也许是因为个人的偏好，我对罗素在演绎师长方面的所做所为持有的尊敬和好感，似乎比能够从维特根斯坦那里看到的要多要高。这或许就是智商和情商的区别。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智商高于罗素的话，那么他的情商，至少在情商的许多方面，比如控制情绪，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方面，肯定不及罗素。罗素以他惯有的大度这样评价他和维特根斯坦的区别：“他更清澈，更有创造性，更有激情；我更宽广，更富同情，更健全。”罗素还不忘谦虚了一句：“为了对称我夸大了这一对应，但这有点意思”。在我看来，这番对比还是中肯的。

尼采曾经把生命比作在两个完全相等的虚空之间的火花，介于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后的黑暗之间。按照这样的看法，生命的意义超出了生命的起点。我愿意以类似的视角来看待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把他们的友谊放到人类思想探索的长河当中来定位： 在探索人性的无限可能性的跋涉途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是划过黑暗的两颗灿烂的流星。在某一时刻，在某一点上，两颗流星有了交集，他们的碰撞迸发出了绚丽的光芒。然后两颗星各自东西，继续前行。无论从经验的归纳还是慨率的计算上说，两颗流星的相撞或两个绝世天才的相知相惜，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经出现，便成绝响。然而这千载难逢的相遇的意义，并不自动向所有的人展现，你得有一颗感恩开放的心和一双诚实明澈的眼睛。能够领略到这个历史巧遇的神奇并受惠于它，是一个人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