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四川省乐山县客家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同时，还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郭沫若著述颇丰，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唯物史观史学的先锋、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首任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有三次。

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与郭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

张琼华与郭沫若母亲

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

郭沫若与安娜及子女

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郭沫若与于立群及子女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

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

99岁时的彭漪兰

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

于立忱

黄定慧（又名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定居山西省；

黄定慧

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

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

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

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郭沫若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的多少来论是非，也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是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能换回千万美金吗？好莱坞有明星离异无数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的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和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冲突、性分歧、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应有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绝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鸠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出一幕幕婚姻家庭的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以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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