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北京发生了一起被英国路透社向全世界报道的白日点灯事件，惊动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严肃认真过问了这一事件。

1960年3月12日，星期六。

中午时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游客行人渐渐多起来了。11时许，从东长安街方向走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小个子男子。这人穿一身黑色衣衫，脏兮兮的已经泛着油光了，肩上搭着一个比衣服还要脏的包袱，乱发蓬蓬，青灰色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晦气。这人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抬头仰望了片刻，没有走上台阶，一个拐弯转到了旁边。那里背风，高高的纪念碑座基正好把不时吹刮过来的还带着寒气的风挡住；又是迎着太阳的，略有些春暖之意，所以停留有好几个人。小个男子走过去，在一旁坐下，慢慢地打开他那个包袱。

小个男子从包袱里取出了一件在旁人眼里看上去显得有点稀奇古怪的东西，那是一团折叠着的白色绵纸，呈不规则形状，一头用细细的麻绳连结着一根尺把长的木棍。旁边的人被吸引住了，盯着他看。小个男子随即把白色绵纸拉开，众人吃惊：这竟是一个长圆形状的纸灯笼。

游览天安门广场的人很杂，带什么东西的都有，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带一个纸灯笼来的。这主儿想干什么？只见他在众人惊讶的目光的注视下，又从包袱里拿出一支红色蜡烛，点燃后，小心翼翼地插在灯笼里面底部的一根钉子上。

然后，小个男子就提着这盏纸灯笼，离开了纪念碑，慢慢地朝广场的南侧方向走去。他的背后，聚集了许多道目光，伴随着声声议论：这人这是干什么？这人患着精神病啊，这人这样做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人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人回答这些疑问，小个男子本人当然也不会开口作什么解释。纪念碑那里的游人七嘴八舌议论来议论去，找到了一个似乎最有可能的说法：这人可能是来悼念他家已经去世的哪位亲人的。

这时，那小个男子已经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不是两天后英国路透社发布的一条短消息，北京大概也没有人想到这小个男子竟然制造了一起被外国新闻媒体称为“带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

路透社的这条消息是转发了英国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那个提着灯笼的人正是在天安门广场点燃白色纸灯笼的小个男子，他手执灯笼，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旁着无人地行走着，背后，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半截。从这一角度分析，照片应是在后来盖了毛主席纪念堂的那个位置拍摄的。

《新快讯报》报道：3月12日，中国首都北京被民众认为是政治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四十来岁的不明身份的小个头男子，他手里提着一盏白色灯笼，里面用红色蜡烛点燃了一束微弱的烛光。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

路透社转发的这条短消息在播出后几小时内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获悉，外交部部长陈毅决定立即向总理汇报。

周恩来获悉，果然非常重视。这是有原因的：1960年3月6日，周恩来刚从广东从化主持会议返回北京，就接到了毛泽东主席批转过来的一个文件，这份材料向中央反映当前农村缺粮情况严重，已经出现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毛主席在材料上批示：“此件请各地同志看看，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一定要脱离群众。山东正在开一万二千人的大会，每个公社到六个人。这个办法似较好。”

中央办公厅还没有把这个文件下发时，周恩来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省会合肥的挂号信函。这封信函的署名是“一个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向周恩来反映以下情况：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发生产重粮荒，和县铜城闸已经有多人饿死，两县农民审的许多人已经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抛弃了子女，当地干部作风恶劣，不但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还迫害敢于说话的群众。

周恩来接到这封信函后，当天就批转给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要求曾阅后务必派人前往两县查明情况，将结果报给他本人。

就在这时候，外国新闻媒体报道了白日点灯事，周恩来自是特别重视，当即批示身边工作人员询问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此事，于是便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也不知道3月12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一幕，于是便向市委如实说明，并表示立刻开展调查，查明情况后立刻向市委汇报。

由于事关重大，不但市委过问，连总理办公室也在关注此事。因此，北京市公安局的值班人员不敢疏忽，当即往局长冯基平家打电话汇报。已经躺下休息的冯基平马上起身，急赴市局，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

冯基平当场提出要求：必须要在24小时内查明情况。

受命调查的8人小组连夜对此事进行了分析，认为必须迅速找到那个制造白日点灯案的人。但是，当时还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只能从路透社的报道中知道那个人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小个头男子。如果要了解此人的面目，要么向外交部求援，借用那张《新快讯报》；要么通过警方的刑侦、政保情报系统进行查摸。由于时间紧迫，最后决定还是双管齐下。

午夜时分，两名警察驱车赶到外交部，结果迎头碰壁：外交部的情况是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获得的，大使馆并没有提供《新快讯报》。

幸亏另一步还可以走走：上午9时许，就有消息传来，说已经找到了三名3月12日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小个头男子制造白日点灯案的目击者。这三名目击者是江苏省无锡市到北京出差的工厂技术人员。抵达北京后，因为办事还需要等待数日，就先游览京城。那天，他们比那小个男子先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照完相正准备歇歇脚时，小个男子就过来了，于是目睹了那个人的全部动作。调查人员听了他们陈述后，作了笔录。

这样，警方调查人员对于目标的年龄、外形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准确的了解。从此人那身脏兮兮的衣服和带着一个包袱这两点来判断，极有可能是从外地到首都的人员，估计在北京没有亲友。于是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在全市的饭店、旅馆、车站、澡堂、茶馆、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查找。这些措施布置下去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从头一天晚上忙碌到中午还没有合一合眼的调查人员，刚想吃点东西抽支烟休息一下时，从天安门广场传来消息：那个人又出现在广场上，并且再次企图制造白日点灯案。警方早已作了防范安排，当场予以制止，那个竟然上了大洋彼岸西方报纸版面的灯笼也被同时查获。

公安人员随即对小个子男子进行了讯问，很快就查明了事实真相---

他名叫何明渊，四川达县人氏，中农成分，身份是公社社员。何明渊因不满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认为同村和邻村人出现的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而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的饿死，其妻因此而失踪。近三个月中，何明渊一边要饭糊口，一边去专区、省城上访反映情况，结果先后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还被送往公安局拘押。他伺机逃脱。何明渊对上访失去了信心，也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失去了信心，便打定主意到北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何明渊对此举的用意直言不讳：就是以此影射当时的形势的“暗无天日”。

调查人员在讯问时特地问道：“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何明渊坦然回答：“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何明渊随后又对他第二次去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一举作了说明：原以为第一次白日点灯后，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哪知几天下来根本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就决定再次行动。何明渊说到这里，再次声称他已经准备被政府处死，所以再来一次白日点灯。

讯问结束后，调查人员随即写了一份《关于白日点灯事件的调查报告》，于下午4时送到了局长冯基平的案头。至此，他们的差使算是完成了，不过领导人并没有宣布这个调查组解散，所以没有返回原先的工作岗位。没想到只隔了一天，他们竟然又接到了新的调查命令。新的调查命令跟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过问白日点灯事件有关。　冯基平接到《报告》后，当即派机要通讯员送往北京市委。

彭真主持北京党政领导工作时，有一个规定：凡是呈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文件、材料，或者虽然不是直接呈送领导人本人，但是对于该领导人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来电来函询问过的事情的书面答复，都必须经他本人亲自过目签字。北京市公安局这份报告因此就送到了彭真面前。彭真先前并不知晓白日点灯案，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前面所加的按语后方才知道，不禁眉头紧皱：“唔，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当时的彭真身兼数项要职，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还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彭真自然是知道粮荒的严重性的。这样，对于彭真来说，白日点灯案就不仅仅是一桩个别群众闹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动”之类的案件了。

警方调查人员在《报告》中已经对此事作了定性，认为属于“反革命事件”；何明渊已经被拘留，所以《报告》中称其为“该犯”。整篇《报告》不到千字，比较笼统。彭真接连把《报告》阅读了三遍，每遍都看得非常仔细，看完后，沉思良久，然后吩咐：“请市公安局冯局长来一趟。”

彭真召见冯基平，是因为他需要当面了解白日点灯案的详细情况。冯基平已有准备，他把对于何明渊的讯问笔录也带来了。彭真只是象征性地翻了翻就把笔录放在一边，直接听取冯基平的口头汇报。冯基平具有超人的记忆力，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彭真听完后，沉默了片刻方才缓缓开口：“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还叫什么人民政府？这句话是那个叫何明渊的人所说的原话吗？”

冯基平点头：“是的。”随即从笔录中找出何明渊的原话，指给彭真看。

彭真微叹一口气：“这话说得重了些，不过……”他没有往下说，但是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

稍停，彭真又说：“这个何明渊讨饭进京、白日点灯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三个问题：第一，特殊时期的困难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第二，我们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第三，对群众中对于当前形势的认识缺乏及时的引导。从这方面来说，这个何明渊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基平同志，我想托你办件事：何明渊这事既然是公安局出面调查的，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调查何明渊的名义，对他所说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冯基平说：“当然可以。本来，作为一个案子，我们也是准备要派人去四川何明渊的家乡那里作一番调查的，其中还包括何明渊是否有过精神病史的内容。”

冯基平已经从彭真的话中意识到此事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的问题。

彭真说：“如此，就拜托了!”

冯基平点了点头：“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次调查，尽快把调查结果报送上来。”

彭真又说：“至于何明渊的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待调查后再作结论吧。”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落实彭真的指示，当即指派调查人员赴四川达县调查。同时决定将已关押于看守所的何明渊从监房中放出来，安排他从事“外劳动”。

当时的看守所，被关押的人是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只有极个别人属于例外，那就是“外劳动”。所谓“外劳动”，就是从事看守所内部清洁卫生、伙房等劳役的一种“岗位”，通常由问题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没有前科的人担任。“外劳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能够获得较多的囚粮定量，因此被视为一种求之不得的美差。安排何明渊从事“外劳动”是一种优待措施。而且还包含着准备从宽处理他的意思。可是。何明渊并没有领悟到这层意思。他在大约一个星期后，就突然来了个不辞而别。

那天，看守所要购买当月的囚粮，派了两名看守员押着4个“外劳动”推了一辆人力车前往粮站。买了粮食返回的时候，何明渊在旁边推车，两个看守员一前一后押着。因为“外劳动”是属于受信任的人，以前外出从来没有发生过逃跑事件，看守员因而也大意了。后面的那个看守发现路边有农民在出售萝卜，于是就起意买几个给“外劳动”啃啃---这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一种不大容易得到的水果了。哪知，当他买来萝卜追上车子时，四个人只剩下三个了！

看守所方面当即一面组织追捕，一面报告上级。消息传到那几个没有去达县调查的警员那里，不禁大吃一惊：让何明渊做“外劳动”，这是他们听了冯基平局长所转达的彭真的指示后讨论决定的。哪知这何明渊竟然不识抬举，乘机逃跑了。这还得了，如果何明渊逃跑之后在社会上继续搞白日点灯的把戏，或逃跑出去后发生意外。被外国新闻媒体诬为“杀人灭口”，怎么办？这种忧虑，市局领导人同样存在，于是当即下令紧急追捕。

何明渊那天逃跑后，偷偷爬上了附近停着的一辆军用卡车，一下就到了秦皇岛。然后，他就在秦皇岛一带流浪，靠乞讨糊口。

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富有追捕经验的警察追捕何明渊，功夫不负苦心人，5天后，何明渊被北京派往秦皇岛的一支追捕小组找到，押回北京，重新投进了看守所。

同一天，赴四川达县调查的4名警察返回北京。冯基平召见调查人员听取了汇报：达县地区的灾情确实非常严重，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许多干部作风粗暴，不少村子已经发生了非正常死亡——饿死、因饥饿而引起的自杀、他杀等。至于何明渊，他本人以及家属均无精神病史，他对审讯人员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一点新情况是，何的一个没有成过家的叔叔和大哥均为红军烈士。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面前。彭真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赞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桩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外宾，结束后当面向刘少奇谈到了白日点灯案和随之进行的调查。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也许是白日点灯案为中央了解特殊时期的灾情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在之后的两个月里，中央决策层综合全国经济情况进行了慎重的考虑，认为缺粮情况严重，导致工业上原定的指标无法完成，农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到了越来越难以维系的程度，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难。

为了扭转局面，中共中央于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1960年至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同年7月5日至8月15日，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内经济调整问题，并于8月10日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8月30日至9月5日，国务院审议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1961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八字方针”在全党得到了确认。

由于得到彭真关心过问，何明渊第二次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为收容。彭真提出：鉴于何明渊家乡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似不适宜让何明渊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击报复，可征求其本人意见，准其在其他地方择址落户。这正是何明渊所特别担心的问题，因此他立刻提出愿意去贵州一位朋友处落户。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到贵州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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