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听说“绿卡”这个词儿，是在来美国大半年之后。因为住的是学生村，而村里的各种颜色的人们都是来此地念硕士，博士的，人口流动量很大，住的时间也相对有限（最多不超过五年），因此，人们每天都是来去匆匆，个人过个人的，邻里之间几乎很少见面。多亏有儿子，就因为带他去儿童游乐场地玩，才认识了几家中国人，也通过聊天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儿。再后来，又认识了更多的从国内出来的人，有几家还是来了五年以上的“老住户”，于是，久而久之，“绿卡”就成了大家在一起时经常念叨的谈话主题了。

没见到“绿卡”时，还真以为那张卡就是绿颜色的，以后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事实上，绿卡的美国官方名称为“永久居民卡” （United States Permanent Resident Card）（表格I-551），“绿卡”的名称则来源于它的前辈---二战末期引入的“外国人登记收据卡”（表格I-151）。表格I-551起用于1977年，曾被印在各种颜色的纸张上，唯独没有绿颜色。“绿卡”之所以得名为“绿卡”，是因为从1946年到1964年这十八年间此卡是绿色的，这是闲话。

说实话，刚来美国时，头脑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在此地生根发芽，许多人都是抱着出来看世界，开开眼的念头来美国的，还曾经幻想着有一天要回国报效呢。时间长了，听人们念叨得多了，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今后的去留问题，主要是为了孩子着想，那时的国内，上大学还是极其不易的，不像现在，有钱就成，孩子是在美国开始的启蒙教育，中文能力极差，回了国是根本跟不上同年级的水平的，那岂不是耽误了孩子的一生？！是回国？还是留下？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在听了不少“过来人”的忠告后，就决定申请“绿卡”了。通过一个专门办绿卡的犹太律师帮忙，先生申请的杰出人才移民和职业移民第一类优先被同时批准下来了，真是皆大欢喜！接下来就是要去芝城的移民局递申请，等待批准和面试了。

现在回想起来，为了那个“绿卡”，我们都快把芝加哥的城门给踢破了（如果有的话）。从大学城到芝加哥市中心，单程要两个多小时，冬天开车的时间要更长些，因为我们的申请是在秋冬季节被批准的。那时才知道原来美国的官僚主义一点也不比中国的逊色！原来美国的衙门一点都不比中国的衙门好办事！经过了来来来回回的几次折腾，材料递上了几大摞，表格填满了几十张，终于，等来了那张十分珍贵的面试通知书。

面试好像是在某天早上的九点多钟，这没什么难办的，那条去芝加哥的高速公路我们已经跑了无数次，只希望这回是为办绿卡跑的最后一次，也希望我们的面试一次就能通过。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怎么那么巧，就在我们要去面试的头天晚上，电视预报说半夜里要下中雪，这好像不是个好兆头哟。没有人不知道，伊州的冬天是相当寒冷的，要是再下雪，那高速公路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但是，面试是无论如何不能更改的，而且也更不能迟到！于是，我们只好在不到凌晨四点就起床，把迷迷糊糊的儿子抱上车，在寒风瑟瑟，雪花飘飘中小心翼翼地开车上了路。因为时间尚早，高速上的车辆不多，这给我们的行进带来了好处，最起码路面不挤，视线还算开阔。就这样，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以时速不超过55英里/小时的速度，一路跌跌撞撞的开进了芝加哥，在市中心距移民局有两英里的地方找到了计时车位，一看表，才不到七点。找了家咖啡馆坐了进去，买了咖啡和点心，慢慢的消磨时间，也为了暖和暖和身体，到了快八点钟，我们才领着儿子向几个街口之外的移民局大楼走去。大楼门口早已经排起了长队，白的，黄的，棕色的人们已经跃跃欲试的等待大门开启的那一时刻有好长时间了，终于，大门的锁被人从里面打开了，门外的人们拥挤着，但也还是排着队的急匆匆鱼贯而入。

心情忐忑的坐在长条凳子上，端详着从几个面试官屋里不时进进出出的人们的脸。那些脸，有的平静安详，有的焦虑紧张，有的从容自在，有的仓促慌忙，有的胸有成竹，有的心中无数，是啊，这是关系到一个人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刻，精神不放松也是正常的。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位亚裔模样的中年男人从其中的一间屋子里走了出来，手上拿着几张表格，看样子是要叫人进去面试。先生小声说道：“要是我们能让他面试就好了。他好像是中国人呢。”

“XXX，XXX和XXX”，啊呀，是在叫我们呢，赶紧拉着儿子起身应答，三个人跟在面试官的身后走进了他的房间。坐下之后，面试官一本正经的翻看着那厚厚一叠的我们的申请材料，开口用纯正的英语问了先生几个极其简单的例如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上学，来了几年了的问题，先生都一一做了回答。突然，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面试官用带有南方口音的中文开了腔：“是大陆来的？”，“准备在这里呆下去？”，“还习惯这里吗？”，顿时，我们那颗紧张的心立时就放松了许多，而且还感到了一丝温暖。原来，这位移民局的官员是从台湾来美国的，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了。为了让我们放松，他问了许多家长里短的事情，对我们很是友好，在面试就要结束的时候，他还特意安慰我们，说我们的条件十分的好，完全符合移民的要求，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是会通过的，又给我们两人分别写了一张小卡片，上面有我们各自的名字，好像还有可能拿到面试通过通知的大概时间（三个月以后？）。和移民官握手道别，先生小心翼翼的把那两张分别写有我们名字的卡片和其它材料装进大信封，喜气洋洋的开车回了一百多英里之外的我们在校园里的“家”。

接下来，用望眼欲穿，度日如年来形容我们等待面试结果通知的心情一点也不过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心情是极其复杂和不稳定的，一忽而坚信我们的面试是相当成功的，是没有任何纰漏和失误的，面试官对我们的表现相当满意，连他都说我们通过的几率很大，我们一定会顺利过关；一忽而却又心存疑虑，搜肠刮肚，自寻烦恼的想找出我们在面试时都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有可能引起面试官的不满，想象着万一这次没有通过面试怎么办。每天最想见到的人就是邮递员，最想看到的东西就是楼下那个小小的邮箱。每次打开邮箱，都急切的翻找是否有官方寄来的信件，但每次都是两手空空。

大约过了快三个月的时间，一天，终于在信箱里发现了两封盼望已久的美国移民局寄来的信件，高兴的同时也心怀忐忑。小心翼翼的拆开信封，细细阅读。两封信一模一样，只是一封信是给我的，另一封是给先生的，大意说的是先生和我都已经通过面试，我们的相关信息已经被送到制作“绿卡”的工厂（好像是在德州？）不久就可收到工厂做好的绿卡了（时隔许多年，程序已经有些模糊，可能说的不是十分确切，但大体上是那个样子）。哈哈，终于盼来这一天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这几年的努力总算是有了回报。兴奋之余，情不自禁的又多看了几眼那两张一模一样的通知。咦，好像哪里不对劲呀，再仔细一看，不得了了，我的父姓不知什么时候被改成了先生的父姓，堂而皇之的打印在通知书上。这还了得，自打我一出生，我就姓了我爸的姓，我的一系列个人档案材料上，我的中国护照上，我的美国社会安全卡上，我的美国汽车驾驶执照上，哪儿哪儿都是写的我父亲家的姓，现在终于要发绿卡了，却突然变成了我先生他爷爷的姓，那还是我吗，这不就是一个现实版的张冠李戴吗！先生回家一看到这个情况也立即傻了眼：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一切材料都是原汁原味，从未有更改过，怎么去芝加哥面谈了一次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个面试官不是说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吗？当时也没见他提出任何和我们姓名有关的问题呀？百思不得其解。先生又拿出了那一大摞用于申请的材料，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没有呀！哪里也没错，还是和申请前一模一样。里面还有两张小卡片，是面试后那个面试官写给我们的，上面有我们的名字和可能收到通过面试的时间，先生当时没有细看就和其他材料放在一起了，现在也应该再看一眼。哎呦唉，这一看不要紧，先生立刻就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见在写着我名字的那张卡片上，我的名字被写成了我的名字+先生的姓，是那个台湾出生的面试官亲手写的。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当面试过后，被幸福冲昏了头脑的先生光顾着高兴了，根本就没正眼看那小纸条，只是匆忙的把它们和其他材料装进信封里了事。现在看来，是那个台湾籍的先生想当然，以为台湾的女人们在婚后都随了夫家的姓氏，那大陆的女人们也就毫不例外了（排除了他存心刁难我们的可能），因此，就大笔一挥，在一秒钟之内把我爸妈送给我的姓换成了我嫁的人家的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又有一通折腾，也不情愿的又跑了好几趟芝加哥，其中的艰辛在此省略几十字。。。但结果却是喜人的：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和辛苦的付出，最终，我爸他们家的姓终于再一次“冠”在了我的名字前，被作为“surname”永远的印在了我的“绿卡”上。不知我的经历是不是一个个例，估计人们为了办“绿卡”而摆出的“乌龙”何止成千上万，说什么好呢，都是让“绿卡”给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