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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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一位交大前辈

(2022-05-04 22:30:58) 下一个

我父亲有位老领导和好朋友，两人共事几十年，他比我父亲年长九岁，我从小按东北习俗称他“赵大爷”（隐去真实姓名）。他已去世十几年，最近我读到单位为他编写的小传，填补了头脑里原有的一些空白，难免又勾起很多回忆。我追思他的一生，做此文以为纪念。

赵大爷与我父亲互相欣赏，感情深厚。我父亲尊敬他，觉得无论人品还是学识，他都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关于他，我最清楚的记忆是在1970年代刚打倒四人帮那会儿，知识分子们心情振奋，他经常来我家，与父亲畅谈未来工作打算。当然他们也会天马行空，无所不说。我当时在读小学，记得他充满骄傲地讲述他的光荣经历，主要是在交大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要求自由民主，反对国民党贪污腐败和独裁统治。他讲到交大同学如何拦火车，游行示威，反饥饿，反内战，与军警斗智斗勇等。他最重要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国民党军警进入交大校园抓捕地下共产党员，他是党外积极分子，为了掩护真党员，他冲在前面，欺骗和迷惑军警。后来他被抓进监狱，但国民党发现他不是党员，只好把他放出来。我听得津津有味，觉得他很了不起。当时全社会都在控诉四人帮多么坏、文革多么黑暗。我还在心里想过，赵大爷那么厉害，文革中他肯定也反对万恶的四人帮，勇敢地支持自由与民主。

刚打倒四人帮时的节庆氛围后来自然淡去，生活回复正常，不过赵大爷的那些故事沉淀在我心里。中学毕业后我进入上海交大，一呆就是六年半，从本科到硕士。在吉林，大家觉得上海太遥远，很少同学报考交大。而我从小就知道交大，赵大爷是重要原因。刚到交大时，我并没把他那些故事与身边现实联系在一起。但是在1990年代初，交大搞了一次校史展。我参观时在一张图片介绍里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再按名字找到照片里的人，一眼就认出他。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他基本轮廓没变。

建国前夕在交大

赵大爷生在江南，但在抗日战争期间辗转多地，在重庆读完中学，并在1943年考入当时西迁到重庆的交通大学。他入校时正值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国民政府组织青年远征军，去南亚配合美军打击日本人。为了保家卫国，他中断学业，报名参军，成了印缅战区的一名英文翻译，在中美军队之间做联络。抗战胜利后，交大回迁上海。他退役返校，继续学业。三年内战期间，解放军攻势凌厉，国军节节败退。校园里左派学生众多，中共地下党非常活跃，不断以各种名义发动学生运动。他也很积极，努力靠近党。但亲共学生太多，入党要排队、比贡献。他不够资格，于是成为党外积极分子。

在那个年代的交大，学运几乎都由学生自治会领导。这个学生自治会实际由中共地下党操控，发动学运就是为“反美、反蒋”，搅乱敌人后方，帮助战场上的解放军。但他们的口号永远包含“自由、民主、人权”。二战中，中美并肩作战，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民主灯塔，并大力援助全世界。上海和全国多地的人吃美国救济粮才度过经济难关。所以在当时中国大众心目里，美国地位崇高。老百姓普遍希望中国也像美国那样有自由、民主、和人权。

交大学生抢夺火车事件

图1. 1947年5月13日，在中共交大总支领导下，交通大学近3000名学生抢夺火车，自行开火车从上海去南京请愿抗议。

1947年5月，交大发生轰动全国的学生抢夺火车事件。当时国共内战正酣，国民政府财政极端困难。战场上将士们的军火和粮食都短缺，但交大等公立大学还过着相对贵族化的日子，国府因此希望减少教育经费，取消交大的航海与轮机二科。在中共地下党暗中领导下，交大学生群情激愤，拦截铁路，抢夺火车头，然后开火车去南京请愿。据记载，大约95%的交大学生参加了这次运动。最后，总体讲学生胜利，国府屈服，收回成命。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抢夺火车运动之后，紧接着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三反”指“老百姓在挨饿、国家在内战、军警在抓捕共产党”。这个运动是全国性的，针对国民政府和美国，口号包括“反对征兵征粮”、“增加教育经费”、“取消特务组织”等。它由共产党在国统区各大学里组织发起，地点包括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60多个大中城市。关键事件是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集聚在南京抗议，在5月20日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所以也叫五二零惨案。

图2. 1947年5月20日，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齐聚南京，抗议请愿，与军警冲突。

四二六大逮捕

到了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上海。国民党军警进入上海各大学抓捕共产党员。其中交大是重点，大约50多位交大同学被捕，史称“四二六大逮捕”。赵大爷因为不是党员，知道即使被抓，国民党没有证据，也会放自己出来。于是他挺身而出，帮助掩护共产党员们，宁可自己入狱。事情发展正如他所料，国民党没有把他怎么样。他出狱后在共产党眼里的地位上升。这件事成为他最重要的投名状，也是他一生的骄傲。

图3. 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在交大总办公厅与上院之间的绿地上，由中共地下党授意，同学们搭起一个大型竹构架，上书“民主堡垒”。

解放军于1949年5月进入上海，赵大爷还没毕业。当时共产党地盘迅速扩大，急需自己的地方行政管理人员，就从各大学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里招募。于是赵大爷又中断学业，加入中共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被派到新组建的福建省政府里工作。干了一年多，他才回校参加毕业考试，并与女朋友结婚。1950年，他入校7年后终于毕业。恰逢中央号召大学生支援东北，他带着新婚太太一起来到东北教书。

1940、50年代的青年

我父亲一直讲赵大爷真爱国，从他的经历里就能看出来。每当国家需要时，他都挺身而出。一些朋友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比大跃进、文革之前的知识分子见识更多、素质更高等，我坚决不同意。我认识一大批赵大爷那代人，都是我父母的同事朋友，所以知道他们如何见多识广。在重大事件中，比如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国大选举、总统选举等，他们实打实地参与。而我和朋友们所属的1980、90年代的青年，参与过的国家民族重大事件要少得多。我们这代人曾旁观过很多重大事件，比如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等，但当时的决策者只是高层几个人，一般老百姓没有机会参与。只有1989年的64事件例外。

这两代人因此产生差距。1980、90年代的青年与1940、50年代的青年相比，前者缺乏后者“坐而思、起而行，知行合一”的精神。人都应该深刻思考，知道自己信仰什么，然后跟随信仰。但我们这代人经常在网上高谈阔论，实际做的却与嘴上说的没多少关系。比如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却每天想着开公司发财，或白天为党认真工作、晚上在网上大谈党多么独裁邪恶，等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真的追随自己支持的思想，只把讨论社会和人生大事当作纯娱乐。有些人甚至认为讨论社会和人生大事就应该是纯娱乐，只有傻子疯子才当真。像赵大爷那样，说爱国就参军去前线、然后去边疆工作的人，在我们这代人里太少了。

建国后在吉林

在学校里，赵大爷来得早，且属于“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所以比其他知识分子更受组织信任，一直做专业领导。1955年肃反时，学校把有政治污点的教师们都关押起来，要求他们坦白交待自己与家庭历史。我父亲自然是被审查对象。赵大爷革命资历相对深厚，当时以为自己是整人的人，还以革命者身份批判别人，包括我父亲。很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说赵大爷在大会上语言尖刻，但不肯说太多细节。会后这类批判变成对父亲“历史政治问题”定性的一部分，在后来几十年里严重影响我们一家人的处境。父亲强调，肃反后一年多，有次小组开会“向党交心”，赵大爷说到自己在运动中对一些同志说了过头的话，现在感到很羞愧，为此自己在家中喝闷酒，云云。他并没提及任何具体的人或具体的话，但父亲把这段话翻译成赵大爷已对自己“道歉”了，从此视他为兄长。父亲珍视两人的友谊，从心里不想责怪他。

解放军在国共内战中表现好，于是很多知识分子投奔共产党阵营，都想找个好位置，获得一官半职。供大于求时，人才就变得廉价，组织挑选标准变高，人才之间相互排挤和倾扎也变得严酷。太多人想在竞争对手的历史中找到污点，然后把他们压下去。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样的机会，包括肃反。学校里还有另一位交大毕业生，与赵大爷同时期，也曾是左派学生，在交大时想接近党组织，希望了解不熟悉的共产主义，就与其他进步学生组成读书会，读了托洛茨基的《论中国革命》，结果在肃反中被指为托派，然后被抄家，关押，审查。所幸他只是读过书，没有发表过什么意见，也没有深入参与组织活动，所以只定性为“一般历史政治问题”。在交大时，赵大爷大概对共产主义连这样的学术好奇心都没有，所以肃反时没有被涉及，还可以批判别人。不过他曾参加过国军，在后来历次运动中也被揪了出来。组织无穷无尽地追究细节，对他的信任程度受限。他因此不能入党，也就不能高升。

到了1960年，全国大饥荒。赵大爷住的楼房周围有点空地，居民们就种上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我父亲当时还单身、住集体宿舍，没有这样的条件。有一天赵大爷邀请父亲与另一位单身教师去家里，为每人端出一碗用捣碎的玉米粒煮成的稀饭。六十多年过去了，父亲还经常提起，说当时觉得美味极了，真舍不得放下碗。当时大家都长时间吃不饱肚子，所以那碗玉米粥太宝贵了，父亲至今牢牢记在心中，感激赵大爷的友情与照顾。

文革中，学校先后被红卫兵、造反派和军代表掌控。在这些人眼里，赵大爷那点革命资历就不算什么了。他也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批斗等。改革开放之后他被平反，终于被党接受，成了党员，他因此情绪高涨。但他年纪较大，无法像年轻同事那样利用新出现的各种机会。不久后他退居二线，然后退休。我父亲成了领导，继续非常尊重他。两人一直保持平淡而亲密的君子之谊，直到他去世。据他家人说，他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我无怨无悔”。

我的疑问

我小时候佩服父亲，父亲尊敬赵大爷，所以我自然景仰赵大爷。他有那些与国民党斗争的故事，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完美的英雄。他去世后，父亲很感伤，几次与我谈起有关他的事，我才对他的一生有了总体认识，头脑里于是跳出一个大疑问。在1949年前，他为自由民主理念，参加反政府学运，不惜进监狱。但在1949年后，自由与民主明显比民国时更少，他自己深受其害，为什么他不再反抗？如果反抗太困难，他至少应该有歉意，为自己参与建立了一个更极权的政府、让老百姓丢掉了仅有的一点自由与民主而道歉。他为什么完全没有，到临终还说自己无悔？

后来，我的疑问逐渐变得更具体：

赵大爷和那批交大学生，在1949年5月还以“交大是民主堡垒”为口号。五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但没有任何民主，还杀了原来的民选代表，他们为什么不反对？他们真的要民主吗？

他们在1947年时高喊“反饥饿”，为什么在1959到1961年间全国饿死那么多人，他们自己和家人也吃不饱，他们反而不再反饥饿了？

他们在1947年时高喊“反内战”，为什么在1949年看到解放军大举南下时，他们反而加入解放军一边？如果真反内战，他们应该在这时劝退解放军，“你们现在占上风，掌握战争主动权。所以你们应该停战，让人民免遭杀戮，给和平一个机会”。他们为什么完全没有这样做？

他们在1947年时高喊“反迫害”。在国民党治下，军警抓你后发现证据不足，就会把你放了，让你恢复完全自由。在1949年四二六大逮捕时，即使国民党处在危难之时，赵大爷事前就相信国民党能够坚守这个原则，事后也证实了。但是在共产党治下，1955年肃反时，即使你没罪，只因亲属曾站错边，你就被拘禁，而且事后几十年被整。为什么他们不再反迫害了？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恢复私有制，他们还继续在体制里当官？

如果他们在1949年前反美，真的是为民族独立，那么为什么他们支持共产党？中共曾是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听命于苏联。如果他们在1949年前不知道这点，到了1950年代，中共在各方面臣服于苏联，远胜过蒋介石对美国的迁就。他们为什么不反苏？

爱国，分“爱政府”和“爱人民”。如果他们爱国是爱政府，当时国民政府是正宗，共产党是反叛党。他们为什么支持共产党？如果他们爱国是爱人民，政府在1950年代实施严苛的户口制度，把全国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二等国民，地位不如中世纪农奴。他们为什么不反对？

他们曾以反贪腐为口号反对国民政府。改革开放后，贪腐程度远比民国时严重。他们为什么不因为贪腐而反对共产党？

…

图4. 左边，1947年上海大学生们的反饥饿抗议运动。他们穿着西装，梳着油头，但义愤填膺，所举标语的大意是“买菜钱不够”。右边，1960年全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知识分子们也挨饿，反而没人再抗议，没人再义愤填膺。

另一对学生地下党夫妻

后来因一个偶然机会，我从可靠来源听说一对上海学生地下党夫妻在1949年前后的故事。拿他们与赵大爷相对比，让我看清赵大爷身处的大环境，也更多地理解了他的不容易。在建国前，这对夫妻里的男生是交大学生、女生在读上海某个医学院，两人都是地下党，而且在党内地位比较重要。两人都来自大户人家，其中女生父亲是江苏大地主，算是巨富。本来家里已安排两人一起留学美国，但他们看到解放军节节胜利，觉得自己的党马上要在全国掌权，憧憬国家和自己的远大前程，他们决定放弃留学。

建国后，两个人在上海都很风光。男生留在上海某个大学里，是重要领导。女生则在大医院里做领导。不久，江苏农村传来消息，女生父亲在土改中被抓，财产被全部没收，人被关起来，面临死刑。知道女儿女婿是共产党大干部，家里要求他们想办法救人。他们赶回江苏老家，发现岳父已被打死，并且是村里很多人排队、一人一棒子打的，无法惩治凶手。而且主管老爷子案件的中共干部竟然是女生在家族内的哥哥，也是早期离开家乡，秘密投奔共产党，情况与女生类似。老爷子是在自己儿子或侄子的命令下被杀害的。

这件事之后，这对知识分子党员夫妻坚持党性，与家庭划清界限，继续为党认真工作。但是解放后中央总体不信任上海地下党，原来的重要成员被打倒，大学毕业生多止步于专业干部系列。说到底，中央觉得上海人享受过资本主义的好处，接受了太多西方文化，与延安出身的当权派气味不相投。这对原地下党夫妻并不受党信任。在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他们受到残酷打击。邓小平时代，他们获得平反，继续做了几年中级干部，然后离休。他们生活有保障，但远说不上很好。私下里他们坚决让家族里的孩子们都赶快出国，出了国就不要回来。

关于老爷子被打死的事，家族里讳莫如深，不告诉下一辈。但孩子们长大后自然得知一点风声，然后震惊，询问家族里的长辈。在上海的长辈们推说自己不知道。到江苏去问那个当时主管杀人的舅舅，舅舅坚决闭口不言，直到死也没告诉别人当时的具体情况。

这个故事的来源可靠，我无可怀疑，但曾希望它是孤例。后来读到抗战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的故事，我才发现这类故事背后的政治原因。土改时，牛友兰的亲生儿子牛荫冠回乡主持工作。牛荫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地下党。他用铁丝穿过父亲的鼻子，然后亲自牵着铁丝拉父亲游街。牛友兰几天后死去，据说是绝食自杀。牛荫冠后来官至正部级，但从不回家乡，也从未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意。【1】

那个年代，党公开要求党员坚定党性，泯灭人性，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地执行。相应地，在高学历地下党群体里，如果谁要获得高位，就必须拿出高价的投名状。牛荫冠弄死亲生父亲，组织觉得他信得过，让他做到部长。上述故事里的党员夫妻，虽然也很冷血，但相对于竞争对手们，他们的投名状就较弱，只能在大学里做个干部。像赵大爷那样的积极分子，为掩护党员蹲过几天牢房之类，在组织眼里微不足道，最多在政治运动中整你轻一点。而一般参加过游行示威、为地下党做过走卒的左派学生，建国后组织根本不认识他们，与其他人一样待遇。面对这份“政治地位价目表”，在地下党和积极分子群体里，很多人选择闭上心里的“良知之目”，不去想什么正义与邪恶，只求能留在胜利者的大船上，分得一份胜利果实，即使只是高官们吃剩的碎末，也远比一般老百姓拿到的多。

在官场里，这个高学历地下党及积极分子群体很大。其中一些人类似牛荫冠或那对党员夫妻，冷酷无情。为了升官发财，他们甚至不惜害死亲生父母。这不是夸张的寓言故事，而是真实状况。在共产党取得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这批人做过很多坏事，有的丧尽天良，但几乎从未有谁主动、彻底地悔过。他们非常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看似什么都懂，却不认识正义与良心。赵大爷处在这个群体的边缘，但没有闭上良知之目。虽然他也缺乏深刻悔改，但至少对自己在肃反中的言行有过反思。在平时工作和生活中，他努力做个正直的人，远好过那个群体里的主流。

好人非完人

赵大爷因为爱国，所以在交大时参军去前线，毕业后来到陌生的东北。他知行合一的精神超过绝大多数我们这代交大人。我知道的1980、90年代学生党员们，刚宣誓要把一生贡献给共产主义，却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比上海好，于是拼命出国，与其他同学一样拼命。在签证时他们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到了国外就脱党。住在欧美时他们又精明地发现，骂美国可以帮助自己未来回中国升官发财，美国也不会因此惩罚自己或家人，于是他们一边把家人安顿在欧美，一边攻击美国。为利益他们分裂人格，全不在意，甚至全不自知。

很多民主派同学也说一套做另一套。无论是全国出名的那几个，还是我知道的上海学生积极分子。比如柴玲，六四时言辞极端，鼓励别人冲在前，自己因此出名，运动后却把喊过的口号都忘了，改弦更张，致力于个人发财。再比如李录，来到美国后发现，发财最容易的地方是中国，于是努力与党修复关系，全不顾及六四屠杀。留在国内的人没选择，埋头发财本无可厚非。但是太多人忘记了当年的民主梦想，有的谈爱党爱政府，有的努力入党升官，有的拥护习主席极权。

在赵大爷那代知识分子里，很多人建国后挨整，人生没有多少机会，比如我父亲。只有曾经的地下党和积极分子才有一些选择可能。赵大爷深藏良心，努力保持人格统一，比那个集体里的绝大多数更让人敬佩。比如肃反后他曾表达歉意，虽然含糊其辞，但在当时绝对是算凤毛麟角。再比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都激烈攻击美国，任何与美国的联系都可能成为里通外国的证据，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他一直保留在印缅战区用过的美军饭盒和行李袋。我小时候听他谈美国，言辞里充满好感。这样简单基本的良心、公平、和实事求是，现在看似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其实难能可贵。

赵大爷临终前说自已无怨无悔，我开始有点惊讶，后来理解了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拿自己与别人相比，而不是与客观标准相比。很多人都如此，用人做标准，而不是用原则做标准。比如前面讲过，肃反时他发言涉及我父亲，后来影响我家几十年。但我父亲完全谅解他，因为他比别人好。如果换了别人，情况会更坏。我父亲也是用周围人做标准。在恶劣的大环境下，赵大爷尽了努力。虽然按原则讲，他远没有完全坚持正义与诚实，但他比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人好多了。

功利主义

赵大爷是人中翘楚，但远非完人。我小时候最佩服他的地方，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经历，就是他在交大时参加了争自由民主的学生运动。但成年后我失望地发现，这些运动本身是谎言。那些地下党学生领袖们高喊自由、民主、反贪腐等口号，但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支持战场上的解放军，搅乱国军大后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中华民国更缺乏自由与民主，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腐败。历史证明这些当年的学生并不在乎，照样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共产党。他们欺骗了大众。

这些地下党学生们的“爱国”，并非古今中外都推崇的那种“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人民、或爱基于正当法理的政府。1949年后，人民失去了原有的那点自由与民主，但他们并不在乎，说明他们不爱人民。在当时，中华民国才是有法理基础的政府，而他们破坏这个政府。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像岳飞爱南宋，而像吴三桂爱满清。他们忠于党，也不是正常人推崇的忠诚。真正的“忠诚”，是当忠诚对象处于劣势时，人依据原则对之不离不弃。但大多数地下党学生们并不懂共产主义。少数人试图研究什么是共产主义，在1949年后被打成托派。其他人忠于党，因为共产党正在节节胜利，就要掌权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急忙跳上胜利者的船。

无论1980、90年代的青年，还是1940、50年代的青年，主流都信奉功利主义。这里的“功利主义”不是英文中的Utilitarianism，而是中国文人传统思想，以功名利禄为人生最高目标。表面上大家支持不同政治主张，有的支持共产主义、有的支持自由民主，互相吵得不可开交，但实质都是为了当官、发财、被社会与家庭认可、以及其他现世好处。他们其实不理解什么自由民主、或共产主义，更谈不上坚信这些主张。他们简单的目的让他们不需要理解、或相信任何高尚或高深的主张。他们只求功利，喊口号是手段。他们希望别人相信、别人奋斗、别人取胜后分给他们一杯羹。但大家都聪明，都这么想，到头来没人相信，没人奋斗。所以中国既没有建成底层人民享受高度福利的社会，更没有实现保障个人自由与人权的民主制度。与喊出的先进口号相反，他们实际上把中国推回君强民弱的传统王朝社会形态，摧毁了自晚清以来千千万万志士仁人用热血与智慧换来的那一点点大众之间的现代化意识。1940、50年代的青年帮助推动中国从有一些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变成了类似暴秦的毛泽东极权时代。而在1980、90年代青年全面掌控社会的今天，中国正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局面，大踏步地重回独裁制度。这是我们两代人的罪过啊。

基督教说，人人有罪，很多国人不理解。其实只要直面现实就不难发现，不但人人有罪，而且大多数成年人罪孽深重，多到罄竹难书。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传教的第一句话就是，“忏悔吧！”（《马太福音》4：17）

2022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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