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5年多以前我与大学同学们在班级微信群里的讨论记录,主题是当时香港的“占中运动”。鉴于目前香港正在经历更大规模的民主抗议,重读这些文字能给人一种时间与社会大势的连贯感,从而帮助读者更透彻地理解香港的大局,所以我把它们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这些微信讨论发生在2014年10月1日到22日之间。出于尊重同学们的隐私,这里只收录了我自己的文字,并且用假名字代替了提及的其他人。又为了忠实地再现当时的语境,我一字未改原来的贴文,所以语言还保持着实时网络讨论的风格,即兴随意、不完全标准,但应该不影响读者理解。
读了你转的《香港死局...》,又读了@王里 很长的回帖,有点感想。
这次香港民主示威,几万香港人站出来反对大陆政府,根本在于后者言而无信,单方面撕毁具有法律地位的《中英联合声明》和相关的政治保证,摧毁了香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信任。北京政府有军队,有国安,有香港地下党员和间谍网,控制法律和宣传。而香港相对只是弹丸之地。它的政治未来,因北京的无赖行为,突然变得风险重重。和大陆人一样无权,而又老实本分的香港人,被强大的北京政府严重欺骗和欺负了,有理无处说,除了示威还能干什么!?一般正直的人,自然同情被欺负被欺骗的弱者,并反对欺负人的强大一方。而作者米糕,自己可能只是个大陆屁民屌丝,内心却幻想自己与强权站在一起,打击作为弱者的香港人,猥琐可恶!
这次香港民主示威,不是香港人反对大陆人,不是香港人要“港独”,不是他们要回归英国(虽然很多香港人对比后,想念当年的英国政府,因为英国政府更言而有信,更遵守法律),也没有什么经济或商业上对大陆的新诉求。他们现在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回归1997年曾保证的“真普选”。作者米糕东拉西扯了很多香港和大陆间的问题,什么“亲妈”“后妈”等,像市侩吵架,遮盖了关键问题,侮辱了与我们一样同为中国人的香港人。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一点不比大陆人少爱国。本是亚洲骄傲的香港,如在回归中国后衰落了,则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任何中国人都不应该讥讽嘲笑或幸灾乐祸。
米糕的文章,用廉价调侃来掩盖其逻辑的混乱和实事的不清。大陆人里面,糊涂的人很多,随声附和。 我们不应该轻信米糕这种廉价的蛊惑。
读了你的帖子,我有些想法。你离香港近,很希望听听你的评价。
我觉得,目前北京管理香港的基本思路是,政策利益输送给几个大资本家家族,换取他们的支持,或至少是政治上的忍耐。而对香港一般中产阶级及以下,北京基本无心也无力多理睬。北京对香港的这种政策,短期保证了香港头面人物不反大陆,香港平稳回归,并与北京基本相安无事,但长期的坏影响正逐渐显现。比如造成了你所说的“房地产等主要行业市场被几个金融大鳄家族控制瓜分”。当年英国治下的香港,靠商业和技术创新和冒险,从一个边陲小城,几十年一跃而成世界商业中心之一。那时社会机会较均等,法制清明,所以穷人也有机会成功。现在香港的富豪家族,那个时候大多是靠冒险,靠创新,而非靠关系或优惠政策起家,从底层穷人变成大富。那时香港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大,社会矛盾自然较少。而97后的几十年,香港精英逐渐习惯于靠大陆政治利益输送发财,而丢掉了当年的创新和冒险的勇气和能力。就像你讲的,北京生硬地压上海深圳以保香港,香港高新技术不再风光等等。这样的社会,贫富阶层相对冻结,阶级间隔阂,社会矛盾自然大。占中的社会背景,其实就是这个。香港经济不再创新,好的工作机会自然少,年轻人工作就难找。北京不计社会成本支持香港大资本家,让他们垄断房地产和金融业,使得年轻人即使有工作,薪水也不够买房。
从大原则上讲,解决香港这样的“贫富不均”,社会利益过分集中于少数顶层,而忽视社会大多数的问题,现代民主制度是个好办法。你还记得不久前我们讨论的美国两党制和泰国的“红衫军”问题吗?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因为一人一票真选举真民主,使得社会不可能再忽视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你说“香港人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我倒觉得,就是因为香港人深刻反省,他们才发现,大陆的利益输送,最开始觉得好,像“味精”,但几十年长期吃下去可能让社会“致癌”。一大部分香港人已觉醒,他们认为真正能让香港长治久安,有光明前途的道路,就是民主。从非民主到民主,社会可能有短期动荡和成本,但这一步可能非走不可,早比晚好。英文中有句话“Freedom is not free”就是这个道理。
大陆开始对香港的全面影响和控制,远早于97年,大概应在80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附近。其实从更远的60年代始,北京就对香港有较大影响力,比如文革时红卫兵就大闹香港。但《声明》签署前,社会人心还是把英国当主角,北京影响力再大,也还是配角。《声明》签署后,人人皆知北京是香港未来的老板。英国虽还控制政府,但自知大势已去。北京势力则大举南下,公开地扶植亲北京政治人物和势力,收买媒体,用政治力威逼利诱立场不定的大资本家等。隐蔽地,地下党和军情特务机关如总参二部三部,外加亲北京黑社会势力,延伸到香港每个角落。同时期,倾向西方文化的中产阶级技术专才,潮水般移民出香港。大陆权贵子弟大举移民入香港。香港社会完成了整体性大换血。所以你到深圳的25年里,香港自始至终都是北京控制。你可能从没有近距离体验过现在香港人怀念的老香港。
1960到80年代的香港,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爆炸式蓬勃发展,从一个人民吃不饱饭的小城,一跃而成世界瞩目的经济中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各方面远远领先于大陆台湾新加坡等华人聚居地。当时香港的成功,不但是香港人的骄傲,也深深地鼓舞了全世界的华人,给华人提供了可以学习的榜样。更重要的是,给华人自信: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可以说,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也可以像西方一样现代化。当时的台湾韩国新加坡等都把香港当作追随的榜样,甚至可以说,在经济社会等政策方面的模仿,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当时对香港的推崇,远超过政府层次,已深入到东亚各国人民之中。比如从汉城到曼谷到台北新加坡,甚至到东京洛杉矶,大家都看香港电影,听香港流行音乐,追香港明星。我多次在美国遇到年龄与我们相似的韩国人泰国人,竟然会唱粤语原版歌曲,对谭咏麟张国荣等比我了解的多得多,当时让我吃惊。
谈到创新,计算机行业之初的70,80年代,香港是亚洲反应最快的地方,比日本更开放灵活,领先于台湾新加坡等。记得个人计算机刚出现时(大概70年代末),我父母单位买的第一批现代化计算机就是香港华科牌苹果II仿制机。日本台湾生产的个人计算机整机,当时还没有出现。创新,不限于技术,更重要的是制度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香港在华人地区中,最早最坚决地采用全面开放的经济社会制度,第一个引入现代化连锁经营模式,拥有最开放的股票金融市场,在商业领域最大规模重用西方归来留学生,可能第一个(或最早之一)大规模为穷人建设公共住房,创造了廉政公署制度等等。你现在觉得平常的香港的“来料加工”模式,在当时也是新生事物。70年代末,邓的“改革开放”制度,无疑受到香港成功经验的直接启发。80年代末,赵紫阳的“两头在外”政策,就是照抄亚洲四小龙(香港最领先)的“来料加工”模式。
为什么同一个香港,以前是那么生机勃勃,而现在却如你所说“25年,从没有听说哪家香港公司靠技术创新”?很简单,北京几十年的政策,使香港完成了“劣币驱逐良币”式的改变。在同一个老板下,香港现在已和大陆一样:谁附庸权贵谁发达;谁正直谁倒霉;谁创新谁傻瓜。香港大多数创新人才,离开了。没有移民的,即使有能力,也不能或不愿创新了。成龙就是个例子,在港英时代,他靠玩命工作,靠独创的电影模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街头小子,变成亚洲家喻户晓的明星。北京管制时代,成龙继续风光。但明白人都懂,他现在的成功,关键靠和北京保持一致,为权力搽皮鞋。拼命和创新则已不值一提。最好的理解香港人的办法,就是理解大陆人自己。比如我们在大陆的的几十个同学,为什么寒窗苦读十几年后,大多放弃技术而做官经商,只有一两个人还在真正搞技术?利益也!在中国做技术,哪来钱?哪来权?哪来地位?查己可以知人,我们好好反省自己的人生选择,就可以明白香港人为什么不再创新。香港人面对和我们一样的,压制创新的,外在大环境。而占中就是要改变这个大环境,使香港重新回到靠努力靠创新求发展的道路上。最后我想讲,我们大陆人(包括深圳人)批评香港人“不创新”和“照抄西方技术”,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不是“百步笑五十步”;我觉得,也许至少是“千步笑五十步”吧。
谢谢你这么快,这么仔细的回复。
@Cindy @bill 你们觉得我偏激,我理解并认为正常。当听到新的,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时,觉得对方”偏激“或“极端”算是很好的情况。觉得对方“大逆不道”都正常。“极端”不代表对错。评判对错的标准应该是论据和逻辑。下面我争取对@Cindy 讲的做些解答。我可能有错,你们指出时不用客气。
97年后,香港移民部分回归,但精英基本留在国外,回流的人质量相对逊色。市场不傻,别的国家也不傻。移民中能干的,外国资本家和政府都抢。那些能靠技术或本事自己创业的,西方的硅谷等地条件比大陆或香港好。另一更深刻和可能让人吃惊的情况是,同一个人,在中国或现在的香港,和在西方或过去的香港,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约二十年来,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如能留在美国,他们就兢兢业业,诚实认真地做事做人,努力靠学术或技术创新发达。如不得不回中国,他们就选择忽悠说谎,靠拉关系投靠权力生存和往上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上篇讲到的成龙,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人。最近王朔写了篇文章,就讲“中国坏人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真是“橘逾淮为枳”。制度坏了,移民回流也不能把原来的创新和活力带回来。
你说得对,李嘉诚等大鳄,D不能像对待中产阶级那样轻易控制。这就是为什么D要大规模利益输送给香港大资本家,而不给中产阶级。大资本家也是人。D输送钱给他们后,他们至少会少说反对的话,让D高兴。李嘉诚等人,几十年从D手里收到巨大利益,可是现在也要放弃香港了,更说明在明白人眼里,香港的未来暗淡到什么程度。
深圳发展快,我为这个城市和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同学们高兴。但多数人认为,香港在保护鼓励创新(如知识产权的转化和交易)和惩罚破坏创新的人(如打击盗版,打击偷窃知识产权和山寨)方面,比深圳好得多。@Cindy 同时讲“香港不再创新”和“深圳技术创新大发展”,可能是不公平的。需要强调的是,鼓励和允许山寨和偷窃版权,也能在特定时间和条件下,使某地的经济大发展,但那不是创新。我也认为深圳经济大发展本身是大好事,但“深圳高新技术公司很多发展好”不能证明深圳有创新。
至于我们同学里,到底有多少,甚至有没有,真正靠技术创新而升迁和事业发达的,每个人自己知道,我不想说太多。只是提醒,靠文凭不等于靠技术创新。升迁时要求技术背景,也不等于靠技术创新。靠技术创新发达,是你发现了一个别人和前人没有发现的技术,并因此得到社会承认而发达。谁有技术创新并因此发达?
评判D的“隐蔽战线”,不宜太仔细。
你说你身边去香港滞留香港的人都不是高干子弟,那只是因为现在高干子弟已经看不上香港了。D的高级干部就这样,对自己管不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羡慕和好奇,如70,80年代习仲勋对香港非常推崇,要子女都出国,其中就有去香港的。50年代前D的干部对当时的上海也很崇拜很尊重。高级干部抢着娶上海女子作太太,进城后都不敢像往常一样“打土豪”而选择睡马路。但当他们权力覆盖这样的社会后,他们就看不上了。上海经历了这样的荣辱兴衰,香港正在此过程中。现在干部子弟都去美国。
@Cindy @井青 你们都很珍惜这30年来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好转,认为什么理论大道理都没有这样实在的成就重要,并反对任何人任何力量破坏你们身边的成绩和发展。我很理解,尊重并实际上同意这种思路。世界各大文明,都有一个道德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们用心呵护自己身边的发展成果时,也希望你们理解并尊重香港人对他们身边的发展成果的珍惜。香港50年代的起点,不比80年代改革初期的福建好。香港80年代最辉煌时,远比福建最好时更好。当香港人看到回归后社会的停滞和堕落,回想起80年代及以前的辉煌时,他们对过去的珍惜,比你们对现在的深圳福建的珍惜,还要强烈。他们对现在的香港,痛心程度,你们应当理解。占中就是无它路可走时,香港人奋起保护自己的利益和道路的新尝试。
@Cindy @井青 我们的讨论,集中于香港。我就不在此谈大陆了。
我们都在国外,在有一定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说话,都有人身安全保障,所以我在这儿,问你们一个较直截了当的问题。可能有些“挑战”味道, 但只是在思想交流范围内,不伤同学情。
香港学生为普选占中,但影响了交通,因此也影响了一部分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给社会造成经济损失。大家包括你们和我,都感痛心。你们因此反对占中,最大的理由是,学生违法。
现在,北京在习的领导下,开始把国内支持香港占中的学者,如传知行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之一的郭玉闪等,因其言论,秘密逮捕,投入监狱。并秘密命令,禁止一批学者出版书籍。把已出版的,强行下架。这明显违反了中国的宪法。
你们怎么看?你们会同样以法制为理由,反对北京政府吗?还是因为对方是北京,所以放弃你们的“法制”原则?
很多人都相信了国内的宣传:“香港是中国的,轮不到英国说什么”。其实那是不对的。依据1984年的《中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英国有中国自己认可的法律依据来“说香港”。《联合声明》就是两国政府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签署的一个国与国间的,有关香港的合同。因为这个合同的内容,关乎香港的基本法,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所以作为合同的一方,英国有权质询,考察和申述有关香港的基本法,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
实际上,国内已开始推动权力独裁,搞个人崇拜和小文革。同学们不应太掉以轻心。
像对待香港,如前几天大家热传的刘亚洲的文字所揭示,北京从来没有认真准备过履行自己的诺言,给香港人真正的自主和自治,但却花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为可能的与香港的对斗和摊牌,几十年来精心地做了全方位的准备。北京不傻,知道自己生存和地位的真正根基是什么,就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它要人民因恐惧而服从。它不要与人民商量或讨论。这种偏执已经极端到如此地步,任何与国内人民的谈判,在北京的眼里,都是耻辱,都代表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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