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11

旧日的时光，在我清冷的客厅里，纷跃而出。儿时的点滴，在我最柔弱的内心深处如潮水涌动。我回想着，无可制约地把自己沉浸，凝聚在那些日子里。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我十三岁，在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就读初中二年级。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国立中学。教育质量较高，学费又只是当初一般的私立学校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按条件还可以申请减免学费，并在学校里免费用午餐。刚考上时，爸爸妈妈为此很是欣喜骄傲了一番。这可是大大地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爸爸妈妈共有九个孩子，其中六个在读书。学费负担的沉重可想而知。这一年公私合营的浪潮正在疾风似的席卷着全中国，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都要公有化。学校也公有化， 也就是说，全上海市所有的私立学校 都要改成国立了。以前私立学校的学费今后不能乱收，必须与国立学校相同。这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好消息，人们欣喜万分，我也一样高兴。同时也意识到，我那引以为荣的学校的特殊地位即将消失，由此而来的优越感也该收敛了。爸爸创办的四联电镀厂虽小，但也属公私合营范畴。父亲心有余悸，忧心忡忡，母亲却认为她就业的机会即将来临。便每天到爸爸的工厂上班。一天下午，我们学校里开大会，所有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聚集在大礼堂。礼堂内不仅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挤满了人。会场上锣鼓喧天，口号声震耳欲聋。我的许多老师上台发言，表示热烈欢迎公方代表进入自己家庭的企业。其中有一位是我最喜欢的代数老师，她当场将自己的手镯，项链摘下。交了上去。十三岁的我不谙世事，还不懂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懂人们为何如此激动。只觉得礼堂内空气有些混浊，闷闷的透不过气。会议散得太晚，等我回到家天已经全黑。全家人正准备吃晚饭，我的头昏昏的，很不舒服，便对妈妈说，我不想吃饭了，想在床上休息一下。心想，感冒了，躺一会儿就会好的。到了第二天，我仍然起不来，无论怎样挣扎。 只好对妈妈说，我不去上学了，要妈妈帮我请假一天。母亲慈爱地看看我，眼睛里充满了忧虑。她每天是天不亮四点钟就起床的，先去菜场去买菜。那是当时上海人的生活特征。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如此。四点钟 是菜市场开业的时间。在开业前，早有各主要摊位前用菜篮子排起了长龙，刚开场时，素菜，鱼肉品种繁多，又新鲜又好，价钱也便宜。当时许多食品供应开始紧张，尤其是豆制品，去晚了，就买不到了。剩下的菜又次又贵，菜农们纷纷收摊回家，这些菜农是半夜挑着担，拉着板车，从四周远处的郊区赶来的。母亲从菜场回来后，忙着安排一家大小的早餐，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还要把菜摘洗干净。尽可能地安排好家务事，无奈地上班去。当时大哥在闸北的技术工业学校读中专，他住在学校， 平时不常回家。二哥刚刚考上上海市赫赫有名的市重点，格致中学，读高一，路较远，早早地步行上学去了。我是老三。二妹行四，九岁，读小学三年级，五弟八岁，从小过寄到西安的姑妈家，不在上海住。六弟七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除此之外，家中还剩下老七 小妹，八弟和九弟三人。当时小妹只有五岁，八弟和九弟分别是三岁和两岁。两三岁的孩子常常还需要妈妈抱，五岁的小妹怎能应付？而且还是两个！不料她竟然充当起母亲的脚色，让两个弟弟排排坐在小板凳上，乖乖地不要动。 真不知当初母亲是如何安置他们的。 有没有给他们留下中午饭菜，三个小孩子又是如何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进餐的。我不得而知。母亲把三个幼小的孩子留在家里，每天去上班的原因是她被爸爸的失业时的情景吓怕了。爸爸原本在洋行工作，家中生活还算殷实。解放后不久，买办资本家被驱除出国，爸爸失业了，一家十余口人立即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困境。整天靠变卖家产和跑当铺过日子。二哥当初是帮妈妈跑当铺的好帮手。西装，皮衣首当其冲。有一次，我跟着他到了那里，十二，三岁的二哥像是个当铺的老雇主。只见他仰起头，踮起足，双手把包袱高高地举过头顶。当铺里的店员打开包裹，发现里面小孩毛衣还是温热的，从高高的柜台上探出脑袋，往下看了看我哥哥，又看了看在站在一旁的我。像是一切都明白了，感慨万千， 心生恻隐之心。无奈的母亲见天气转暖，便叫我们把毛衣脱下来去当掉。如此度日，过一天算一天，挣扎地活着，只见家里的当票簿越积越厚。另一边，为某求生机，从未进过正规大学的爸爸在失业后进入了业余大学。专攻化工专业。他晚上上课，白天除了跑书店和图书馆以外就在家中不断地做试验。我看见他用家里的煤球炉从一大堆的废胶卷中提炼出一快快白花花的银子；我看见他用各种化学原料调制出又白又细腻的雪花膏，香气宜人；我看见他把一根根锈迹斑斑的铁棒浸入一个陶瓷缸里，几秒钟后拿出来，铁锈全无，铁棒竟变成亮铮铮的银棒。我们几个孩子忙把家里销窗户的铁钩拧了下来，交给爸爸，不一会儿，千年的锈迹不见了。窗户铁钩变得亮闪闪的，十分可爱。几经尝试，筹划之后，爸爸决定开办电镀加工厂， 因为此行业在当时属于新兴行业，市场需求量极大，利润也不错。虽然在工作中要不断地接触有毒物质，长期下来对身体极度有害，为了全家十余口的性命，他顾不上那么多了。在筹储资金的时候，他不得不又邀请了其他三位失业朋友，合伙一起创办了四联电镀厂。爸爸告诉我，那时每家只有出二十元人民币，这是当时大家能够拿得出的最高数额。凑满款项后，买了一块锌扳，从最基本的镀锌开始。从此后，家中的生机才算有了一线希望。

在床上昏睡的我，蒙蒙胧胧地听见一会儿 两岁的九弟从小凳子上摔下来，脑袋橦在地板上，痛得哇哇直哭，可爱的小妹急忙跑过去搀护，一会儿三岁的八弟 叫小姐姐， 说他大便拉好了。可怜的老七，我的小妹妹，她只有五岁， 多么天真，稚嫩的年龄啊！却如此懂事， 她肩负着重任，天天看管两个孩子，居然安然无恙地 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漫长而艰难岁月。真是不可思义。莫非苍天有眼， 在冥冥中保护着我们。她所做的一切，在我平时兴高采烈地去上学的每一天是看不到的。那天 我躺在床上，耳闻目染，却无力相助。迷迷怔怔地，不久便跌入万丈深渊，灵与魂被黑暗吞袭而去。

当我醒来时，发现周围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的世界不见了，眼前变得一片洁白。我恐惑了，大声地呼唤小妹，我知道她一定是在家的。“妹妹！妹妹！”，没有回答。再细听，弟弟妹妹们的说话声，哭闹声都没有了。四周 一片寂静。看看盖在身上的被子，白白的被套上印着红色的 “广慈医院” 的圆形图样。心中一阵疑虑，这分明是医院，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正纳闷儿，一个白衣护士走了进来，和蔼可亲对我说，“你醒了？” 她大概听见了我的呼喊声。我立即问道 “阿姨，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医院里” 她回答道，“我为什么要到医院里来呢，我只是得了一点点感冒啊” 我说道。 “你得了脑膜炎。昏迷了40 个小时，你的父母亲正在等着你的消息呢，他们不能进来。因为这里是隔离病房。现在好了，你醒了， 我要马上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你先躺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她说道，轻轻地走出病房。

脑膜炎！我得的是脑膜炎？那我今后怎么办？我的脑子还能用吗？我迅速地用大脑浏览了我学过的功课，背诵了新学的木兰祠，各种因式分解公式，几何学定里，以及1 到30的平方值。一切如旧。我放心了。不一会儿，三个的医生同时走了进来。他们翻翻我的眼皮，曲曲我的双腿，问我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就读，我一一回答。他们听着，微笑着，笑意在我心间撒下了一片光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三个人一样的端庄，沉稳。一定是这三位高明的医生救了我的命。我怀着感激的情怀目送他们离去。当那位白衣护士 再次进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妈妈给我带来的苹果，问我，想不想吃，她替我削。我告诉她我不想吃。其实我是舍不得吃，因为从我记事以来，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吃过苹果，我宁愿将这些苹果带回家，和爸爸妈妈，弟弟 妹妹们一起享受。

几天后，我出院了。护士小姐带着我走出病房，穿过清丽，幽静的花园，只见父母亲正在远远的门口向我微笑。我欣喜万分。奔跑着扑向母亲的怀中。那些住院的 日子实在太寂寞了，我再也不愿意和父母亲分开。一路上我一手牵着爸爸，一手牵着妈妈，回到家。家里弥漫着浓浓的温情。哥哥，弟弟，妹妹们都纷纷围了上来，关爱地问寒问暖，东一句，西一句地向我叙述着几天来周围发生的事。两个可爱的小弟弟因好久没有见到我，“阿姐，阿姐！”地喊个不停。稚嫩的童音，还是奶声奶气的，我的眼帘湿润了。我拿出了从医院里带回来的苹果，分给大家。那真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美食，一篮苹果顿时不翼而飞。全部都到了我们的肚子里。人多真是好啊。吃东西如此有滋味。我发现家中变得比以前 整洁了，也亮堂了， 多年的尘埃好像被抖落一空。 母亲告诉我，医院里来了一队人马，把家里上上下下，彻彻底底地 消了毒，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干净了。所有人的衣服，被子，床单，都洗干净了。我家住的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几十年旧了，打扫起来还真不容易。妈妈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要安排大大小小十余口人的饭菜。尽管母亲对家务事娴熟自如，但那时候用的是煤球炉，几乎天天都要生火。当时又没有洗衣机，除了双手以外，唯一的辅助工具就是搓板。 全家十余口人的衣服，被子，床单要清洗是个硕大的工程 ，妈妈定是敖了好几个通晓才完工的。我问母亲，我是怎样到医院里去的。母亲告诉我，那天她惦记着我的病，下午三点钟不到，就请了假，早早地回家。还未踏进家门， 二妹和小妹 就跑上来争先恐后地告诉妈妈，说姐姐叫不醒了。母亲走到床前，看到我昏迷不醒，便抱起我的头，却发现我的脖子僵硬，她顿时明白，事态严重，立即将我抱起，奋不顾身，飞快地下楼。 当时的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沉重的我因失去了灵魂而变得更沉重。那石库门房子的楼梯又陡又窄，僵硬的我，把她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她已经 记不起来，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楼的。只知道出了大门后，弄里的邻居们多来帮忙。他们帮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载着我和母亲疾驰蓬莱医院，这是当地最近的地区医院。蓬莱医院的急症医师珍断我得的是急性脑膜炎，对我母亲说，他们医院没有能力医治这种病。建议母亲立即 到广 慈医院，切勿耽搁。位于上海市卢湾区瑞金二路的广慈医院 是二十世纪初由法国的天主教会创办的一所大医院，占地160亩，将近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当时在上海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母亲听后毫不犹豫，又要了一辆三轮车，到了广 慈医院。那里的医生对我进行紧急脊椎抽样后，立即送入隔离病房抢救。可怜的母亲一直在医院门口，焦虑地等待着我苏醒的消息。到了半夜，我依然昏迷不醒。护士小姐对她说，“今晚看来无望，你还是回去吧，我们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母亲心中还挂念着家里其他孩子和一大堆未了的家务事，便匆匆回家。但根本无心入眠。她强忍着泪水，咬着嘴唇不停地干活， 足足40 个小时，几乎是两天两夜的等待。当她得到了我苏醒的消息后，堵在嗓门口的心才慢慢地回落下去。眼泪却抑制不住，夺眶而出。那天晚上，我睡在自己家的床上，身上盖着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被子。从窗外倾洒下来的月光 在我的脸颊上泛着银辉，温柔而润滑，我闭上了眼睛，很快地进入了梦乡。睡梦中，心底里滋润出一朵清丽的小花，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馨香醉人。

两个月后，我回到我久违的学校，同学们惊讶不已，他们直愣愣地看着我，不知我是人是鬼，是真是假。自从上次广 慈医院派了大队医务人员到我的学校里去消毒，包括我所在的教室，到过的走廊，楼梯，操场以及那天开大会的大礼堂，许多同学便以为我不行了，即使没有死去，也成了个傻子，不可能重返学校。我笑着，安静地坐了下来，试听老师讲课。此时才意识到学期即将结束，大考已经来临。我必需补上两个月的课，和大家一起参加考试，否则，留级！说来奇怪，从那天开始，我知道用功了。我不仅很快地补上了课，还补上了所有的作业。我发现我的脑子一点也不僵。和同学在一起复习功课的时候，那难倒众人的几何求证题几乎回回都是我最先解得。考试结束后，我的名次从原来班上的中等一下子鱼跃到名列前茅。我活了，而且被激活了，是我的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如今的母亲，露寒霜重。 近日来，走路不慎摔倒，大腿骨骨折， 现正住在医院。 她那柔韧的外表下虽然仍渗透着坚韧与顽强，但风烛残年的她再也承载不下往日的重负。我望着在病床上睡去的母亲，轻轻地呼唤那些走远了的日子。感到母亲当年抱着我的体温还在，温暖着我的心。多么希望我还能回去阿？然而生命是永恒的单行，走过了便 没有回头的路。

 于美国洛杉矶

后记

那三位高明的救过我的命的医生，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在中国不久以后的发动的历次疯狂的政治运动中，是否能逃过一个又一个的劫难。愿苍天保佑他们，他们是坦荡荡的， 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以智慧当作心中的明灯，向每一个病人的心间 撒布着光明。但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