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风云突变（1）

    我的三个姐姐离开故乡的时候，故乡的政治气候不尽相同。

二姐徐家好离开园宅集的1955年，国家正处于升平时期，社会上呈现一片和乐景象。我们的小家庭也因父母的勤劳，日子过的相当殷实，更何况家中有一个当高级合作社副社长的大姐，还有一个在外面当人民银行行长的大哥。这样的家庭在园宅集可以说是出类拔萃，令人羡慕啊！

当大姐外嫁时，我们家的天空已出现一片乌云。在1956年的私营企业改造中，由于父亲的顽干身份，新成立的公私合营的商业合作社没有吸纳他，我们家的门市被迫关闭了，这个打击虽不致命但却严重。在那个庄稼低产年代，一个农户人家，如果仅靠合作社分配的谷物过日子，日子过得必定艰难。可以这样说，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家的好日子结束了。

我记得1958年（戊戌年）的春节，年三十晚上，全家吃的是中午剩下的米饭，加点白菜煮成一锅汤饭，而且每人仅有一碗。吃完饭不久天就黑了，二姐恰恰在此时从怀远县回来。餐桌上空无一物，母亲说去烧饭，二姐知道了家庭的困境，说不要烧了，她从包里拿出一串香蕉，分给每人一个。这是我第一次吃香蕉，香蕉甜美的味道和家庭穷困的愁烦心绪粘合在一起，组成我特殊的情景记忆。之后每次吃香蕉，我都会想起1957年那个夜晚，想起二姐从沫河口步行四十里赶回家过年，却饿了肚子；都会想起全家人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默默地吃香蕉的沉闷场景。

其实，就当时的情景而言，父亲尤觉沉闷。他们的忧虑不仅仅是物质匮乏且时而处于饥饿状态，而是他的自尊再次遭到伤害。这年，二姐结婚了。女婿是怀远县兵役局的征兵干事，少尉军衔，黑龙江省勃利县人，因和他父亲吵嘴，赌气参加了解放军并即时入朝参战，哪知道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夏天，二姐把照片寄来了，父亲一看就说此人满脸凶相，不可嫁。母亲倒是同意，她知道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在外工作不容易，快快嫁人，特别是嫁给一个军官，有依靠。后来，二姐在即没得到父亲认可、也没带未婚夫来家给父母过目的情况下，就和张喜山仓促结婚了。父亲由此生气。如果春节张喜山能和二姐一道来，父亲的气可能消了。可是回家的只是二姐一人。说明张喜山根本没把这个家放在眼里。现在看看，张喜山在婚姻上的所为，说明他就是一棵墙头草。大姐也是这年结婚的，媒人登门后，自己亲自上门，当是带了彩礼。可是张喜山怎么做的呢？令人寒心。想娶人家的女儿，却嫌弃人家的身份，干脆把应当遵循的礼节都抛弃了。做人有这么做的吗？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是什么恶事都可以做的。

父亲此时的沉默还有更深的一层，这就是大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信，春节前也没往家中寄来分文。父亲为此写了一封信寄给大哥，信纸上画了一个人躺在床上。那意思再明显不过：饿昏了。记得当时母亲埋怨父亲，说你要钱就要钱，画了一个人睡觉做什么？父亲怎么回答我不记得了，现在想想，父亲这样做是出于无奈，当时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大儿子如何？他心存恐惧，如果把家庭的实情倒出，万一大儿子收不到信，落在别人手里，就是攻击现实的证据：一片大好的形势下，你个反革命分子却说饿肚子，罪上加罪啊！

    后来，大哥寄来了钱。只可惜这个春节过得太凄凉。1950年（庚寅年）被祖父母挤干榨尽所有钱财的那个春节，父亲在年饭的餐桌上，曾对着那一碗白菜萝卜汤抱头痛哭，这情景在1958年几乎是重新演绎了一遍。那一次，父亲埋怨的对象是祖父，这一次，除商店关门外，基本上是大哥没寄钱回家造成的，父亲对大哥的怨怒可想而知。

    父亲的怨怒可以理解。大哥自1953年从蚌埠调到六安，鸿运高照，仕途发达。短短三年时间，从一般办事员升为县支行的副行长（没配正行长）。行政级别是19级，每月工资70多元。按理说可以也应当孝敬父母一些。可是，我们家庭几乎没沾到任何好处。原因是他以让岳母带女儿为名，把妻子的一家六口人接到了六安同居。这种娶了老婆忘了娘的劣行如何不惹父母生气！所以，父母于1955将二姐送到六安复读，1956年又让大姐去六安找工作，就是出于这种愤懑心态：你不是把你丈母娘和小舅子小姨子都接来供养吗？我就把你妹妹送去，让你知道你也有家。大姐在1957年初春节前冒雪返回园宅集，据说就是看不惯大哥不孝的作态，把生你养你的父母抛在一边，把不沾边的小舅子小姨子接来供养，这是身为长子应该做的吗？火爆脾气的大姐能看得惯吗？

等到大姐离开家乡的时候，家中虽举步维艰，但还没到达锅底。这一点，大姐还是幸运的。举步维艰的生活还算幸运，有人会认为我糊涂了，看了后面，自然会理解为什么这样写了。

    再等到三姐离开故乡的时候，家庭的天空上的那片乌云已急剧翻腾为一场疾风暴雨。1958年春节后不久，家中收到大哥寄自六安县独山茶林场的一封信。信中说他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独山茶林场劳教。儿子虽然不孝，但儿子遭难父母却如剜心，他们严密封锁这不幸的消息，把痛苦和恐惧埋在心底，外面还得装出一切如前的样子，这是另一种煎熬，却也值得。这就是大哥被打成右派的消息没被传出之前，三姐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国企工人。如果大哥被打成右派的消息在三姐招工前传出，三姐十有八九走不成。父亲是坏分子，哥哥是右派分子，副乡长无论如何都得掂量再掂量。

三姐走得非常侥幸。因为此时，三叔在北京也被打成右派，和部里其他右派分子一道被集体发配到山西劳动，有工资，这在当时算是较轻的处分。由于信息不流畅，三叔被打成右派的消息很长时间都没传到园宅集。如果消息传得快，老婶的面子就没那么大了，副乡长可能不会接受她的请求，这样一来，三姐就走不成了。但是，无论如何三姐还是招工进城了。这对她本人和整个家庭都是一件幸事。如果她没离开故乡，即将来临的死亡漩涡肯定会把她和父亲吞噬。

随着三叔被打成右派，园宅集老徐家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乡人羡慕的眼光变成嘴角的哂笑。羡慕也好，哂笑也好，那只是别人的心态，低头和昂头只有自己体会最深。父亲是民国人，有很重的崇官、尊官、畏官的心态。大哥当行长一直是他的骄傲，因为那是一个官位，是管人的人，是他昂头的资本。现在，他的骄傲变成被管的劳教犯，他的脸往哪放？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感受肯定远逊于大哥的感受。初到劳教队，大哥来信说，去劳教队时，大嫂没给带足衣服，冬季御寒成了大问题。父亲见信，马上写信给大姐，让大姐尽力支援大哥，使他能挺过来。大姐也按照父亲的话做了，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当然，她没有能力来阻止大嫂和大哥离婚，为了和大哥划清界限，大嫂提出和大哥离婚，这对大哥的打击可想而知。妻离子散的最现实结果是大哥四年的工资全部填了大嫂家的穷坑，所谓娶了老婆忘了娘，此之谓也。据大哥后来说，劳教队的管理人员真不把人当人，天天让干最脏最累的活，饭也不让吃饱，有的人熬不过去就倒下了，再也没能爬起来。我一直认为，电影《天云山传奇》简直就按大哥的经历写的。后来断断续续听了大哥的叙述，方知大哥的经历比电影里主人公的经历要凄惨得多。想必这个电影剧本的作者，在当时的语境下，没有反映真实情况的胆量。至于独山茶林场是不是安徽的“夹边沟”，由于没见任何有关资料，不能妄评。没见有关资料的原因可能是独山茶林场关押的人里，没有耿直的知识分子和著名人物，使得里面的信息没有外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