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个姐姐的机遇（2）

回到园宅集的大姐，寂寞的时间不长。碰到有媒人上门，说皇庙乡苏台子有一个解放军从四川回来娶亲。 此人年龄比大姐大三岁，个头很高，高中肄业，是在1949年在家乡参军，随二野进军大西南，曾在西藏的亚东驻扎一段时间，后来被分配在四川崇庆县兵役局，1955年被授予少尉军衔。大姐和父母对这个年轻人都很满意。大姐就这样在1957年夏季跟着苏良恩走了。大姐走出园宅集也是乘借了时代之风，苏良恩家是地主成分，在他17岁高中即将毕业时，解放军解放了他的家乡，参加解放军借以摆脱地主家庭的桎梏是他唯一的出路，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由于他有文化且性格温顺，在部队被提拔为军官，后来转业到地方县委办公室当秘书。如果不是国家政权更迭，生长于富裕家庭的苏良恩也不会参军，也不会到荒无人烟的西藏，由此耽搁到25岁才回故乡娶亲。

大姐是幸运的，但是，她的火爆脾气使她的人生路走得坎坷不平。这在后面详述。

    现在说三姐。三姐是三姊妹中唯一的具有内向性格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人缝中长大的，哪个眼里会有我。”也就是这句话，把她自卑、多疑、自尊心强烈的性格完全展现出来。她说得没错，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父母的注意力不会放在她身上，加之她很少出去玩耍，因此，村里少有人知道老徐家还有这么一个女儿。三姐的学业也和两个姐姐一样，读完六年级毕业就终止了。上面之所以说三姐很少出去玩耍，当有客观原因。大姐风风火火，一直忙于公家的事，比如合作化、巡回法庭，自然占去很多时间，二姐生性懒散，家务活能躲就躲，加上母亲也偏向她，因此她很少做事。这样一来，许多家务活自然而然地落在老实巴交的三姐身上，她性格内向，有苦就往肚里咽，长此以往，她对母亲自然而然地生出许多不满。

    我虽然是兄弟姊妹五人，但真正了解和亲近的只有三姐。大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去工作了，一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见面，才知道大哥长得什么摸样；大姐和我年龄相差十二岁，这几乎是代差，姐弟之间自然没什么心谈，据母亲说我从小几乎就是在大姐的肩膀上长大的，带我、抱我是大姐无法推却的负担，因此，印象里大姐对我并非真心关爱。她1957年结婚离家，也是直到1967年她送孩子回六安，才算知道她长得啥模样；二姐走得更早，因为她工作的地方离家近，加之母亲带我去了怀远县几趟，所以和二姐不算生分，但也不算十分亲近，因为二姐只顾自己，而且吝啬，丢给他人的念想不多。自上面的三个哥哥姐姐离家后不久，园宅集也成立了人民公社，嗣后接着就是大跃进，除去下雨天无法出工外，父母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大跃进。家里的一切都是三姐主持，我也成为三姐的得力助手。我记得很清楚，屋后的坡地都是我挖出来的，种上了时鲜蔬菜。抬水浇菜是我们姐弟俩共同的活，从香涧湖里抬水往坡地上浇菜是个力气活，一只木桶40来斤水，每天都要抬十几趟，两人累得哼次哼次的。三姐照顾我，尽量把绳头往她身边扒，以此减轻我承受的重量。我还记得家里养了几只鸡，平均每天差不多能收5枚鸡蛋。印象里，我们很少吃鸡蛋，每隔二三天三姐就把鸡蛋用葫芦瓢装着，拿到东庙的供销社去卖，卖得的钱，供家中零用。

    我和三姐在困苦中相依为命了一年多，三姐对我是真正的好，从内心里疼我，无论吃什么东西，她都不会落下我，甚至是一只蚂蚱腿。如果说如今我念及什么人的恩情，那么只有母亲和三姐了。可是，这相依为命的生活随着一次突然来临的机遇骤然而止。

    1958年上半年，记得是春节过完不久，蚌埠农业科学研究所到园宅集招工。村里的年轻人蜂拥而聚在乡政府办公室，围在乡政府的一个负责登记的办事人员的桌子旁。记得当时的条件是年龄十八岁——二十岁，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三姐好不容易挤到桌子前，可那位办事员不给她登记，说没见过这个人，有人说这是徐家荣的妹妹，那办事员坚持说不认识这个人。三姐急哭了，情急之下，我和她一道跑到老婶家，请老婶出面帮忙。老婶叫吴万英，是一个诚实忠厚的人，这时她担任生产队长，在园宅集的交际场面上小有地位，这个地位也和三叔在中央机关工作有关系，一个在中央部委工作的人的妻子，在偏避的农村应当是很有脸面。当老婶带着我们再次来到乡政府，这时已不像先前那样拥挤。老婶把三姐介绍给负责登记的人，那人说还没听说徐家荣有这么个妹妹，他指指里屋，让老婶和副乡长说一说。大约五分钟后，副乡长出来吩咐办事员将三姐的名字登记上。直到这时，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据老婶后来说，那办事员听说她是徐家荣的妹妹，马上就联想到父亲的顽干身份，也就是说政审不合格，他不敢承担让一个坏分子的女儿招工进城的风险，所以让老婶去找副乡长。副乡长也是看在老婶的份上，才同意招工三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比建国初期稍微绷紧了点，但没达到1964年以后的程度，副乡长之所以能同意，肯定是此事于他而言不存在风险。这要是在1964年以后，副乡长绝对不会同意，因为弄不好会别人当小辫子抓，说他阶级立场不稳，有丢官的可能。

    导致我的三个姐姐相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时代之风，就是始于建国初期的妇女翻身解放运动，以及在农村大面积推广扫盲识字和普及新式学校的教育。翻身的妇女如果没有文化，等于没有翅膀，想飞也飞不起来，从锅台到田亩仍然是她们终其一生的不二选择。可见父母还是有眼光的，三个姐姐上学时，正是家庭生活极度贫困的时候，有时都揭不开锅，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儿。他们不因女孩会嫁人而放弃对她们的文化培养，特别是母亲，在女儿已经能承担家务和农活的时候，没有像多数家庭那样，为了减轻自己的劳累而把女孩栓在灶台上或者赶进农田里做庄稼活，使她们得以完成学业。小学毕业文凭的价值，现在已微不足道，可在建国初期的农村，能够小学毕业的还是少数。有一万多人口的园宅集乡，每年仅仅有三十几个人小学毕业。那时候，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进城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