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个姐姐的机遇（1）

    母亲的伙伴们是一群目不识丁的农妇。她们用最朴质的语言调侃奉承母亲，说她的五个孩子，两头两只虎，中间三只凤。五十年代，领头的一只虎走出了园宅集，开始了他八年发迹的历程，继而三只凤也相继飞出了这个偏僻的乡村。这三只凤的飞出方式虽各具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承借了时代之风。

    按飞出的时间顺序，先说二姐徐家好。

    父亲继承了祖父的性格特点——偏心邪性，擅以个人好恶待人。他似乎忘记了祖父的偏心给他带来的切肤之痛，他现在又轻易地将这些痛苦强加给了二姐。母亲时常对我说，你大爷偏心，自打你二姐出世，从没拿好眼看你二姐，说你二姐懒散、恶毒、自私、凡事尽替自己打算，简直就一恶人，可他偏偏就得了你二姐的济，保住了一条老命；你大姐也厌烦你二姐，动不动就横鼻子竖眼的，没有一点好颜色。你三姐和你大姐一溜神气，尽欺负你二姐。从母亲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二姐徐家好在家中过得是什么日子。二姐在园宅集读完高小，没考上中学，在家复读一年仍然没考上。父亲把她送到六安大哥处复读一年，还是没考上。这样一来，二姐在家的处境更加艰难了。父亲对她冷若冰霜，大姐嘲笑她是八年级的小学生，她在家难得抬起头来。平心而论，父亲尽管不喜欢二姐，但他深知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巨大，因此没有耽搁她的学业，复读两年没能考上初中，只能怪她不是读书的料。

    1955年，为丰富群众文娱生活，政府号召唱地方戏。五河县也从各区乡选拔能歌善舞的青年到新成立的泗州戏剧团。泗州戏俗名拉魂腔，是淮海地区的流传最广泛的地方剧种。旧社会，拉魂腔戏班子，一直在农村流动演出，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特别是秋冬季演出非常频繁，演出日期几个月前就排好了。但也不可否认，有些演员把色情下流的动作带到舞台上，遭到具有传统思想人的反对。这情况，和东北的二人转差不多，估计除京剧外的其他剧种情况大体如此，贴近基层的文化如果过于严肃，受众肯定少，参杂一些荤段子，方能兴旺起来。

政府成立泗州戏剧团，是破天荒的事，一些青年踊跃应试。二姐也是其中之一。父亲得知二姐报考泗州剧团，大发雷霆，骂二姐不要脸，把老徐家人老几辈子的脸丢尽了，还指着鼻子骂我母亲，看看你生的好丫头，什么不能干，偏偏去丢人现眼。母亲忍声吞气，却在暗地里支持二姐去报考。在她看来，家中已没有二姐的容身之地，离家出走，找一碗公家的饭吃，再好也没有了。后来母亲又对我说，她之所以支持二姐报考泗州剧团，是想等二姐安定后，她就带着我随二姐去过了。母亲还说，她和他们过够了。他们是谁，我当时不理解，后来才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我们家原来也分成两派：父亲喜欢大姐，三姐跟着大姐跑，他们三个是家中的主流派；母亲喜欢二姐，是家中的弱势群体；至于我，由于我是幼子，父亲宠我，每逢吃饭，我和父亲两人坐在小案桌上吃，母亲带着三个姐姐在大方桌上吃，我们的菜饭自然好一点。后来，我才逐渐体会到，父亲的心真偏向大姐和三姐，他在内心是把我和母亲、二姐划在一类的。只是这体会来得太晚，一直到写这篇回忆录时才完全厘清。一直以来，我一直认为我最小，最受父母疼爱，现在想想属于自作多情了。实际上，父亲的邪性超出祖父许多，祖父撞了南墙还知道疼（后面有详述），可是父亲撞了南墙也没清醒过来，就像严冬抱个热焐子不放手。其实这热焐子里的水都冰凉了，只是他自觉暖和而已。

    最终，二姐在家中的一片骂声中含泪报考泗州剧团。苍天有眼，没有抛弃这个受尽虐待的孩子，她靠洪亮声音和不怯场的个性，被选进泗州剧团。先是在五河县唱了一段时间，后来，五河县和怀远县两个县的泗州剧团合并，二姐来到了怀远县。二姐在剧团唱的是老旦角色。据大哥讲，二姐的嗓音非常好，戏唱得动听。1956年，大概是经费原因，怀远县泗州剧团撤销。领导上爱惜人才，没将剧团所有的人员都遣散，而是将主力人员留下来，分到其他事业单位。二姐姐有幸被分在专卖公司当营业员。专卖公司是国家专营公司，专门从事糖烟酒的营销。这样一来，二姐姐就成为三姐妹中第一个成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母亲为此很自豪，她对我说你二姐有福，一人有福，托福满屋。老人家不知为何这样说，反正后来的事验证了老人家“一人有福，托福满屋。”的话是正确的。二姐姐成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这在园宅集乡妇女中怕是第一人。因为当时她有的同学在读初中，等他们工作时，已是七八年后，比如她的同学张道芝，一路读书顺利，大约1965年才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被分派在兰州一家化工厂。比二姐姐晚工作十年。二姐之所以能离开园宅集，是时代成就了她。没有共产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挖掘了地方剧种，没有妇女翻身解放运动，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支持的二姐只能是当农妇的命。不可否认，二姐的转机是她努力争取来的。二姐的事情说明一个现象，碰到机遇不能等，因为机遇瞬间即逝，犹豫片刻都会坐失良机。

    大姐的情况比二姐要复杂些。和二姐软弱、逆来顺受的性格相比，大姐截然不同，她风风火火、泼辣胆大，嘴巴像把刀子，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农村合作化伊始，大姐就被乡政府和县工作队看中，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大姐一直是骨干力量，先后担任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的副社长，同时还兼任人民法庭的陪审员，是园宅集乡叫得响的人物。2007年，我和老伴去贵州凯里祝贺大姐金婚，闲谈中，我说：“我大爷一直喜欢大姐和三姐。”大姐说：“你知道他喜欢我的原因吗？”我说：“不知道，反正他就是喜欢你。跟我爹爹一样邪性，挺偏心的。”大姐说：“我那时是社长，我大爷是坏分子。没有我这把伞罩着，他不知要多受多少罪。”我默然无语。人们都喜欢自夸，大姐也不例外。坏分子的帽子从1950土改就戴在父亲的头上，但丝毫没有影响父亲去蚌埠进货，没有影响父亲做门市生意，被祖父祖母刮干榨尽的家庭在1953年便初步恢复生机。而她是在1954年合作化运动开始才开始红火的，她这把红伞是如何罩着父亲的？天晓得！

    1956年，大姐的好运因为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戛然而止。

    这一年，县上派来一位官员到园宅集乡蹲点，这人可能是股长级的人物，四十左右的人了，当是离过婚的。他托人向21岁的大姐求婚，被大姐拒绝了。在当时，年龄超过七八岁的婚姻一般都会成为笑料，何况此人大了快二十岁，他可能是把自己当成刘少奇了（先后娶了六任老婆）。此人报复心挺重，很快地，大姐就不再风光。父亲见大女儿受冷落，及时地将她送到六安的大哥处，大哥很快地托人将大姐安排在六安南面的樊通桥粮站。大姐在粮站工作了半年，于1956年底返回园宅集（也许是1957年春节前）。可能是哥哥来信也没讲什么好话，父亲在后来的言谈中，对大姐没能在六安站稳脚跟很失望，说她的脾气太火爆，受不得丁点委屈。大姐年前匆匆赶回园宅集，肯定有原因，也许认为这个工作靠不住，或者又有人作非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