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毛邓关系浅析

上一章，我分析了毛刘之间的关系，即同是左派，兼具恩师与战友的关系。现在说一说毛邓之间的关系。历史地看，毛邓之间的关系比毛刘之间的关系要简单得多，这个关系一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套用封建话语来说，是恩师与门生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欣赏邓小平，屡加提携。邓小平一直尊重毛泽东，特别是尊重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纪念堂巍然耸立，巨幅画像高挂天安门城楼就是最好的说明。

       大家都知道，远在三十年代的中央苏区，邓小平曾因支持毛泽东而受难，第二任妻子也为此和他离婚。毛泽东一直没忘邓小平对自己的支持和由此而遭受的冤屈，他视邓小平为值得信赖的人，因此就把他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让邓小平承担大任。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129师，这个师的将领大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是张国焘的部下，必须要有可靠的人统领，1938年1月张浩因病离职后，毛泽东即将邓小平调任129师政委。这一提携很重要，使邓小平从军团级干部一下子上升到方面军首领，和刘伯承、彭德怀、林彪处于同一级别。同样的，建国后，刘少奇主持党务，周恩来主持政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独立行事，致使毛泽东有大权旁落之感，上文所说的毛泽东为此批评党中央发文档不经过他，就是一典型事例。为此，毛泽东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统管党政。书记处的每个成员都分管一个方面，有经济、有军事、有党务、有宣传。书记处设总书记一人。邓小平荣膺此职。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可以通过邓小平迅速了解党政军的大事，也可以用书记处来分剥刘少奇、周恩来手中的权力。这是对邓小平的最大信任。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极力想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想以此彻底将邓小平清出政坛，但这一阴谋被毛泽东制止了。即便是在邓小平拒绝毛泽东提出的由他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正面评价后，毛泽东虽然不快，撤销了他的职务，但仍然保留他的党籍，使他将来有复出的机会。

       邓小平在担任总书记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刘少奇关系日渐紧密，逐渐疏远了毛泽东。毛泽东为此非常气恼，这才有了把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扣在他头上，被冷落了三年多时间。但是，这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一直保护邓小平，对邓小平的任何问题，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因为他知道，一旦让林彪插手，邓的性命堪忧。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提及要重用邓小平。据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在邓被打倒以后的1967年7月16日，毛主席曾单独与他谈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赖。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信赖投桃报李。在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随后左派被一网打尽后，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烈的非毛浪潮，许多反共的右翼人士，叫嚣要撤去天安门城楼的挂像，毁坏纪念堂。是邓小平中流砥柱般的挡住了这股狂风恶浪，如实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伟绩。他在接见法拉奇时说了如下的话：“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

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朝自诞生到强大一般都是在两任皇帝手中完成的，习惯上人们都把有夺取天下之功的称为祖，有治理天下之德的称为宗。这两任皇帝死后的庙号分别称之为太祖、太宗。比如汉代，刘邦以武功夺天下，庙号太祖，汉文帝刘恒有治理天下之德，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就起始于他，庙号太宗；唐代开国之君为李渊，庙号太祖，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天下呈盛世景象，青史扬名，庙号太宗；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庙号太祖，其子朱棣治国有方，创有明一代鼎盛，庙号太宗。在找不到适合的词语形容共和国的前两任首领的情况下，姑且用历史的惯例对这两位首领定位，毛泽东和邓小平当之无愧的被称为太祖和太宗。

实际上，毛泽东不仅创造了共和国，还为共和国打下了千秋基业，这个基业夯得扎实，再也没有人敢小觑中华民族，由此出现近七十年的和平时期。这个基业不仅仅是氢弹和导弹和核潜艇，不仅仅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力量，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一切反华势力最为畏惧的。看看自1971年10月25日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世界各国领导人为争睹一代天骄的尊容，几年时间里蜂拥般地到北京拜谒，就什么都会明白。能一睹尊荣，是他们的迫切愿望和向往之情。请问，古今中外，有哪一个人能受到如此尊崇和敬畏？没有！绝对没有！毛泽东在世界人们的心中，就是超级巨人，形同一尊神，他的历史堪称神迹。中国和世界几千年仅出了这么一个超级巨人，其形象，我们应当自豪、珍惜、爱护的。

邓小平掌权以来，以深切的体会和聪慧的感知，调转了巨轮的航向，依靠物质和金钱，焕发了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之后，国人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努力，国家在初步实现了小康的目标后，又迈开大步向世界强国的目标前进。与此同时，国人切切实实的富裕了，豪宅住着、锦衣穿着、佳肴吃着、琼浆饮着，还时不时地到世界各国旅游。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不再是贫穷、猥琐的东亚病夫，而是能拨动乾坤的勤劳群体。

感谢上苍给中华民族送来两位历史巨人——左翼的充满理想的毛泽东和右翼的坚持实用的邓小平。左与右，理想和现实，亲近平民和青睐精英，他们的治国理念反差如此大，使人深感莫名和神秘。也使人联想到，平衡是历史的规律之一，物极必反是导致平衡的基础条件。左的路走到尽头，只能掉头往右走。毛泽东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华夏国，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他如愿以偿，实现了理想。但是，理想只能是精神力量，不能用以来治理国家，也许在若干年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会出现亩产万斤的奇迹，但在1950年代却不行，连500斤都难以达到，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是人为地虚报产量，只能得到饿殍遍地的报复。另一方面，天下为公的人道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以非常慢的速度形成的，它是在物质不断丰富、文化逐步提高的前提下积累起来的，教化成果的显现可能是以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为单位，人类自出现文化这一概念已经不下于十几万年，才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寄望于一场运动、一个模式来将人们头脑里的兽道挤出去，，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兽道是人与身俱来的本性，具有自私、贪婪、凶残的特点，克服兽道需要时间，需要耐性，不能寄望于连绵不断的斗争来实现，特别是依靠残酷的阶级斗争来实现。残酷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两极分化到不可调和时的产物，是生与死的较量，是延安和南京的较量，不适合于和平年代。和平年代的治化，只能依靠物质和文化双管齐下，单纯的精神输灌不能长久，因为虔诚的教徒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的人向往安定和富裕，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思想基础。因此，重要的是在安定和富裕中，坚持人道意识的培养，培养民众的公心，倡导自由平等，以求实现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问题是，在向右走的过程中，我们忘却了人道的教化，过度注重钱的作用，导致了新的灾难：财富高度集中，黑社会、贩毒、卖淫嫖娼、疆独、藏独、台独等绝迹多年的丑陋现象再度泛滥。毛泽东时代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一点公心，瞬间被金钱腐蚀了。南京的彭宇案，是共和国社会道德的分水岭，当厚重的金山压向薄薄的人道（姑且把法律也当成人道）堤坝后，华夏大地出现了什么？老人倒地没人敢去扶！古今中外，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出现过这样的荒唐事吗？这比动辄在贪官家搜出上亿元的现金还要可怕、还要令人痛心！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导致中华民族崛起的两位巨人，他们相辅相成、左右逢源、配合默契，这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伟大事业。我们不能用邓来否定毛，也不能用毛来否定邓，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上一章我说毛刘是一家。现在我还要说，毛邓也是一家。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过程中，始终把邓小平列在第一人选的位置上。这就是我对现在社会上就邓小平是怎样遭受迫害的种种说法的质疑：邓非但没有被迫害，反而是毛泽东刻意以特殊方式成就的接班人。请看下面事实：

七大以后，刘少奇的排名位列党内第二，这是刘少奇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左倾实用主义的工作方法导致的结果。不是有的人诽谤刘，说他是靠吹捧毛泽东发家的，这一点第二章已经讲得很清楚。可是，自刘少奇和王光美结合后，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王光美的影响，思想迅速右倾，天津讲话和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评价可见一斑。毛泽东对刘的天津讲话及时做出了校正和补充，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对《清宫秘史》的反应却比较激烈，他说：“《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 应该进行批判”。据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认为清宫秘史是爱国的。”。对同一部电影，毛刘的观点如同水火，这一点刘少奇应当能察觉到，但不知道刘少奇察觉了吗？刘少奇在1967年初的检查中说他也认为《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尚需新的数据来证实。起码从现在的掌握的资料来分析，刘少奇在检查中的话不靠谱，相信胡乔木没那么大的胆子，把“清宫秘史是爱国的”这句话凭空安到刘少奇头上。还有一点，在观看《清宫秘史》时，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公共场合上非常亮人眼球，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应当坚持艰苦朴实的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带着老婆张扬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联想到建国初期出现的抛弃农村妻子的换老婆风，刘的做法当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从没带老婆在公开场合张扬过。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对江青的约束是非常严格的，从未和她携手在公开场合上出现，他这样做是以身示范，他不希望出现后宫干政的现象。周恩来和朱德从未在如何和妻子携手共进的方式上遭人非议。作为二把手的刘少奇，为什么不向首脑看齐、向同辈看齐，偏偏要带着娇妻张扬，想过自己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身份吗？爱妻之心人人有之，表现的方法却很重要。联想到1963年和1966年刘少奇两次带王光美出访时的光彩耀人，人们不能不对刘少奇的作法提出质疑。

中共领导群，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群，毛泽东一马当先，其他人虽紧跟其后，但总得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现在领导人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人字形的雁阵一样，其他领导人决不能和一把手并肩而行。领导人和妻子在公共场合携手共进也是要有讲究的，二把手老是抢一把手的风头，第二夫人老是抢第一夫人的镜头，必然会引起非议和烦恼，须知，妒忌心不单纯属于女人，男人更甚。人心都是肉做的，不顾别人的感受，老是在别人眼前扬沙子，别人一定会还手。有人会说，共和国主席带夫人出访天经地义，说这话时考虑过共和国主席是在党主席的领导下吗？

所以，在1952年，毛泽东决定调五大中央局书记进京，这就是著名的五马进京。其目的是是多重的，消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培养出新的领导层来消弱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利，使“六部”和“相府”相互制约，以求均衡。五马进京之后，一马当先的高岗这颗新星，由于不谙政坛诡谲之道而迅速陨落，邓小平取而代之，随着八大成立书记处，他异峰突起，在政坛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比肩而立，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的政治地位，系毛泽东刻意造就。

这时候，毛泽东尽管对刘少奇稍有看法，但这位慈祥的老人，政坛太极的高手，还是视刘少奇为亲密战友，给了他以极大的活动空间，于1956年退居二线，把刘邓周放在一线，直接管理党务和政务。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领导层头脑集体发热，狂热的“五风”导致大跃进失败，随着大饥馑出现，国民经济陷入危险境地。在总结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的刘少奇忘却了自己一线领导的身份和二把手的地位，不去承担自己应当的责任。这位一直在河边行走的人，却穿着一双干干净净的鞋子，以“公亲”的身份出现在一系列会议上评头论足，令毛泽东彻底失望。

在考虑何人来取代刘少奇时，毛泽东做了慎密的思考，滴水洞的十一天是决定日后政治走向的关键时刻。历史地看，毛泽东有两个最信任的人——林彪和邓小平。鉴于当时刘少奇在党内势力强大的情况，和邓小平与刘少奇的暧昧态度，毛泽东选择了林彪。选择林彪就是选择军队，这是最可靠的力量，可以确保倒刘不败，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军队这只可靠的力量，最后却变成一座大山横在他的面前，迫使他走了回头路。既然选择了林彪，那么邓小平如何处置，成为毛泽东必须考虑的事。邓榕为此说：【文革”初期，在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按：指毛泽东）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一槽不能栓两匹公马，这个俗语在林邓谈话时再次得到验证。

既然林彪不能容纳邓小平，再加上邓小平前一时期的若即若离的态度，因此毛泽东决定“烤一烤”他，用邓小平的话说：“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但在“烤”的时候，他还不忘安慰邓小平，据刘源说：“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按：周瑜打黄盖？黑体字为笔者所注。）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黄铮 王光美访谈录）

“为革命当黑帮”这句话对分析毛邓关系极为重要。也就是说，毛泽东在重用林彪的时候，没有忘记邓小平。为了不影响大局，他让邓小平忍辱负重，以便在将来的某一时刻重新启用。从后来邓小平在江西劳动锻炼时，屡屡以写信的方式来试探毛泽东有没有将自己抛弃的意图来看，毛泽东在倒刘时期对邓小平肯定有某些承诺，或者是说在邓小平担任总书记的那一天起，他就担负着某些特殊的任务。而毛泽东对正在劳动锻炼中的邓小平的每次来信都很关注，甚至将邓的来信交给政治局讨论。从他们的互动方式来看，毛邓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配合默契，在心有灵犀中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请看邓榕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汪东兴收到信后，送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看了。关于未到的行李等事，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办。不久以后，所有的行李和书箱全部运到了江西。

收到行李，父亲就知道，他的信，汪东兴收到了。证明这条信息的管道还是畅通的。】

       【“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

【“九大”后，也就是1969年的5月3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九大”的召开及各项决议表示拥护，请汪转报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在信中，他询问，“九大”开过后，不知是否已到处理他问题的时候，并表示完全静候党的决定。他向表示，将无保留地接受党对他作出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并保证永不翻案。信中最后提出，想同汪东兴见一面，谈谈他的感受。】

    【正如他所愿，这封信送到了的手中。看了，并批转给林彪及在京政治局委员阅。】

    【邓小平的表态，一定在心中留下了印象。其一，邓小平是愿意作自我批评的。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在以后的讲话中还曾提到此点。其二，证明决定不开除邓党籍是正确的。而恰恰是这一决定，为今后留下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伏笔。】

       【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康生等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上，还印发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实际上被撤销。】

    【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当然是由亲定的。但林彪、江青显然不满足，他们在会上会下鼓噪煽动，妄图造成一个声势，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对此，仍旧没有同意。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

【在被迫检讨的同时，父亲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觉到了那甚为微妙的的“区别”对待。而以几十年的政治阅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在当时那种危难的政治形势下，他要求的无非是一条，争取留在党内，保住这政治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知道，能看到这个《自述》，因此，在最后，他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成立“邓小平项目组”，邓小平本人却不知道。5月21日，他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主席，如果见不到主席，亦希望见见汪东兴。汪东兴将邓小平来信报，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谈话。让征求“大家”的意见，林彪和中央文革这些“大家”根本不可能同意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的要求被拒绝了。不过，在邓小平已经被彻底打倒的情况下，还要让“大家”议一下邓的来信，说明还没有忘记邓，还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着邓。】

    【是的，直到此时，还一直试图在批判的同时将刘、邓有所区别，这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并非无意的安排。但是，他的这个安排，却让林彪和陈伯达、江青等“文革”大员很不满意，甚至心存忐忑。林彪和中央文革两班人马一齐上阵，责令“项目组”加紧搜罗证据，要将邓的“问题”铁板钉钉。】

【父亲没有受到其他“走资派”所受的迫害和虐待，并不是什么侥幸。还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原因，这是的意思，也可以说是的一种政治安排。】

【对邓小平的监管，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

【虽然仍把邓小平与刘少奇联系起来，错误地批道：“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明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的决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是既多又复杂。】

【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里，在私人之间，却似乎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这是为什么？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却偏偏保留邓小平，这又是为什么？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难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林彪最“红”的时候，就想到了什么，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什么？之心，实如大海之深，深不可测啊。】   

【是一个伟人，是一个永远的强者。他的所想所为，不可以常人而论之。也许，这就是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常常会出现巨大的差距的原因之一。】

（以上均摘自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该文中的省略主语均指毛泽东。这也是我读书读到的最奇怪的文字。）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例，可以说明毛邓之间关系的神秘莫测。这就是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常委会就毛泽东的提议进行表决，刘少奇以一票之差惜败。当时的七名常委，支持毛泽东的四票，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不支持的是刘少奇、朱德、陈云。（见崇新岳：《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

另据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写的一篇纪实报导，原文题目是：邓小平倒戈。此文说刘少奇利用长期管党的优势，寄希望于仿照两年前苏联共产党罢免赫鲁晓夫的方式，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罢免毛泽东。但是刘少奇没有把握在中全会内获得比毛泽东林彪更多的票数，若要以投票方式击败毛泽东林彪，必须获得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整个六月份，刘少奇和彭真就在这一点上下工夫。而彭真本人则于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区活动，联络分处于各地的中央委员，以便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获得足够的多数票。邓小平起先同意召开中央全会。刘少奇原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中央全会。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声言他将于数日之内返回北京，参加中全会，在他未抵达前，中全会不得擅自召开。但刘少奇声言过半数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开中全会，并依照党章于半月前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通知，因此无须延期。7月19日，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突然临阵变卦，表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等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中全会。由于他改变初衷，使得刘少奇无法凑足能够决定召开中全会的人数来罢免毛泽东。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有待证实，但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这个记者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在当时是个变相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住在这所第一流旅馆的外国记者每天晚上在楼下的餐厅中交换消息。这些记者的嗅觉都很灵敏，且各自都有获得信息的管道，有些政界人物往往会通过这些记者传递有利于己的真实信息。另一方面，邓小平是公认的毛泽东信任的人，他因工作关系和刘少奇联系频繁，但不代表他会完全支持刘少奇的一切，支持刘少奇他能得到超过毛泽东给与他的政治资本吗？刘少奇身边有亲信彭真，相信他得到的不会超过彭真。所以，邓小平在关键的时候支持毛泽东是必然的选择。也是他的高明之处，背负叛主的名声，日子绝不好过，像他这样经过千锤百炼的人，决不会干傻事。在关键的时候，他听从毛泽东的召唤。

晚年的毛泽东知道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他也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登上人生的顶点，同时，他所信任和支持的造反派，绝大多数令他失望。因此就在生命的晚期，放弃本应坚守的防线，听任守旧派对造反派的报复，同时也放宽了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限制，典型的事例是支持老干部走后门，并和稀泥地说：“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人，从后门进来的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当时，老干部利用手中权力送子女去部队当兵，通过“推荐”去上大学，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即便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即便在邓小平公然不听话的时候，也还坚信自己的识别能力，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使得他具有重新翻盘的机会。他实在是太了解邓小平了，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治国就是要依靠这样的“钢铁公司”。周恩来思想敏锐，才智双全，缺点是缺少决断能力，无法成为帅；刘少奇能力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当一面，并有极强的组织能力，缺点是立场不坚定，遇事喜欢投机，容易误国。当他把权利一股脑儿地交给华国锋的时候，他的心像明镜似的，他知道这个人守不住权柄，充其量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不是被左翼的江青取代，就是被右翼的邓小平取代。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草包竟然和大内总管一道，用枪指挥了党，用枪把纯正的左派从舞台上扫除，从而打破的政治平衡，为右翼登台留足了空间。随着邓小平复出，不到三年时间，这个新的历史巨人用手轻轻一抹，草包和那些不中用的左派大员被抹到历史垃圾堆里了；接下来的三大讲，将基层所有的左派和造反派一网打尽，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从此，政界再也不见左派的身影。接下来，几手飘逸的邓氏太极招数，把那位自视甚高的“周勃”看得眼花缭乱，恼得七窍生烟，自动回故里赋闲去了。

可以这样说，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上，邓小平做得比毛泽东凶悍、彻底、成功，从而奠定了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组织基础——历史进入邓小平时代。在邓小平时代的前几年，即1979—— 1987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暂短的升平时代，在这段时间里，百废待兴、万象更新，是一个极富希望、极富进取的时代，完全可以和共和国初建时期的1949——1956年的清明时期相媲美。历史是何其相似，又是何其令人莫名。两位历史巨人分别创造了两个令人推崇和怀念的历史时期，一个是左翼的共产革命，一个是右翼的社会复辟。这一左一右，殊途同归，同样的铸就了辉煌，为共和国的千秋伟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大人物之间的交流如水之渊，深不可测，毛和邓的关系也许永远是一个谜。假如毛泽东在世时就把邓小平扶上马，邓的路肯定不好走，因为钦定的接班人，肯定要代前主受过，被文革受害者所指。这样一来，邓必须花大精力来处理文革遗留下的诸种问题，重塑和上层的关系，在治国策略上受到的掣肘会很多，哪如三落再三起后方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邓小平在完全掌握权柄后，大刀阔斧，几乎将毛泽东所树立的一切都铲除了，如人民公社、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实践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也许是暂时的正确），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唯独在坚持精英治国和放任特权阶层纵容子女敛财方面受人诟病较多，严重影响了他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