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首先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嗣后的文件显示，该机构于1966年5月28日成立。新成立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成如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人员有：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顾问；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总编）、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等。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4号楼。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

       由于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和生老病死，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1956年召开的八大选出的17名政治局委员，仅剩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9人，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2人。1966年8月24日开始冠以“中央碰头会”名义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取代了操持党中央中枢运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1967年1月2日，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参与中央碰头会，显示着中央文革小组权利的飙升。1967年2月16日“大闹怀仁堂”事件当天，毛泽东要张春桥找周恩来谈话，明确要求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书记处对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行提交中央文革小组讨论。1967年2月25日至3月18日，怀仁堂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上，毛和中央文革痛批七个政治局成员之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该会成为中央文革在约22个月时间里取代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职能的非常形式。这些成员在公众场合露面时，时称“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突显身处中枢的荣耀。

“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该会议具有议行合一特征。每周开会三四次。

 会议内容包括研究各地文革问题；起草中共中央文檔；讨论国务院工作安排；筹备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出席庆典人员名单、口号；接见地方军政负责人；讨论外交问题；讨论事关全局的重要文章。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职务虽是副组长，但由于主席夫人的身份，使得她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组长陈伯达得看她的眼色行事，还时不时地遭受痛斥。康生资格老，又是江青的同乡，据说还是她和主席的媒人，至始至终得到江青的尊重。周恩来位高权重且善于周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支持江青，因此和江青的关系始终较为和谐。其他的成员基本上都得仰视江青，附和她的观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她的观点可能就是主席的观点。事实上也是如此，文革初期和中期，这对政治夫妻、观点一致目标相同，处于蜜月时期。

中央文革小组自1966年5月28日成立之日起，就是处理文革有关事宜的权力中枢机构。到8月8日十六条公布，它有了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紧接着在1967年1月2日，它的主要成员参加中央碰头会；2月17日，毛泽东正式决定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一个月之后的3月18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碰头会。成为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唯一向毛泽东负责的党政运作中心。在这短短的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全国最高政治经济运作指挥中心，可谓迅速腾飞。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主持人的江青，手中握有炙手可热的权力。

江青权力的获得，主席夫人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她之所以能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因为她先是在京剧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文革，顾名思义就是文化方面的大革命，这是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对“二月提纲”的批判，继而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是文革发展的合理延伸。江青因京剧改革成就突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合情合理，没人反对得了。江青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后，沿着文艺改革的路子继续深度挖掘，创造出一大批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的伟大旗手。可以这样理解，京剧改革是江青这匹烈马离开枥槽，走向政治前台的必要铺垫。没有这样一个铺垫，毛泽东想把夫人推向政治前台必然困难重重，即便强行通过了，也难免有裙带之嫌，影响威信。所以，江青在文革开始的两年前强力介入京剧改革，是毛泽东的精心策划还是她本人的爱好使然？难以断定，也许是两者兼具。

一向对夫人限制甚严、使之不离枥槽的毛泽东为什么会把这匹烈马放出马厩，让其在公众的视野里狂奔？虽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但我们也可以从所掌握的数据中，得出简明的判断：毛泽东经过缜密的思考，认定必须带领他的人民进行第二次长征，对现有体制进行彻底更新，否则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人民就会再次陷入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419页。）而更新现有体制必将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甚至会有丢失权力、人头落地的危险。因此必须首先废止旧的权力运作中枢，在新的权力运作中枢必须有心腹具体操持，使得自己的意见能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执行。这个人只能是与他同床共枕且志同道合的江青。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特殊、最庞大、最复杂的政治工程，这个工程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个细节既精刻又微妙，不是心心相印者，理会贯通都难，遑论贯彻执行。翻开文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基本理解毛泽东意图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江青。如果把当时的中共中央看成是大本营，周恩来代表的是右翼，江青则代表的是左翼。他们如同左右手，共同辅助主帅毛泽东艰难地走过了十年时而顺当时而蹉跌的战斗历程。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事，不仅看到江、王（光美）争荣的踪影，也还可以从另一面得出毛泽东此时对党政界要人已基本失去信任、觉得他们都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判断。如果这个判断属实，则说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他的第二次长征的目的，认同者不会太多，自己可能处于孤立的地位。但是这位历史的巨人，还是要尝试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途径。因为在十年前的东欧政治右倾回潮中，这位革命导师就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他试图以鼓励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民主的方式摧毁专制的铁栅栏，最后却以失败告终。铁栅栏不仅没有被破除，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