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两个人转移到中央精神病院以后,他们几乎被印度情报人员遗忘了。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是印度最老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每年平均接纳两千五百名住院病人和两万五千名门诊病人。中央精神病院的病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躁狂者、痴傻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变态者。值班医生对这一类病人看管得较紧,因为经常有精神病患者逃跑,自杀事件经常发生。马胜龙和杨家仑所居住的病房曾被安排进来一位叫尼扎姆·阿郎的精神病患者。这个病人刚住进来一个星期,就在卫生间上吊自杀了。估计这一事件对两位老人的情绪也有一定影响。在精神病医院里,还有一类病人没有攻击性。他们听从命令,只是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值班医生负责定期给他们服药,他们可以在院子里四处闲逛。马胜龙和杨家伦就属于这一类病人。马胜龙总是穿着黄色的“古尔达”上衣和“帕加摩”裤子,习惯性地站在两堵墙中间,两堵墙之间有很多杂草,经常有蚊子和爬虫出没,马胜龙总是盯着小爬虫出神,又表现出对这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盯着自己的手心。杨家仑习惯坐在图书馆的门廊里,终日望着随太阳缓慢移动的光影,安静得几乎可以与周围建筑融为一体。他在一次活动中不慎跌伤了右腿,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而落下了终身残疾。
《印度先驱报》记者曾经通过个人关系进入了精神病院,并接触到了杨家仑和马胜龙。记者问杨家仑,“你知道中国吗?”“你是中国人吗?”“你知道毛主席吗?”记者多次重复这些问题时,杨家仑只是用双手击打脑袋,嘟囔道:“中央监狱,中央监狱。”监狱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了。一位护士对印度记者说,两个人生活标准是每月6.5美元。马胜龙喜欢一种叫“宾迪”的印度烟卷,当记者把一盒“金片”牌香烟放在他面前时,他灵活地从里面抽出了一支,等着记者给他点火。记者附近有一个电扇,马胜龙挪了一下身子。这个动作表明他意识到了风扇让记者不容易点烟。记者能感觉到两个人有时很清醒。记者握手与他们道别,对方伸出来的手却毫无感觉。
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说,两位中国人既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说印地语。马胜龙只会说两个印地语单词:茶和饼干。他们通常用手势与员工沟通。医院主管说,他们的房间十分整洁,衣服﹑床单﹑床垫和枕头也很干净。一名多年照顾他们的护士说,“他们两个人都像绅士一样,都喜欢大米、牛奶和饼干。”他们对于任何问题都是用微笑表示回答。“你好吗?”“你们想回中国吗?”回答都是微笑。根据印度医生的诊断,由于两个人长期出于自闭状态,他们的语言功能几乎完全丧失了。
马胜龙和杨家仑被安排在了同一间病房里,据说他们很少交谈。医院主管说,“医生们从没有见过两人在一起聊天。”杨家仑睡觉时十分安静,经常在半夜里醒来,呆呆地盯着天花板。马胜龙睡觉时常发出噩梦般的呻吟,低沉而痛苦。中央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尼扎米说,由于长期被囚禁在病房里,他们感到十分压抑,最后连回家的希望也放弃了。杨家仑和马胜龙都是来自四川农村。也许他们的角色巨大转换和落差让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这就使他们难免要经历恐慌、愤怒、木然的心理变化。估计这也是导致他们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因素。
现在,两位中国老人已经温暖地生活在了自己的祖国,过去的孤独经历已经被亲情和友爱所取代。他们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份,怎样的过去,这两位老人在我的眼里永远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