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是一处豪华的四合院，由东西两组院落组成。

　　这个大院在明代是明思宗田贵妃之父田琬的宅第。清康熙年间为靖逆侯张勇宅，道光、咸丰年间，志和购得此宅，原称“天春园”，后易名“增旧园”。同治帝遗孀敬懿、荣惠二太妃曾在此居住，后被天主教神学院购得。1966年以前归北京市东城区党校所有。

 

　　1967年为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后改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79年起，由北京市文物局使用。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书、玉器、瓷器、字画等文物。

　　按照中央指示和党的政策，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负责清理北京市十八个区县的“红卫兵查抄战果”，登记造册后，将这些文物、古书大部分集中在府学胡同36号院或孔庙保管，准备运动后期落实政策予以退还。

　　由于这里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国宝级文物，进驻军宣队后，为了“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在军宣队领导下专门成立了“首长接待组”。

　　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

　　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多次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

　　而且每次“首长”来，交道口交通队必定增哨加岗，路两边戒严。因此，当时“文管处”在宽街一带小有名气。

　　邻里之间甚至传言：别看外面挂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里边是“文二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办公室）。就连厨房的大师傅喻庆福脸上都增光，每次到宽街副食店买肉都不用排队，大家用神秘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从“文二办”来的大师傅。

　　据不完全统计，“四人帮”一伙来“文管处”共计94次，掠走瓷器、玉器、笔墨纸砚、书画、金表等共计5738件，各种书籍、字画47275件。

　　这些文物古书大多是价值极高的珍品。他们来了之后，毫不客气，什么都要，只要接待人员介绍，好的，老的，他们就打包带走。

　　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这些首长都是无产阶级出身……我们都没钱……作风正派，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喝杯水都要给钱的，你们呐，就象征性地多少收点儿。”

　　于是“军宣队”领导就心领神会地象征性收款。规定凡石章类：鸡血石、田黄石，几毛钱一块；寿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钱一块。此外比较珍贵的文物如：

　　乾隆自用珐琅彩金怀表1件，付款7元。

　　翡翠荷叶青蛙洗1件，付款1角。

　　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1件，付款1角。

　　明代吴天章款墨1锭，付款2分。

　　象牙杆狼毫笔1支，付款1分。

　　全套二十四史711册一套，付款10元（配金丝楠木匣）。

　　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

　　其中，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图》，苏轼《松石图》等珍贵文物；陈伯达劫得宋拓《道因碑》、《汉石经》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珍贵图书文物。康生劫得宋拓《熹平石经》、黄庭坚草书《腊梅三咏》仅支付5元、《金瓶梅》等12080册善本及大批珍贵图书拓片、绘画、书法和名贵的印章，另有各种石质的砚台多达500方。

　　更有甚者，邱会作的儿子结婚，竟然到文物管理处要钢琴。当时某领导打算把查抄邓拓家的钢琴给他（就在开会的礼堂放着）。邱会作老婆说：“太旧了，不要。”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说：“天主教南堂的钢琴好，德国造的。”于是某领导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调拨那架钢琴。无奈，天主教南堂属于宗教局管辖，此事没有办成，才算罢了。

　　由于“首长”经常“光顾”文物管理处，保卫“首长”安全是件头疼的大事。军宣队负责人常凯多次向有关部门请示，在院子围墙上架电网、进驻部队警卫，确保首长安全。上级领导部门迟迟没有批准。在居民区院内怎么能拉电网呢？

　　事也凑巧，1970年夏，晚饭后“天天读”时间，大家都在自己的办公室学习毛泽东著作。只有李新乾和袁增信二人在羽毛球院内“一帮一，一对红”谈心。其中不知道谁一抬头，看见房上似乎有个人影“嗖”地一晃没有了。这还了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别是羽毛球院，紧邻“首长接待室”。

　　二位立即到办公室向军宣队报告：“发现房上有人。”军宣队领导立即赶赴现场，同时拉响了战备铃。铃声就是命令，大家纷纷从办公室跑出来集合。只见常凯同志从前院跑步到后院和大家说：“同志们，有情况！根据李新乾、袁增信的反映，他们二人发现羽毛球院房上有人，今天谁也不准回家，各队给我搜，大家分散活动，各自为政，抓不着阶级敌人决不收兵！”

　　府学胡同36号院子大，前后院好几层。只见大家有搬梯子上房的，有在院里犄角旮旯搜索的，折腾到凌晨一点多，什么也没找到，连个人影也没看见。这时候常凯把李新乾、袁增信找来，问：“老李，你们俩到底看见啥了？”李新乾吓得也不敢肯定了。说：“可能……可能是猫吧。”这时候常凯也火了，说：“你们那么大的人了，连个猫和人都分不清，白活了！”

这时大家都在院子里等着宣布解散呢。常凯转过脸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第一次战斗结束，但我们不能说是胜利，因为没有逮到人。这样吧，我看道远的和女同志先回去吧。道近的全留下，继续警戒，决不放走一个坏人。”

　　于是有我和郭仁、李伟、张宁、刘精义、喻震等几个住在地安门东大街113号的男同志全部留下继续巡逻。

　　为了吸取教训，军宣队再次申请安装电网和派武装警卫。不久，经审批，有关部门派来某部队一个班的警卫，白天持枪站岗，夜里巡逻。36号院子四周也架起了高高的电网。

　　公安部门有规定，在市民住宅区内不许拉电网，而府学胡同36号院情况特殊，经批准拉“假电网”（铁丝网是真的，只是拉一根电线挂上几个红灯炮儿），到了夜里电网上红灯一亮，可谓壁垒森严。从此，更增加了36号院的神秘感。

　　警卫持枪站岗，可苦了广大职工。只要“首长”一来，大门紧闭，然后在院里戒严。所有职工只准进不准出，不准打电话，不准在接待室的院落走动。尤其是中午快下班的时候“首长”来了，谁也不能回家吃饭。等着“首长”走了方可解除禁令。

　　一般的“首长”来都好接待，只有江青来了不好伺候。首先接待室要求一年四季恒温21度，夏季好办可以安空调，冬天就难办了。当时“文管处”没有暖气，各办公室冬天都是自己生炉子。

　　而接待室不能生炉子，怎么办？于是经协商从隔壁的妇产医院锅炉房挖管道，把暖气管接到“首长接待室”，而烧锅炉我们另派自己人一一刘景春负责。由于接待室离锅炉房远，要把室内温度控制在恒温21度谈何容易。特别是江青来了，室内温度高了、低了都不行。锅炉怎么烧？

　　如何通知刘景春？最后经研究用“声控”办法。在接待室和锅炉房之间安一电铃，以铃声为号：“二长一短”温度高了，“二短一长”温度低了。这边听着铃声烧锅炉，温度低了好办，多加两铲子煤，把火烧旺，温度自然上去了。温度高了往下降，不好降。而且往往是室内温度在25度－27度之间，江青来了。这时候接待室同志使劲按降温的铃声。只见刘景春这边忙得满头大汗，从锅炉里往外扒煤，封火，可让温度迅速降到21度，何其难也。

　　原来文物管理处的大门口有一个小缓坡，“首长”的汽车大而底盘低，汽车拖底时有发生。一天叶群来文管处，出门的时候汽车底盘拖底卡在缓坡上，出不去也进不来。这时候看传达室的刘清源招呼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大家喊着号子连抬带推，楞把汽车给推出去了。大家就这么使劲抬车，叶群心安理得地坐在里面也不下车。

　　于是大家自嘲地说：“过去见过抬轿子的，没见过抬汽车的，今天长见识了，让哥儿几个尝尝抬汽车的滋味。”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由军宣队出面联系市政工程部门。由于“文管处”部门特殊，很快市政施工人员前来，将大门口的缓坡降为平地，并铺上了沥青。

　　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四人帮”一伙人提供方便，军宣队还特意在36号后院专门开辟一间小屋，让金石篆刻家傅大卣先生给“四人帮”刻图章，在砚石上刻铭。

　　江青曾在一方白寿山石上刻“制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上镌刻“君向潇湘我向秦”，在一方田黄章上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制怒”二字，引自清代林则徐手书，告诫自己要控制自己内心怒气，等待时机再求一逞。“君向潇湘我向秦”是唐代诗人郑谷《送别友人》七绝中的末一句，原意是离岐分手各自东西。“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唐朝李商隐题为《贾生》的七绝中后两句，而江青引用此句作为“闲章”有其政治目的。康生、陈伯达请傅大卣先生刻的闲章中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进思尽忠思退补过”、“知无涯无涯无极”等等。从这些闲章中可以看出，江青等人预料自己所作所为的反党罪行早晚会暴露。因此每天都小心翼翼，苟且偷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感到自己末日就要降临。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大肆掠夺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康生虽然在闲章中刻有“大公无私”、“归公”。事实是如此吗？他们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以大公无私为名，行贪得无厌之实。他们用毕“归公”了吗？没有，而全都保存私囊据为己有了。

　　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我在府学胡同这个大院里生活工作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的十年基本在这里度过，经历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目睹了“四人帮”对文物的贪欲，大肆掠夺党和人民财物，用仨瓜俩枣的钱将贵重的私人物品占为己有。1979年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从府学胡同36号院迁往北海北门，在这里我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从一个普通文博工作者迈入了考古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