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上)
　　我中学时代的好友伟少江（笔名，我们都叫他阿伟）所写的《我九死一生的游水逃港亡命记》在《文学城》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篇文章是他用了大半年醮着血泪写成的，很难得。恰好在几个礼拜前，香港凤凰台也播送了《逃港者》专辑：http://v.ifeng.com/documentary/history/201301/430b282c-6252-4190-87fb-d6ed9b3321f4.shtml　　　这段历史震撼人心，看过后久久不能平静。其中有些细节似与我们所知史实不符。譬如：1973-1974年，香港水警并不遣返偷渡者。阿伟的太太就是1973年初游水到香港管辖的东平洲岛的。到达后警察将她和其他偷渡客一起送到市区由亲人领走，非常优待。可能当事人因年代久远而记忆有误。所以我在博客文章《毛死那天我结婚》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112/28668.html　　中大声疾呼：“海外像我这样年纪的老人写博客的不太多，希望有更多的人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写出来。不然，等到几十年后，都成《三国演义》了，只剩一些帝王将相在打仗厮杀和勾心斗角；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想什么没人知道，那是历史吗？”每个人因为记忆模糊或故意隐瞒，夸大，歪曲而造成回忆录部分失真，是很正常的。当然我们希望回忆录要尽量准确，但即使做不到,千千万万部分失真的回忆录汇集在一起，却也能反映一段相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
　　作为曾经计划逃港和实施过探路者，我在这里也把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讲出来。
　　在1950年广东全境解放后到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关闭省港边界前一年多的时间内，广东人是可以自由进出香港的。阿伟的姨妈就是这一期间去香港的。在阿伟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将述及他游到吉澳岛后，就是这位姨妈接他回市区的家。上世纪末我曾和他姨妈在多伦多北郊的RICHMOND　HILL详谈。姨妈说：老八（解放军）进城后，她家遭清算，无奈便与亲戚雇了4辆自行车走了5天“官路”（解放前未有公路时乡间约1.5米宽的混凝土路）到深圳再入香港。那时香港警察也腐败，塞上百把元“港纸”（港币）立即放行。
   我的表哥是一位较早的逃港者。我舅舅只有他这一个孩子，当医生的舅妈将他当心肝宝贝。1957年他读高中三年级时正逢大鸣大放，少不更事的他轻易地中了阳谋被开除学籍（中学生不划右派）。此后的五年他到处找工，流浪，试图逃港，失败接着失败。他曾对我说，假如揭阳和香港之间有一条让人爬过去的通道，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干。1962年夏天，他终于成功了。舅舅花了大价钱买通了海丰县的一个蛇头，让他在船舱中得到一个座位。不巧船进香港水域时遇到风浪而倾覆，全船人攀着翻覆的船帮漂浮，被香港水警抓获后用货车遣返。当黄昏接近边界时，一向娇生惯养的他突然爆发惊人举动跳车逃亡，并迅速滚入深圳河藏匿于草丛之中。他高度近视，眼镜偏又摔丢了，夜里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最后凭着听到河两岸巡逻警察说中文英文才判定该往哪边钻铁丝网。越过几座山后，他敲开一户农家。那家人收留了他，第二天打电话通知我另一个在香港当牙医的舅舅（他的叔叔）接他回市区。很不幸，两年后他死于白血病。消息传来，我舅妈伤心致死。
   表哥的同学陈子X比他幸运得多。陈的父亲叫陈绍辉，内科医生。母亲叫黄贞静，妇产科医生。大哥叫陈子达，曾留学印度和美国，海归后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医院任职，是国内著名的热带病学专家，解放后编入南京军区总医院任热带病科主任，中校军衔，文革中自杀身亡。陈绍辉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人。1948年的一天，一顶轿子停在他诊所门口。说城外某村有急病人请陈医生前往救治。陈不疑有诈，提药箱坐上轿子。当晚一人送来陈亲手写的条子给黄贞静，说速交来人一千银元，才能救我一命。在黄筹集齐款项交后，陈被释放。回城后陈向县政府报案，绑匪在某村。军队往剿时绑匪逃脱。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到揭阳视察，特意命令县公安局将陈绍辉抓起来。原来绑匪竟是土八路（游击队），古的老部下（1948年古已去东北）。因革命经费不足，想出吃大户的妙计。在古大存的关照下陈绍辉判了无期徒刑，不久病死狱中。陈子X当然无缘读大学，1961年逃港成功。文革中，七十来岁的黄贞静竟也学着年轻人去“屈蛇”想和儿子团聚，惜失败被抓回。进了“学习班”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老太太命大，竟然捱过那非人岁月活到94岁。
   这里离题一下介绍什么是“学习班”。它的全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源于毛在文革中的一段最高指示（还需不需要解释什么是“最高指示”吗？就叫圣旨好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说白了就是官督民办土牢。与国营监狱不同之处在于打手是“群众”而非警察（也源自另一段最高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另外，“学习班学员”的家属得每天送饭。释放时要先交清学费以发“群众”的工资。这些都为监狱所无。70年代我在云南工作时，阶级斗争的高潮已经过去，学习班的学员大多是拒绝堕胎或绝育手术的农村妇女及其丈夫，公婆等。基本上是贫下中农，因地富根本不敢公然违抗“基本国策”也。这几年的截访办事处，大约应和当年的学习班相似。谁说文革一去不复返呢？
   1965年，我考上中山医学院，次年文革爆发。1968年夏天，一位杨姓高中同学突然来找我。他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考上大学。那时全国尚未运动式地强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在一家街道民办小厂当推销员，对我说是来出差的。在我宿舍住了两天后告别了，不久就听到他逃港成功的消息。他的父亲和弟弟因而进了学习班，弟弟被打死。代价实在是太惨了。
   1968年底，我们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带领下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年级去的是惠阳，惠东，博罗三县。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开始了。大批广州和潮汕知识青年来到惠阳专区安家落户。这里毗邻香港，本是广东省较富庶的地区，但那时却相当贫穷，粮食也不够吃，不到一年知青中就兴起一股逃港热潮。连我这个大学生也主动卷入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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