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死那天我结婚（上）                 



       金正日死了，朝鲜民众如丧考妣号淘大哭的画面使大家想起毛主席逝世时的中国。也许那时确实有人阶级感情很深，可我较知心的朋友都感觉如释重负，只表面装严肃罢了。家乡的一个农民因说“好啊，喝两杯去！”被判了7年徒刑。几位守灵的干部困了打扑克熬过夜被开除党籍。谁愿往枪口上碰？

        我恰恰在1976年9月9日那天结婚，信不信由你。

        说来话就长了。70年代初我在云南省某少数民族自治州医院当外科医生，正和医院的一个护士谈恋爱。1975年8月，接到要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进修一年的通知。不巧女朋友正回农村老家探亲去了，我便先去她家求婚。得到满意的答复后，第二天高兴地从她家直接离开云南。仍按我爱游山玩水的劣根性，先上西岳华山。山上没几个游人。认识了两个大庆油田的小伙子，一个叫王力，一个叫边沿。和他们一起爬了“鹞子翻身”和“长空栈”。那时年轻又未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爬了也就爬了不当回事。边沿后来还来上海短期学习，我俩星期天到处瞎逛。

       下山后继续东行，在郑州见到街上很多流民，还有墙上贴着募集旧衣服支援灾区的通告，这才知道驻马店那里水库崩塌，死了很多人，京广线也断了。再往前走到南京，在那儿转芜湖去黄山。那是我第二次上黄山，在山上结识一位上海市隧道公司的技术员朱祖熹。他有一架海鸥牌相机，这架相机一年后我结婚时派了大用场。 朱技术员现在已是上海市隧道公司的顶梁柱，隧道工程防水与渗漏治理的权威（这技术是现在国内的大热门），还是２００２年＂全国最美书籍＂《方寸洞天――邮票上的隧道与地铁》的作者。请参阅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310/18056.html   这场邂逅竟让我们俩结成至今已４１年的友谊。

        8月底，到北京西路/常德路的市六医院报到，住在医院大门口不远的进修医生宿舍。有天黄昏正在看书，进来一位中年人，客气地问：“师傅，找病人蜡嘿阀（在这里吗）？”我说：“找病人不蜡嘿，您朝里走，进医院门口，问住院部。”他说：“复日复日（不是不是），我寻口腔科找病人。”我说：“不管什么科，找病人都得到住院部。”解释半天闹明白了：他要找兰州来的口腔科进修医生，名叫曹炳臣。

　　 第二天说给科里同事听。一个护士说，妇产科还有个进修医生叫小瘪三的。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肖碧姗。同科来自内蒙古军区的杨大个说，大门口宿舍太嘈杂，我们在外科大楼顶天台上有个小天地：电梯房。两房，一大一小，没人管。只有4个进修医生住着，你来看看，喜欢就搬上来。我便搬了上去。这可是个好地方：天台有半个足球场大，能望到江南造船厂那边。我发现:   楼高风大，又没电线干扰，好放风筝（上海人叫“鹞子”）。陈中伟手下的大将王琰从手术室偷了些4号丝线给我。每天晚饭后就是我们放鹞子的快乐时光，聊天活动也多在这时进行。

       进修医生更换频繁，谁要走了，我们就物色谈得来的新室友搬上来（我自己就是这样让杨大个挑中的）。那一年同住的还有：沈阳军区的老杨，南京军区的欧阳，福州军区的小郑，福州的老蔡等。他们都比我大，社会经验也丰富得多，内幕消息听得我这个来自夹皮沟的土包子心惊肉跳。杨大个先说批林批孔“其实就是要整那个周”，欧阳说“现在反军派得势”，小郑说“那戴眼镜的（张春桥）肯定抽鸦片”。我不懂这些，加上出身不好也不敢涉及政治，能说的都是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之类。几位老大哥常因此拿我开涮“女朋友现在怕是在跟少数民族小伙子睡觉”一类的玩笑。物价上涨和副食品供应短缺也常是话题。说来说去难免总是归结到“文革搞糟了”，“主席不知是怎么想的”怨言上。有一点是绝不碰的：那就是毛本人。几位军医总习惯以“主席”尊称。老蔡和老杨比较小心，不说出格的话。但他们几位对我们是信得过的，知道我们不会主动害人。进修医生一年后各回各的单位，所以发牢骚会放肆一些。

         批邓开始后，这几位仁兄私下更“猖狂攻击”了。周死后，记不起谁说过“假如主席提议张当总理，朱德会不会反对”这样的话来。有天晚上，杨大个去开党支部会回来，透露“两边都没上，挑了华”，又评论道“主席善搞平衡”。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批邓影射周搞得比较凶。杨大个偏不尿那一壶，有天科里政治学习，讨论“走资派（明指邓）还在走，投降派（暗指周）确实有”（这是当时报上的标准提法，据说是毛的原话）。本来我们进修医生只要沉默不发言就可以了，大个子装傻开口了：“经过噢，这么个噢，学习，知道了，噢：走资派噢，还在走，噢，投降派噢，还在投......”不知玄妙的几个小护士马上纠正：“投降派确实有”。杨大个也不再说话，只笑笑。我相信，在场的老医生都能听出他弦外巧妙的，抓不到把柄的抵制之音。其实他们几个老兄对周也没多少好感，说周软弱。他们对邓和已经靠边的叶是挺佩服的。

         然后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邓正式下台。我表哥来上海短期学习，和我聊，也说“老头子真是糊涂了”。那年五一节晚上人民广场放焰火，我随医院救护车去主席台担任救护工作，只见整个广场上“上海民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没几个游客。过一会民兵拉来个据说是“小流氓”的年轻人，拿棍子打，再送保卫处去了。一点节日的气氛都没有。

        接下来批邓便进入高潮。电影《春苗》放映了（我觉得挺好看的）。医院也抓阶级斗争。一个姓俞的老医生因嫖娼被批斗。还有一个叫马小非的病人，原是上钢五厂的普通工人，冒充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的儿子，李富春的女婿，上钢五厂党委委员，住院整一年，招摇撞骗。连骨科的清洁员因女儿当知青去新疆多年，都向他送礼，希望他帮忙调回来。最后是陈中伟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碰到上钢五厂的领导，才戳穿这桩骗局。有一次还听科里的党员金医生说邓的后台可能是周。

       也有好消息：女朋友本来被编入“学大寨工作队”下乡一年的，这时云南搞批邓，所有工作队全撤回来了。我的学习也快到期了，便商量让她到上海来旅行结婚。首先是向单位写申请，批准后到市民政部门办结婚证书。那位女办事员原来认识我的，在我没在场的情况下也盖章了，只叮嘱我未婚妻，要我回去后亲自去补签字（小地方就是好走后门）。最大的问题是未婚妻从没出过门，当时到处乱哄哄的，要来上海有些害怕。这最后也解决了：医院同位素室的上海知青小姜要回上海探亲，两个女孩子正好结伴同行。

        8月底，我向市六医院办了结束学习手续，只没退房。未婚妻要9月9日晨才能到达上海，那几天正是游玩的大好时机，我去了舟山和普陀山。当时政治笑话说，浙江省有六个主义：杭州无政府主义，金华帝国主义（武斗），绍兴封建主义（迷信活动），温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舟山群岛关门主义，杭涌铁路共产主义（坐车不用买票，上车没人管，车上也没人查票，全乱套了），就是独缺社会主义。果然沈家门鱼货之丰富使我印象深刻；但普陀山很令人失望：普济寺被军队征用不开放，只在百步沙游了几天海水浴，又拣了些贝壳,  想送给未婚妻的。不怕大家笑我寒酸：我们的＂定情礼物＂就是我在广东老家海滩上捡到的一枚漂亮贝壳。9月8日晚回到医院又遭几位老大哥揶揄：＂哇哇哇哇哇！哪儿钻了个黑狗熊出来？＂, “明天一早未婚妻来了一定不干啦-----怎么嫁个非洲黑人哪？” 我们那间小房，他们已誊了出来，用红纸剪了一个大大的双喜贴在门上，兄弟般的情谊让我非常感动。那时上海的住房特紧张，我去过著名的外科医生朱锡琪家，他爱人在《智取威虎山》剧组当医生，还有个12岁的儿子，一家三口也只住一间房，儿子睡沙发。科里有个护士，结婚十年了还没有房，起初每逢周末还去旅馆租房，后来也没那兴致了。大多数职工上班，要花一两个小时倒几路沙丁鱼公共汽车。现在我特能理解为什么上海的房价会涨到那么高。当时我俩算是福星高照了。

        9月9日一早到上海北站接车。到了那才知道火车误点11小时，要黄昏才到（后来她们到后说列车在贵阳站停了十来个小时动也不动）。没法只好又回医院，午饭后上图书馆，看书时听到有人说下午中央台有重要广播，我也没在意。回到宿舍，欧阳手术下晚了，刚吃完午饭，正在享受他＂饭后一枝烟＂的神仙世界。见我回来，问：＂未婚妻哪？＂我答列车晚点了。“ 一批邓，万里抓的整顿铁路秩序也立地垮了，奶奶的！” 唠叨没几句，高音喇叭就响了,是哀乐。那年哀乐特多,康生，周，朱德。这又是谁啦？欧阳真敏感，皱了一下眉头，将右手食指向天上指。我立刻明白：皇上驾崩了！广播还在进行时，天台上来两个带着“上海民兵”徽章的年轻人，毕恭毕敬地捧着一面国旗，走到旗杆下，把它升到一半高。欧阳突然跑出去，把贴在我们＂婚房＂门上那张红双喜揭下来递给我说，幸亏没让他俩看到，不然就麻烦了。听完《告全国人民书》，欧阳又给我上开了形势分析课：老人家撒手西归了，全国前途未卜，我们只能自求多福了。我对这些根本没放心上：未婚妻就要来到了，高兴还来不及, 管他娘的什么谁驾崩不驾崩呢！

        天快黑了，终于等到昆明来的列车进站。未婚妻和小姜出现在出口处时，我满心的喜悦难于形容。小姜带了两大袋行李，我得先送她上公共汽车。于是在北站门口找了个地方，叫未婚妻坐在那里，千万千万不要离开，不管什么人来也不能答讪。送走了小姜马上奔跑着回来叫上她：咱们走！在挤得要命的电车上，看到满街在贴大标语“永垂不朽”什么的，低声告诉她：“毛主席死啦。”她答：“火车过杭州时听广播说的，小姜还哭了。”

 　回到我们那间小天地，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拥抱接吻，两双眼睛含情脉脉相对总看不够，整整一年的思念哪。我们搬了两只椅子到天台的偏僻处相拥而坐，那天晚上正是中秋后的第二夜,  八月十六，月光真亮真亮啊！眼前是大上海望不到边的万家灯火，心爱的人偎依在我怀里，陶醉在幸福中，就算天要塌下来，又关我什么事呢！（待续）　　

下面接： 《毛死那天我结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