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制药产业的底蕴很足，作为工业革命的中心，欧洲是全球制药行业的摇篮；有罗氏、拜耳、阿斯利康、诺华、赛诺菲和葛兰素史克等跨国巨头，在全球市场具有重要地位。但近几年来，无论是从药物研发投入、创新药企数量这些软指标来看，还是从新药推出数量这一硬指标来看，欧洲都已被美国远远甩在身后，甚至面临着被日本、中国反超的威胁。

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车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欧洲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化工经验。化工业与制药业本质是相通的。早期的药物，都是从化学物质中提炼的，比如最早治疗梅毒的药物砷凡纳明，就是德国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从近千种有机砷化合物中筛选来的。欧洲化工业的发达，推动了制药业的腾飞。

1668年创建的默克天使药房，卖了一百多年草药、护身符、蛇皮等疗效未知的偏方后，受益于发达的化工业，19世纪开启了向现代化制药业的转型。1840年，在年轻掌门人海因里希·默克的带领之下，默克开始了吗啡的工业化生产。除了吗啡之外，海因里希·默克，还带着药剂师们研制出近800种医药化工产品，默克的制药业务也因此疯狂扩张。如日中天的默克，是整个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制药产业走向繁荣的缩影。

1863年8月1日，另一家日后在制药业地位举足轻重的药企拜耳诞生了。起初，弗里德里希·拜耳以及韦斯科特合伙开办了一个化工作坊，主要生产和销售染料。在两位创始人去世后，拜耳开始将目光转向制药，并建立起了实验室，拜耳的制药之路也就此开始。在拜耳近百年的制药历程中，创造过许多知名“神药”，包括第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抗生素prontosil和环丙沙星，第一代催眠药苯巴比妥，避孕神药优思悦和优思明等等，也包括海洛因（药王的早期雏形，可能是“毒王”）。拜耳最知名的还是“神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不仅为拜耳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利润，更开启了人类自主研发、制造药剂的时代。

除了默克与拜耳，鼎盛时期的欧洲制药业还有着汽巴、嘉基、山德士、先灵、威康等著名大药企。而同期，未来蜚声全球的美国药企，如礼来、雅培、惠氏、施贵宝等，却还只扮演着渠道分销商的角色。当时，化工业都被德国垄断，美国的化学家没有自有合成新的化合物，药厂也仅仅生产简单的化合物药品。在这种情况下，制药业的根紧紧扎在了欧洲大陆上。凭借深厚的制药底蕴，欧洲制药业在20世纪，继续为全球制药业的发展发光发热: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国剑桥大学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

1960年，全球仍然有几乎三分之二的新药来自欧洲；

1986年，第一个抗肿瘤生物技术药α-干扰素上市，来自德国默克；

1997年，第一个治疗性靶向抗体美罗华上市，来自瑞士罗氏......

20世纪末，形势开始变化了。1994年，欧洲制药业共同体在一份关于产业政策纲要的通讯会议中说道：“有迹象表明，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欧洲制药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28年后，这一预测变成了现实。历经百年的欧洲制药业虽然仍不可忽略，却早已不复当年的强盛。师出同门，但又分道扬镳的德国默克与美国默沙东，当前迥然不同的发展趋势，便是欧洲制药业衰落的一个注脚。一开始，美国默沙东只是德国默克的美国分公司。但如今，默沙东把德国默克远远甩到了身后。从营收上来看，2022年德国默克营收191.6亿美元，默沙东的营收592.83亿美元，是前者的3倍；从市值上来看，默沙东也是默克的3.8倍。存在感方面，默沙东的知名度也要更高。如今，默沙东在肿瘤和疫苗两大黄金赛道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而默克仅在多发性硬化症、不孕不育、内分泌疾病上有一些存在感。

另外，汽巴、嘉基、赫斯特等赫赫有名的大药企，都在欧洲制药业的衰落中被抹去了姓名。这些药企的经历，就是欧洲制药业衰落大背景下，平凡个体的缩影。近些年来，欧洲制药业逐渐凋敝。全球制药领域在创新药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如肿瘤免疫治疗、CAR-T疗法、阿尔兹海默症治疗药物等均来源于美国，欧洲表现平平。1981年时在全球药物营收前十名排行榜中，欧洲药企占据了七个席位，但到了2011年，榜单中的欧洲药企减少到了四个。

如果从研发投入的角度来看，欧洲制药业的衰退可以预料。制药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大额的研发投入是生物创新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但在过去40年，欧洲制药产业的研发投入，被美国追赶、反超。1986 年，欧洲医药研发支出超过美国约24%；1997 年，美国在药物研发方面的支出总额方面首次超过了欧洲。2002年，欧洲与美国药物研发投入差距是20亿美元；在2020年，欧洲与美国药物研发投入差距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

在成熟的创新药生态中，大药企是整个制药体系运转的主动脉，biotech则是毛细血管，它们代表未来，是市场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如今，欧洲虽然还有阿斯利康、诺和诺德、诺华、罗氏等主动脉在猛烈地搏动着，但是毛细血管却在快速萎缩。据ECIPE数据，总部位于欧洲的新兴生物制药公司的份额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下降，美国在公司数量及其对全球新药管线的贡献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欧洲制药业研发投入减少、药企流失的因，已经结出了新药减少的果。近年来，欧洲制药业的管线不断缩窄，推出的新药数量也低于美国。据EFPIA 报告，在1987 年至1991年期间，欧洲公司推出了101种新药，而美国公司推出了54种。如今，情况已经完全相反。2007年—2021年，美国推出了159款新药，而欧洲仅仅推出了71款。

探寻欧洲制药业衰落的真相，要回到多年前的欧洲药物价格改革说起。生物制药产业想要发展，都需要把大量利润投入下一轮的研发，通过不断的创新药物迭代维持竞争力。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面临财政赤字的欧洲，都在忙着修复资产负债表，至于砸钱去做药物研发没人关心。衰落的德国制药产业是一个缩影。曾经是制药业中心的德国，是最早采取药物参考定价的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缺乏相关监管措施，德国药价不断飞涨。为了控制药价，德国于1989年开始实行参考定价制度，将药品按一定标准进行分类，对每类药品进行最高补偿额，如果病人购买的药物价格高于同类、药品的参考价，那么患者需要自己承担差额，如果购买的药品价格低于参考价格，按药品实际价格补偿。在这一政策出台后，医生不得已大量开具仿制药处方来代替高价的原研药。德国的药物价格调控不止于此，在1993年德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药品预算，并将其分配给23个地区。在随后的十多年年中，德国还提出了多种机制监测药物支出和惩罚过度开药。效果立竿见影，德国药价降了下来。在此后，欧洲各国政府开始效仿德国，制定一系列政策来控制药价，比如价格冻结、固定定价、利润控制和参考定价。

欧洲的药价下来了，对于药企的打击也是巨大的。比如拜耳，在调控期间，其国内药品营收因此下降超过20%。为了应对危机，保证利润水平，拜耳开始大规模压缩运营成本。1991-1995年间，拜耳在全球范围内裁掉了14%的员工，剥离了一系列不赚钱的业务，减少了16亿美元的成本支出。与此同时，拜耳进一步加大了亚洲和美洲市场的扩张，以减少对欧洲市场的依赖。拜耳之外，默克、勃林殷格翰等药企也纷纷将目光转向海外市场。自1995年以来，德国医药工业出口占比持续提升，海外市场成为了推动德国国内医药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