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四岁的时候，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搬家。那是在1975年，我父亲的工作单位牡丹江林管局建好了一栋宿舍楼。那是一栋什么样的楼房啊，它沿着地明街和新华路成L型展开，是一栋高达四层的红砖瓦楼房。

地明街对面就是北山体育场，夏天的沙土足球场冬天能办全国速滑赛的冰场都免费开放，稀疏的树林里还可以打羽毛球练习骑自行车，当时是全市人民向往的体育中心。北山体育场旁边是北山宾馆，在当地相当于钓鱼台国宾馆的地位，绿树掩映中，几栋苏式楼房豪华大气—不过，也只有三层高。再往北就是北山了，前面的烈士纪念碑，是全市的中小学生接受革命教育的场所，后面的山林，是全市人民郊游的首选之地，还可以在合适的季节摘到野杏榛子榆钱黄花。而牡丹江最霸气的单位—牡丹江林管局就在旁边，附属的学校商店医院环绕在周围。我就是出生在林管局医院。毫无疑问，就像温哥华地产广告上贴着醒目的“Location！Location！Location！”所标榜的建筑一样，这栋林管局宿舍所处的位置是当地的黄金地段。

最让我骄傲的是，我们家就住在四层，也许是牡丹江最高的住宅了吧。这是多了不起的资本啊，我可以神气而又坦然地和别人说我住在四层楼了，而不必向住在二层的朝晖那样还要找补一番。一次我听他对别人说，我住在二层，但我们那栋楼有四层高。

我家的两个窗子朝向西方，我可以看到太阳从西山落下。在我13岁离开这栋楼房之前，我知道我是从西山搬来的，但那时还不知道怀念故居。是呀，这个新家有多好，两个卧室都挺大，其中一个还有火炕，火炕联通着火墙，厨房里炉子一生火，炕头就热了。在冬天里，全家人挤在炕上，另一个房间的木板床就总是空的了。有炉子就要烧柴烧煤。在林管局后面的空地上，每家都有一堆柴禾一个地窖，住宅楼下面每家有一个储物棚。柴禾要就地劈成小块才好运回家，地窖里储存的过冬蔬菜储物棚里的煤也都要往分批地运回家。每次我提着装了或菜或柴或煤的篮子每上一层歇下来喘着粗气，心里不免骂道，真太他妈的高了。

我毫不怀疑我家当时是牡丹江第一高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来水。也许是和自来水水塔高度相当了，楼房又没有自己的水箱，我们的水龙头绝大多数时间流不出水。最初不得不到二层三层接水，这时候就轮到朝晖得意了。偶尔半夜自来水龙头来水了，稀稀落落地流到下面的水缸里，父亲都会起来查看，直到水停了才回屋，如果接了半缸水，全家人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开心。

问题总要被解决，林管局为四层楼每一户装了压水机。这时喝水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为了接满一缸水，经常全家轮流上阵，直到气喘吁吁。为了压出第一下水，要往压水机加一瓢水作引子，这瓢水加的要快，压水机摇臂往复运动的也要快，相互配合才能在水引子漏光之前，形成真空把主管道里的水引上来，形成稳定水流。

那时我人小力气小压水机用的少，但还是能体会到喝到的每一口水，是和每一次劳动成正比的。住在这里九年虽不算长，但正是我对世界形成最初认识的年纪，每一次奋力的下压后压水机喷出一股清水的画面，永远地雕刻在我大脑皮层深处。以至于现在，水龙头拧开凉水出凉水拧开热水出热水的时候，我还会下意识地揉揉胳膊。

我在十三岁时随父母搬家离开牡丹江，之后就没再回到这栋楼房。

今年我给儿子找了新的家庭教师，西门菲沙大学的留学生，叫冬娜，一个清瘦的小姑娘，竟就来自牡丹江市地明街一带，和我当年的家位于一个街区。我和她问起那栋有火炕压水机的四层高楼。

您别逗了，哪有呀。冬娜说，那里有栋楼，是不新，但也有六层，现在市里最矮的楼就是六层。我同学家就住在那栋楼的五层，家里暖气自来水好好的。

那林管局办公楼后面每家的柴禾堆和地窖呢？我问。

冬娜茫然地看着我，说，办公楼后面只有停车场啊。

我看着冬娜，想象着她描述的画面，却感觉仿佛已经轮回到下一世。

离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