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玄要义

----摘自楼宇烈 《中国的品格》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为了反对当时已经僵化的象数之学和制造出无数假孝廉、假道学的名教，思想家们从《周易》、《老子》、《庄子》中汲取营养，开创了玄学一派。

　　不易、变易、简易——义理之《易》

　　汉代的象数之学，到了魏晋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象数学是用比较固定的模式来做判断的。比如说乾卦，乾卦代表刚健，拿一个动物来比喻，就是马，因为马是非常刚健的。于是就固定了下来，后来乾卦的代表就是马，别的都不行。相应的，坤卦代表柔顺，拿一个动物来比喻，就是牛，因为牛是非常柔顺的，后来也固定了下来，坤卦的代表就是牛，别的都不行。到了魏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这样一种象数学太死板，学习《周易》主要应该把握它的易理，而不是这些呆板的象数。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王弼，他就批判这个象数学，说，乾卦为健，所有刚健的东西都可以来代表乾，何必一定是马呢？坤卦代表了所有温柔的东西，所有柔顺的东西都可以代表坤，何必一定要用牛呢？他认为象数学是有局限性和机械性的，研究卦象的时候只要把握它的精神是刚健、是柔顺，就可以了。所以他一扫象数之学，提倡要得意。在方法上，就提出得意要忘象、得意要忘言，因为如果你停留在象和言上就不可能把握它的意，要得意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和卦象上。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由强调象转而强调意，玄学也就随之产生了。 

　　魏晋玄学的根本依据就是三玄，《周易》、《老子》、《庄子》。

　　那我们再来谈《周易》，玄学家抛弃了汉代的象数易学，重视发掘《周易》蕴涵的深刻道理，提倡义理的易学。

　　玄学家认为易这个词，其实包含了三层意义：不易、变易、简易。不易是什么呢？不易是指一个根本的秩序和原则，所以《系辞》里面一开始就讲，天地上下确定了，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确定了，这就是一种不易。但是，这种不易又不是那种机械的固定的不易，而是在变化中的永恒。所以《周易》又讲了许多阴阳、刚柔等变化的过程，这就是变易。万物的变化虽然繁复，但天地却从不去干涉它，一切顺自然而发展，这就是简易。所以《系辞》里指出，简是天之德，易是地之德，简易是天地之大德。

　　另外，《周易》还包含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品德。比如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就对中国人影响很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都成了中国人追求的一种理想品格。

　　《周易》里面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它特别强调一个时的概念。我们看到很多彖辞、象辞都在赞叹这个时，“时之义大矣”！强调与时偕行，也就是说时间变化了，我们也要跟着变化。它还强调一个中，中正平和，这跟后来《中庸》的思想也可以联系在一起。

　　总之，《周易》是中国许多根本思想的源泉，历代对《周易》的注释数不胜数，思想家们都通过对《周易》的注释来发挥自己的见解。

　　道法自然——《老子》的智慧

　　三玄里面的第二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了。《道德经》的核心就是自然无为，自然是强调尊重事物的本性，无为是强调不要以人的意志去干扰事物发展的方向，应该因势利导地去做。所以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地引导，是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认为，如果遵循了万事万物自然发展的规律，那所做的事情自然就会取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又不是那种有为的成功，不是通过干涉什么、改变什么得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得来的，谁都不会感到不舒服。而获得成功的人呢，自己也不居功自傲，正所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这个方法应该说和儒家是正好相反的。儒家强调礼教，或者也叫做名教，因为礼里面主要规定了每一个人的名分。名教认为为了社会的和谐，要克制自己很多自然的欲望，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克制过度了又会造成对人性的伤害，所以在汉末就出现了许多假孝廉、假道学。

　　那么，玄学家就提出，可以用老子自然无为的办法来调和名教和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使之既尊重了每个人的个性，又能够使得这个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所以人们从来都把老子的思想看做是既可以治身又可以治国的。

　　逍遥游——《庄子》的精神

　　《庄子》也是道家的一部经典，但是《庄子》跟《老子》的思想，有很大不同。《老子》是非常收敛的，所以在《老子》里面有这样的话，叫做“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我要得到你的东西，就要先给你，这是以退为进的。而庄子则非常张扬，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地展现，他追求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逍遥。

　　怎样才能得到这种逍遥呢？庄子说要“齐物”，强调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差异，所有的差异都只不过是相对的。你说大，你大得不得了，还有比你更大的，相对于比你更大的，你又是小的，所以大小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实质区别的。因此有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种自我安慰，我小啊，我小还有比我更小的呢，跟比我还小的比我还大呢。所以常常讲中国人有一种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很多就是来自于《庄子》。

　　到了魏晋玄学时期，有一位注释《庄子》的非常著名的玄学家，叫做郭象。他就不太赞同庄子这种相对的说法。他说形象上的差异是得承认的，如果一眼看去这一个就是比那一个大，那就得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他是主张承认事物外在大小的差别的。

　　但是郭象也要齐物，怎么齐啊？他说事物内在是平等的。你说你身材高大得不得了，我并不需要羡慕你，如果我像你一样高大的话，做衣服还费布呢，还费钱呢？当然郭象不会举这样的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

　　郭象举的例子是两只鸟，一只大鸟、一只小鸟，大鸟要吃很多东西才能饱，一只小鸟吃一点东西就饱了。但是大鸟没有必要羡慕小鸟，小鸟也没有必要羡慕大鸟。如果小鸟羡慕大鸟，也要多吃一点的话，就可能被撑死了。大鸟如果羡慕小鸟，也少吃一点的话，可能就饿死了。

　　所以郭象说“自足其性”就是逍遥，在满足“自足其性”这个上面，没有差异。只要适性，适合我的本性就是逍遥，不适性就不逍遥了。

　　所以同样的一些东西，通过后人的注释，它就会发生变化。虽然说中国文化重注释轻创作，但实际上注释里包含了很多创作。我们研究王弼的哲学，拿什么来研究呢？主要就是根据他的《老子注》，玄学的思想就在那里面。研究郭象的思想有什么材料？就是他的《庄子注》，他对庄子的解释有很多的不同，刚才那一个解释就不同。

　　又比如《庄子》里面讲逍遥，怎样才能逍遥呢？庄子强调是“无以人灭天”，不要以人为的东西来改变事物的天性、本性。他举例说牛、马本来是很好的，放开脚就在那儿跑，这是牛、马的天性。可是人去给马套一个笼头把它锁起来，给牛鼻子上穿一个窟窿，套一个圈拽走，这就违背了牛、马的本性，所以这是人为的，跟牛、马的天性相对立。郭象一解释就不一样了，郭象说，这个穿牛鼻子、落马锁也是根据牛、马本性所设计的，是顺应它们本性的。反过来，你去穿马鼻子、给牛套一个笼头，行吗？不行的。

　　郭象由此证明，作为一个人，他也必须遵守一些伦理道德的规范，这些规范，其实也是人性所需要的、所具有的。这样一解释，跟庄子原来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周易》、《老子》、《庄子》，也成了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里的根源性典籍。后来的人通过发挥书中的思想，来阐明各自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