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太太飘洋过海，探儿子来了。没时间带她看山看水，先就拉到店里陪我练摊儿。搬来小凳儿，没客人的时候，我就端坐老太太脸前，听她痛说革命家史： 

那时候你每天走那么远的铁路去上学，妈整天担着个心。一会儿怕你又跟人打架了，一会儿怕你摔着了，更怕你叫火车给压了。有一天夜里，做了个恶梦，梦见你真的就叫火车给压死了。把我给吓得啊，打那就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大伙儿正在地里干活儿呢，忽然就看见你黄阿姨，，，对，就是后来去了美国的那个黄阿姨，摆着手从干校校部那边跑过来，一边高喊：老王，老王，不好啦，快去接电话！我一听，当时腿就软了，心里咯噔一下：完了，昨儿夜里那梦是真的了，真是你叫火车给压了。就觉着天旋地转，我脚跟一软，才没走出几步就，两眼一黑，昏过去了。 

后来是黄阿姨，还有另一位叔叔，俩人一左一右架着我到了校部。原来是林校长要找我谈话，结果我听成是叫我接电话了。那时候，没有天大的事儿，谁会打电话呀？

林校长看着我说：怎么吓成这样了？也难怪呀，老猪是反革命嘛，你这反动家属，八成心里也有鬼！黄阿姨抢过去说：老王有什么问题？别忘了人家可是三代贫农。刚才是我着急，结果她以为是她孩子出什么事儿了。加上老王本来身体就不好，一直贫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昏倒了。

那姓林的找我，是为了你爸爸的事儿。那时候，干校有三个正副校长，就是这个姓林的最坏。每次抓你爸爸来批斗，我从批斗会准备会开始就得回避。批斗完了，姓林的还要叫我去抄别人写的你爸的大字报，还要叫我写自我检查。

干校的大字报，都贴在食堂里四周的墙上。他们那么多人写，我一个人抄，还得是干完了地里的活儿之后。食堂都开饭了，人们在排队买饭，我还在那儿赶抄大字报。高的地方看不清楚，还得踩着梯子上去抄。纯粹是挨整。

店里进来一客人，买了点什么。完后老太太接着说： 

干校一批你爸，我就得回避，去农村和贫下中农三同。都已经下放到干校了，还要三天两头地下乡。不但我要去，还得连累他人。因为我那时身体很不好，瘦得才八十来斤。 

说起这回避也满有意思。有一回，我们一共下去四个人，两男两女。刚去的时候我们很卖力气挣表现，后来就开始想法子偷懒。我们告诉生产队说：我们来，不但要参加劳动，还要开会学习，这是领导的要求。于是我们就经常“开会”，就是在一起吹牛聊天侃大山，有时候还唱歌儿呢。谁知，村里的孩子把我们的“会议内容”偷听了去，告到生产队。没办法，我们就又跟生产队撒谎说要到公社去开会。那公社叫倒水公社，大概是地处大山边，水来了都得倒流走的意思。你想啊，山里人到了城市不认路，我们几个城市人到了山里，也一样找不着北，一到叉路就迷。所以，干脆弯几个山头就躲起来，继续吹牛聊天侃大山。 

后来有一次，公社真的来通知叫我们去开会了。结果，我们从一大早就开始模着上路，人家上午十点开会，等我们终于摸到公社，已经下午四点了。急得公社的人团团转，找到生产队，最后戳穿了我们“开会”的把戏。

又进来一客人，买了点什么。完后老太太接着说： 

说起你黄阿姨，有一次回避，下去三同，就只她愿意陪我。晚上没事了，俩人总爱坐在草垫子上聊天。那天他忽然问我说：老王，你猜我最讨厌谁？我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林校长？不对。她说：他太小，我是要你猜大的。不明白她这是指着谁说讨厌，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她把嘴巴凑到我耳朵跟前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个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哪一个？我脑子里在找比姓林的官儿大的，可没想到她拽着我跟我急，说：嗨，就是那个，那个那个，，，江青啊。

我当时吓了一跳，差点又昏过去。那时连林秃子都还身体健康，江青可正突出着呢，怎么你黄阿姨竟然敢说这话？ 

接下来她又问我：你最讨厌谁？姓林的。林校长？嗯，我是说大的。大的？，，，哦，，，哦，，，那就是林彪。我吞吞吐吐地说：林彪长得跟姓林的一个样，整个儿一反派人物形象。说完这话，我怕得要死。

打那以后，我们俩有了共同的秘密。 

那之后过了才没多久，林彪就死在温都尔汗了。林彪已经死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因为中央文件还没有传达到干校。可是，你黄阿姨的爱人当时是县里的干部，县里已经传达了。 

记得我们在打麻杆儿，打着打着，你黄阿姨忽然冲我使眼色：老王，想上厕所吗？我说：不想。她干脆过来拉上我就走，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儿。 

告诉你吧，你讨厌的那个人，死了。什么？你大白天数梦话，刚才那姓林的不还看着他好好的吗？嗨，不是这个姓林的，是那个大的。嗨什么嗨，我说：那更是不可能的事了。要真是林彪死了，还不得奏哀乐，降国旗，开追悼大会，还不得好一番折腾啊？嗨，不是啦，他不是那么死的。他是，，，

黄阿姨抓紧时间，三句并做两句地把林彪要夺毛主席的权，最后不得好死的文件精神给我传达了一遍。我还是没搞懂，这林彪不是已经定了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吗？作为亲密战友，情等着就是了。怎么还要，，，？嗨，他活不过毛主席你看不出来呀？他那一身的病，身体比毛主席差多了。要不怎么就让咱成天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呢？

林彪的事儿，最后干校也传达了。可会后林校长单独找我谈话：本来你是反动家属，不能听传达的。现在既然你已经听了传达了，那么，就要对你有一个政治要求。回去后不许走漏任何消息给老猪。他是现行反革命，不能知道任何中央文件内容。如果你不照办，就当做反革命问题，严肃处理你。

我这心里犯嘀咕：回到家跟你爸爸说是不说？说吧，肯定那姓林的知道了要整我们两口子。不说吧，这三天两头批斗完了，你爸爸每次写检查最后落款时总还得加上那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可这后半截儿从今往后就是大问题了。再这么写，不又多一条现行反革命罪状吗？ 

我要跟你爸爸说，可怎么说才能不让人知道呢？家里当时住的那排平房，这屋里打个屁隔壁都能听见。所以就只好等到夜里灭灯睡了之后，蒙上被子，揪你爸爸的耳朵，，，

(二)

进来一客人，什么也没买，又出去了。完后老太太接着说： 

这个客人。他又不买东西，你还跟他罗嗦那么老半天干嘛？，，，噢，行，我明白了。 

刚才说到哪儿啦？，，，你黄阿姨？，，，这会儿在纽约呢吧？，，，一直没联系过。可说起她的事儿，也挺逗的： 

她爷爷辈儿就是从广东给卖到美国的华工。爸爸妈妈也是在美国生的她。家里起小就把她们姊妹三个，全都送回中国接受华语教育。解放那年，她正在中山大学读书，爸爸妈妈到了香港，想接他们姊妹回美国，结果她两个哥哥都回去了，就她革命，不愿意回。

黄阿姨，革命得很，直到文化大革命。人家拆了他家里从美国寄来的信，拿她有海外关系的事儿来整她，她再想回去已经晚了。后来，她从干校出来，调到县里，又调到广东。等再跟美国的家人取得联系时，已经都九十年代了。她爸爸妈妈都去世了，只有哥哥还在美国。 

黄阿姨跑到美国领事馆去申请签证探亲。人家一看，她的出生地居然填的是美国？问了她老半天，又查来查去查了老半天。还真查到了她当年在美国的一家医院的出生记录。你看人美国这医疗系统，六七十年前的事儿，还清清楚楚。 

大使馆的人跟她说，你就是美国人！不用签证。并且很快给她发了护照。领事很同情她的遭遇，大开绿灯。结果你黄阿姨的孩子们，女婿媳妇们，连孙子辈儿的，呼啦啦一下子，能走的都走，全到美国了。

进来一客人，买了点什么。完后老太太接着说： 

干校的事儿，说起来没完的。你爸爸。因为有人揭发，说他是五·一六份子，才被打成反革命的。可是，干校每次斗你爸爸，只要一说他是五·一六，你爸爸斗争会上就跟人急。竟然还要跟人打架。 

斗争会上，你爸爸总是反问：你们说我是五·一六份子，有证据吗？能把我加入组织填的表什么的，拿出来给我看看吗？哪怕提个醒儿，谁是我的介绍人？在何时何地？也好帮助我回忆回忆吧？下面就有人喊口号：老猪不老实！，，，抗拒从严！，，，跟着就有那想表现的，冲上来，，，就想打你爸爸。你爸爸于是就抄条凳儿，抡条凳儿，跟人拼命。 

你身上就有你爸爸这猪脾气，平时厚道，总吃亏。可真急起来，，，批判会上敢抡长条凳！ 

发生这些，我当时都是不在的。我在三同，回避。打得狠了，你爸爸伤得厉害了，才会让我临时回来。有一次，你爸爸让人捆起来，耳刮子扇得脸都肿了。因此落下中耳炎，聋了一只耳朵，另一只也大不如前。以后听人说话，老得用手护着耳背。

进来一客人，老太太赶紧擦干眼泪： 

好，不说那些伤心的事了。 

在干校，我和你爸爸，什么都正好相反：他结实。我虚弱；他是现行反革命。我出身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根正苗红；他完全没有自由。我还可以听中央文件；他脾气好，肯卖力气。我不行，谁的气我也不受，还净偷懒。 

你爸爸脾气好，连放羊放了一辈子的那个韦四都成天欺负他。干校让你爸爸干的活儿，都是最脏最累的。比如挑大粪淋菜，看牛，还有就是放羊。你不也跟着你爸爸去放过羊吗？ 

干校有三、四百只山羊，白天放出去，一走十几里的山头，羊就到处跑。傍晚收工，往往天都黑了，才赶得群羊入圈。韦四每天就冲你爸爸嚷嚷：老猪！点数！这羊要是少了一只，就，就，，，就打倒你这个反革命！你爸爸于是每天回来，头羊走到前山就得开始点，到了羊圈还点不清楚，进了圈了就更难点了。因为满当当一圈白团团，小羊还老爱钻在老羊的肚皮底下，头都不露，怎么点？ 

你爸爸点啊，点啊，越点越少，越少心越慌。我就为这，每天等他回来吃饭得等到你们都睡了。后来，是我给你爸爸出了个主意。我说：老猪，你看看你，怎么这么笨啊？你不会就告诉他：点过了。XXX只。一只不少。你看他怎么点。你都点不清楚，那韦四，一点儿文化没有，他能点清楚？

这个主意出得好。从此韦四再也没在这上找你爸爸的茬儿。

(三)

进来一客人，买了一台诺基亚手机。完后老太太接着说： 

那时候，这平常人的思想，都在干校艰苦的劳动改造过程中扭曲了。运动一个接一个，批判一浪高一浪。很多干部因此真的以为，只有革命，革命，再革命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于是有胡乱捕风捉影，揭发别人的；有主动瞎编，坦白自己的。每到运动一来呀，大伙儿就跟唱大戏似的。有的人，更不惜将自己的人格，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出卖，，， 

宾阿姨你还记得吗？我们单位一起下到这个干校的，就只有我们这两家。她爱人原来还是我办公室的一个头儿。她本来没什么问题的，可有一次，批判会上她忽然就主动检查开了。 

会上，她举着事先写好的稿子高声地念：，，，我，宾某某，虽然阶级成份是下中农，血管里流的是贫下中农的血，但长期在机关工作，没有注意和工农兵相结合，所以竟然慢慢地，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嘿！有鼻子有眼的。

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挣表现，以攻为守。成为改造得好的，早日站到革命群众一边，而不是群众批判的对象。这样就或许有机会早一些回到省城，脱离五·七干校这个苦海。

对这个问题，你黄阿姨最有远见。她对我说过：老王，你放心，不会总叫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改造的，这世道总是会变的。再说了，干部下放劳动，搞得粮食年年减产。就说这新品种温州柑吧，我们来的头年，一万八千斤一亩，第二年亩产就成了一万二，第三年才八千斤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进来一客人，买了点什么。完后老太太接着说： 

提起这宾阿姨两口子，那又是一个故事。 

刚到干校的时候，我们在五排，他们分到二排。五排管猪牛羊马菜，二排管果园。我们睡的是草垫子，他们只睡硬木板。结果宾阿姨受了寒，病得不轻。我听说她病了，就叫你给她家送草垫子去。可你摸黑跑着给她把草垫子送去，她却不收，把你又给打发回来了。为了要表明和你爸爸划清界线，，， 

后来你爸爸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很快就调回省里工作，还把你也带上走了。而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我却和宾阿姨一起被分配到县里的书店，站同一个柜台。 

那天，主任通知我说我的调令也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回家打点行李，整夜都睡不着。可是到了第二天，主任又忽然把我叫到班上，态度完全变了。他对我说：你调令虽然来了，但这工作却暂时找不到人来接替。可是可是，干校不是还有，，，我当然知道干校有人。可我指的是这柜台的货是你们两个人盘点的，就得卖到下一次盘点。中间不能换人。是吧？小宾？

主任这么一说，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只顾高兴，竟忘了宾阿姨。这会儿原单位只调我不调她们俩，人家心里该有多难受。我马上答应干完这一期。等三个月，盘点完后，说不定宾阿姨两口子的调令也就来了，大家一起走。 

三个月总算扳手指头给扳到了。可仍然没有宾阿姨的调令。盘点完后，我要走了，她嘱咐我叫我回单位后别忘了给她们写信。我答应了。 

回到了单位，忙过一阵子后，我给宾阿姨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我对她说：，，，现在单位里有不少新人。有几个从体委退役的运动员，还有一些来自工农兵的年轻党员。大概是组织上要给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掺沙子吧。可现在各项业务正在恢复当中，其实很需要懂业务的人。，，，我刚回来，对新领导还不熟悉，以后有机会一定向领导提一提：不但是你们两口子，下放到其他干校的还有很多人，都应该回来工作。，，，顺便告诉你：现在单位的一把手，是一个南下干部，原先在局里做过军代表。，，，

信发出去后，一直没有回音。慢慢地，我也就忘了这事儿了。后来的两三年里，下放到各地的干部，陆陆续续都调回来了。也不知为什么，就剩宾阿姨这两口子，还在那县里站柜台。 

有一天，忽然见到她来单位转转，看看。当时没什么人答理她，老同志见了顶多也就打个招呼点个头而已。唯独我，觉得很难得，和她好几年的干校校友不说，还一同站了小半年的柜台。为这我高兴得不得了，招呼她跟我一起打饭吃饭，聊干校的那些人和事。 

这时单位领导走过来，我连忙介绍宾阿姨。就见领导眉头都不抬地看了她两眼，转过来对我说：老王，下午一上班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送走了宾阿姨，我下午一上班就进了领导的办公室：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说。看你跟这个宾某某，还挺亲热的嘛。啊，哈？我不知道领导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从干校回来后，有没有跟她联系过？好象，，，不记得了。看着领导那么样板着个脸，我不自觉地含糊其辞起来。有没有写过信？嗯，，，刚回来时好象写过一封吧。有什么问题吗？你还记得你写了些什么吗？我，，，不记得了。

就见贺领导很生气的样子，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来，往我面前一摔：看你还一口一个战友呢，人家可早就把你给卖了！

我心怦怦直跳，打开了那封信，，， 

你猜怎么着？宾阿姨把我给告了！原来她收到我的信以后，写了一封揭发信，把我的信附上，告到局政工组了！在信里，她写道：，，，请看老王是怎么看待工农兵干部的，，，言下之意就是工农干部水平低，不能很好地工作。，，，更为严重的是，，，诬蔑党的与工农相结合的方针政策是掺沙子，，，

我一边看着那信，一边浑身发抖。我生气她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我那信是在安慰她，同情她，帮助她。她怎么竟会拿着这样的信把我给告了呢？我生气自己怎么会瞎了眼，中午还请她吃饭！ 

领导告诉我说：这信三年前就从那时候的局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转到我这里了。可是我反复看了你的信，觉得你说得没错儿。当时的情况就是如你说的一样，新同志业务上需要有老同志来传、帮、带。相反这个宾某某的揭发信，暴露了她是一个专爱背后搞鬼的小人。所以，到现在，我把所有能调回来的都调回来了。可我就是不调他们俩！

怎么回事儿？这半天没见有人来买东西？是不是见我在这里脸红脖子粗的，客人都不敢进来了？

我说：下班时间早过了。老太太忙说：让我把这点儿故事说完。 

这宾阿姨两口子，从干校出来后，又一直在那县里呆了八年，才终于调回省城的一所学校工作。 

有一次我出差回到省城，正在酒店大堂等车接的时候，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头儿。回头一看，是宾阿姨的爱人：怎么？不认识老朋友了？我说：没想到是你呀。怎么样，你们现在好吗？小宾还好吗？好，当然好了。我们现在都退休了，在家里抱孙子呢。听说你们后来教书去了？是呀，那狗屁单位一直不调我们。哼，那单位不要，自然有人要。

抓住他这句话，我说：你错了，不是单位不要你们，而是你们当时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小宾要是不写那封信给局政工组，你们早就调回来了。，，，她这么做，用当时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叫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时，正好接我的车子到了。我甩开大步走出酒店，留下他，依旧盲目地，站在大堂中央。

阿猪

零零年十二月

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