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禁什么，什么就开始泛滥。打假。假的就比真的流通得还快，还畅销；扫黄。娼妓就从害男岛，SORRY，从海南岛到北京文津街老干部活动中心，越发无所不在。更别提反腐，反贪，反走私了。同样，从《东宫、西宫》在国内遭禁开始，到最近毛宁遭袭，同性恋群体也发展得难以想象，连同志这个词都不能乱用了。眼下，爷们儿侃大山都得悠着点儿。说：这哥们儿跟洒家特铁，这个铁字听着就很带倾向性。 

扯哪儿去了？打住。 

百万庄，是北京城的一个大地名儿。可百万庄旅社，缩在建设部院儿内的角落里，并不好找。我就是在那儿认识的王先生。同一间地下一层的客房里住着，几个月后，王先生和我成了铁哥们儿。得，这会儿还须声明一下，是不带倾向的那种。嗯？越描越黑？ 

王先生从广州来，跟我一样，是公司招聘来的。在改革的大潮中，王先生比我走得远，体会也更多。虽然都是从老少边流亡到中心都市受聘做打工仔的。可我是停薪留职来的，王先生却是完全断了后路，辞职，退房，把档案挂在人才中心，南下广州的。我是一个人来，老婆还在老家吃大锅饭，叫个一家两制。可人王先生却是几年前带着老婆孩子，全家南下，一块到广州的。如今王太太也在工厂里打工，孩子则高价送进了幼儿园。而王先生自己，已历经两次失业。在来京之前，已经几个月没找着事儿做了。 

单看王先生的面相，绝不会想到是一个如此果断的人。鼻梁架着一副很多圈圈的眼镜，骨瘦如柴，每时每刻都在大口大口地吸烟。问起王先生的过去，更不敢相信他会投身打工潮，今天打东家，明天打西家，拖儿带女，流落天涯。王先生是大学里的讲师，擦黑板擦了八年。他著的书，合订在一起，都能把他自己给砸死。他教的学生，如今做大官儿的都不老少。孩子在广州能进幼儿园，就是走的他学生的后门儿。 

在百万庄旅社住着，和王先生天天溜到邻街下回民馆子。共同语言之多，常常一盘小菜一壶酒，一聊到打烊。不愿意回去那又暗又冷的地下室，建设部院内的桌球厅成了我们的老地方，那球，怎么不进袋怎么打，就为了耗时间。更邪的是俩老头子了，偏偏喜欢凑JJ的斯科舞厅的热闹。在三楼上找个坐儿，看少男少女蹦迪，疯狂。 

那百万庄旅社，怕是文化革命留下的后遗症，一向不给住客留门儿。夜里过了十点，就大门紧锁，怎么砸也没人给开。记得为此我和王先生很伤脑筋。俩夜猫子，十点就给关一黑屋里，怕出问题。

王先生围着旅社转圈儿，研究了好几天，终于发现从地下室的高窗爬出去，是一道很高的挡墙，翻上挡墙，是另一个机关大院儿。再翻出那院儿的院墙，这就算进了北京城了。记得那夜我们捱过十二点才开始爬窗翻墙，出去探路。没想到那墙太高，上去容易，下来难。等从北京城原路又摸回旅社的窗前时，发现根本下不去，缺根儿绳索，得，还得满街找，偷一根老长的粗绳子，，，这哪象是旅社？跟渣滓洞地牢似的，偷着爬出去，才能给自己放放风。 

王先生也爱唱歌儿，尤其是，也爱唱我爱唱的那些歌儿，难得。那年除夕的晚上，我俩数了数，身上总共有四百来块人民币。于是匆忙计划，要到酒店吃自助，开开洋荤。然后去王府井找个歌厅唱歌。事先说好了的：异乡异客，豪迈一把。大过节的，不花得一个子儿不剩，就不回地牢。 

想花钱还不容易。从酒店出来，已经去了二百。赶无轨电车上王府井，到了地儿竟然找不到卡拉OK。大酒店里的歌厅有浓妆艳抹的小姐跟门口那儿把着，这点儿钱进不去；小酒店的歌厅早关门了。好不容易才在金鱼胡同一家粤菜馆的楼上，找到了一间卡拉OK小歌厅。这歌厅本来除夕晚上就不打算开的，楼下菜馆子也马上要关门了。可一听是从广州来的，跟老板认了半个老乡，开恩，亲自打开机器让我和王先生唱了一个晚上。老板先叫来一个小姐坐陪，等我们一拉开嗓子，本来要回家的小姐呼啦一下，都上来了。那晚唱得尽兴，俩老头子可算露了老脸，不亦乐乎。末了，那广东老板不但不肯收钱，还搭进去十好几瓶啤酒。唱完出来，有小姐搀扶着，我们人也醉了，心也醉了。可就是，钱有剩，没花了。 

北大地下的士车的时候，夜半三更。俩外地人，手脚哆嗦，拼命把上下衣袋里所有的钱，全掏出来给那司机。吓得人的士司机直解释：哥们儿，这可不是我要打劫你们啊。 

有一次，王先生收了一封王太太的来信。晚上喝酒的时候，老头子忽然哭起来。一问，原来先生的户口七整八整地，现在落在了东莞的一个小镇。而老婆孩子的户口，还都远在江西老家。先生来北京后，王太太自己上夜班，下了班还带着一个孩子。因为实在看不到这日子何处是尽头，王太太所以要打退堂鼓，带孩子回娘家。这就意味着，这个家要散啊！先生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得我也很难过。那晚，先生真的醉了。 

王先生当年，在大学里教书，连七连八加在一起，一个月能收三、四百块。可由于住房紧张，结婚多年也没能把乡下的老婆办到大学里去。夫妻两地分居，钱分两处花，不见数。老婆娘家不乐意，老闹。所以先生毅然决然，辞职南下，维持住这个家，别的不说，先解决分居问题。 

这次受聘，公司本是广州的，可需要王先生到北京来和我一块儿工作。外派，常住，也不知啥时候才能回去。所以，老问题又重来。其实，只要一家人的户口不能解决，这日子怎么过都隐藏着危机。可广州的户口不好进，需要挂靠一个国家单位不说，光公安局就管你要几万块一个人头。一下子，实在拿不出来这么些钱来。 

王先生有一个好老婆，也就跟她男人才发发牢骚。每回王先生真要做什么决定，她都支持。越是这样，先生就越是觉得自己让老婆孩子跟着一块受累，对不住这个家。先生在广州有过好几个家。每次换工作，就得搬家。所有的家当，除了书，就都是最基本的了。长年就住单间儿，一家三口儿睡一个单人床，旁边贴着放两把椅子，先生大半个身子，就睡在椅子上。 

因此，王先生练就了睡觉不带翻身的本事。在百万庄旅社的时候，每天起来，他的床几乎就跟没人睡过一样，和我的床形成鲜明对照。旅社的大妈来收拾屋子，半天没敢问：你俩是不是只睡一张床？王先生笑着说：哪儿的话，我们还没铁到那程度。是人阿猪思想斗争忒复杂。

阿猪

零一年十月

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