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身上还戴着自己做的白色小纸花，我们家终于告别了“十间平方”，在七六年的春天搬进了新的公寓大楼。

大楼名叫“运河楼”，因为它就建在京杭大运河的南岸上，就是去年我采野苋菜的那个河边。楼的北面临河，东面是一条宽大的主街道，街道通向河的另一岸，在运河上架起一座大桥，站在房间的窗前可以看到北面河岸的风光，照现在看属于“水景豪宅”。

那豪宅有两间卧室，其中一个带有阳台，就是我曾咒死双胞胎姐妹家奶奶的那座阳台。一个4平米的厨房和一个1平米的蹲式厕所。脚下是粗糙的水泥地面，四周的墙白里泛着青，顶上吊着日光灯管。

唯一不足的是，由于大楼住户不属于一个单位，除了我爸的研究所还有另外两个工厂的职工住，所以没法安装暖气设备，因为不知道该哪个单位出资。所以我们还是沿用老办法，在“豪宅”里安防铁炉子，并在整个房子上空接起长长的取暖用的烟囱管。

尽管如此，到了冬天那点火炉里出来的暖气还是远远不够整个套间取暖，所以后来就干脆只供带阳台的大房间的暖了。

不过刚搬进去时已经是春天了，我们还没感受到冬天的冷，等到了那年的冬天，我们却搬走了，住到了在野地用高粱秆和土坯搭起的窝棚里。

这是后话，回头再叙。

搬了新家，要上学就得走另一条路。虽然路程和原先住的地方差不多远，也要走半个小时，但路上的光景却完全不一样。

住“十间平房”时，我们走一条大马路，两旁没什么住户，只有几家科研单位。快到学校的马路边上，在显眼的位置插着一个涂了红油漆的铁质布告牌，上面用中英文对照写着一句话：“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准入内”，有几家研究所大门口还有战士站岗。除了刚从我爸他们所出来的小路上还残存着几户原居民的矮平房，还能碰到房门外坐着的老太太和到处乱飞的鸡外，整个上学的路上看到的就是汽车和马车，自行车和上学的孩子。

而如今我们搬到了北运河边的居民区来，过了河就不属于天津市区，而是北郊区了。在河的这一岸，是大片大片存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密集而窄小的平房，我们住的新楼是唯一高耸的建筑。这也是我喜欢扒在阳台上往下看的原因：一眼可以看到无限远，没有阻挡！无论从哪间房的窗户都可以看到无限远去。

阳台对着的是学校的方向，但看不到学校，因为临近学校有个两层楼的百货公司“红旗商场”，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到高中毕业，红旗商场和附近的粮店是我最常去的两个地方。

刚搬进去那会，妹妹还没上学，虽然玉苹一家就住在我们楼下，但我从来没和玉苹约着一起上过学。我每天一个人走去上学，要在无数个像迷宫一样窄小的胡同里钻来钻去，寻找最便捷的一条路，先通向红旗商场，然后再进入一个工厂区，那里永远都在空气中飘散着浓烈的酒糟刺鼻味。走过撒着的酒糟残渣街道，最后才来到学校大门口。

最靠近我们楼的那段居民区，由于存在年头久远，在密密麻麻的小街上到处都可以闻到厕所里散出的恶臭味，有时掏粪车经过，还在地上留下一条长长的黄色污水。那臭不比我们曾交的粪，牛和马是食草动物，粪便即便发了酵也还没那么刺鼻。可从简易厕所里散发出的恶臭真是令人难忘。

我曾在放学回家途中尿急，就近找了个公用厕所，走进去足足犹豫了两分钟，又花了另外两分钟才踮起脚尖找到两个插脚的地方，因为除了粪坑里，连周围岸上，门口，到处都是大便，角落里还蠕动着一大群白色的蛆虫！

过了几年，我已经上初中，能听懂几句英语。有次我正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两个年轻老外，一男一女，肩上背着旅行大包。那时见到老外好稀奇，我不眨眼地盯着他们看，两个人一路走一路说话，正到我旁边时那女的突然眉头一皱，耸了耸鼻子，说了一句话：“Terrible smell!”正路过上回我上的那个厕所！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从老外嘴里听到的英语，清晰而正宗。

所以当我定居国外，每当有老外对我说他曾在七八十年代到过中国时，我立刻过敏，使劲看人家的脸，想找出上面究竟是炫耀，还是讽刺。然后就问：“那您近几年去过没有？”

一般说自己30年前去过的，近几年都没去过。于是我赶紧建议：“那您该去呀！看看世博会……上海那些个大楼，唉！太高了，100多层！”说完我还使劲摇摇头，然后又说：“还是这儿好，清静啊，没那么多的高楼！中国过于繁华啦！”

那人也跟着点头：“不错，我看到电视放的了，好多高楼大厦……”

     新家最让我喜欢的一是那个水泥阳台，虽然刚搬进去不久就乌鸦嘴咒死了小黑姐妹的奶奶，可后来发现她们并没认出我，就放胆时时到阳台上去看远处成片的矮房子和那些窄小街道里卖瓜子的老头。

    紧邻我家阳台的是另一个楼栋的王司机家，他家有对长得极漂亮的小女孩，一个像妈一个像爸，只可惜她们的爸妈成天吵架，尤其是她们的妈，总是抄着花腔女高音尖声地愤怒控诉那爱喝上两口的老公。于是只一墙之隔的这一边，在好多年里一直都享有免费包厢待遇，虽然看不到画面，但耳朵总是可以听到随时开场的高亢而婉转的现场演出。

二十年后当我无意中听到帕瓦罗蒂和萨瑟兰的《茶花女》，觉得女高音部分似曾相识，搜寻记忆的源头终于找到出处，在回忆的过程中喜欢上了歌剧，尽管我始终都是个音乐盲。

与邻居王司机家的西洋歌剧相比，每天清晨从我家另一边窗户外传进来的厚重的女中音却成了我早上定时的闹钟。

从搬进大楼我就睡在那间小卧室里，窗户朝着北边的运河和河上的大桥。每天天还没亮，就从桥洞里传出一个人吊着嗓子“啊啊，嗷嗷”瞎叫嚷，偶尔还反复唱上半句。

开始我觉得那是个男人，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一大早就用扩音器瞎吵吵？也没听到他说出一句整话，是个不会说话的傻子正犯着病了吧？后来那傻子天天都来，我爸听明白了是一个女中音在练声，他说桥洞下面有扩音的效果，并且清晨空气好，歌唱家都是早上找座大桥练声的。

他那么确定是个女的，我当时怀疑他肯定去偷看过。

我爸年轻时有副好歌喉，据说如果不是因为咬字不清，差点走偏门当了男中音歌唱家。所以当他发现有正宗歌唱家在自家楼下练声，就备受鼓舞，时不时还放开中气在房间里唱上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然后让我站在他面前，用手捂着肚子跟着他的调子来两句，并反复强调要用“丹田之气”。

我心里发笑：如果“丹田”真有气岂不是想放屁？我爸见我没诚意要学，愤怒地指指窗外：“你听听，人家每天练习多么地刻苦！那才叫唱歌！唱歌就是要用气功，有了气声音才洪亮！像你这样是鬼叫，不是唱歌！”

我那时不到十岁，对气功不感兴趣，所以虽然咬字十分清楚也没想当歌唱家。

    两年后，关牧村出了名，我后悔当时没跑到桥底下去看看她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