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令我风光的事在小时候是不多的，相反，大量苦痛却残留在身上和心上。自从有了记忆，身上挨过打留下的伤就从来没有好利落过，红的，青的，紫的，总是变幻着色彩交替出现在腿上，胳膊上，手背上，脚上，和屁股上，而脸上挨过打耳光半个小时后就会失去了红色的光彩，被撞过了墙的头也只在当时造成了很多闪烁在黑影里的星星，过后功能完备如初。

我想小时我定是不缺钙的，我比别人都大一些的脑袋也更硬一些，奶奶总说小的时候在我的奶糊里加上蛋黄，四十年前的鸡蛋可是货真价实的绿色食品那！因此说人在婴儿期的营养是至关重要的。

在上学前的半年里，除了提着大铁桶为家里排队打水，洗几件衣服，我开始学着煮稀饭。但这些并不是我的主业，我趁大人都不在家就带着妹妹在研究所院子里疯玩。

院子里的孩子很多，我们多数时候跟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玩，有时也跟着比自己大的玩。我那时刚从上海回到天津，普通话说得很烂，常常被别的小孩嘲笑，他们嘲笑我的口音也嘲笑我穿的从上海带来的鲜艳的衣服，有那更坏的开始想些坏主意整我们姐妹。

最常见的就是挖陷阱。在土地上挖个坑，上面用树枝架空，再盖上破纸，树叶和浮土，掩护好了就诱骗我们从上面走过去，然后一脚踏空人仰马翻，接下来是胜利者的大声喝彩和败军们的灰头土脸，以及挨整着胸中激荡起来的以牙还牙的决心！

我开始潜心研究挖陷阱的技巧，并成功地诱导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陷进去，只是对于吴丽萍武玉苹和文小慧这两个稍微年长的仇敌从来都没有取胜过。

武玉苹比我大一岁，她之所以总是欺负我们姐妹是因为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再加上小慧就是四个人，比起我和老实巴交的妹妹，她们的势力显然大很多。

武玉苹的父母来自河南，平素说一口浓重的河南话，他们是所里附属实验工厂的工人。工人的工资当时是30来块钱，他们家收入比技术人员低但却养活着三个孩子，所以在大人眼里他们家比较小气，吃饭从来不见荤。

其实在当时即便是所长家也未必天天有肉吃，我觉得他们家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父母的口音和她们的妈总是在院子里大肆呼号奔跑追打孩子的矫健身影。每当她们的妈又边跑边追的时候，我们就拉着妹妹站在旁边看热闹，看看这次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有一次玉苹妈又开始在平房前的空地里边喊边迈着大长腿追着玉苹，这次的原因显而易见：玉苹手里拿了一打柔软的粉红色的草纸，连我当时都认得，这是女人转用的卫生纸，因为我妈有时也用这个。

玉苹妈边追边骂：“玉苹！你给我站住！拿给我，不然打死你！看你跑！看你再跑！”小玉苹一点都没有站住的意思，倒越跑越欢，渐渐地玉苹妈没了力气，她放弃追逐，站在那用手指着玉苹：“告诉你，你再拿我要打死你!”

玉苹胜利了，她用那些粉红色的卫生纸剪成细条当红缨，她做了把粗糙的红缨枪，她妈也没真打过她。

我羡慕地流着口水，也试图跟我妈要几张卫生纸，过了很久终于如愿以偿地扎了一把红缨枪。因为我妈为妹妹不知从那儿弄来一把飘着鲜红色的红线樱子和涂成银灰色的杆儿，枪尖是规整的扁扁的棱形的红缨枪。

我虽羡慕那把枪，但自己动手做似乎也有趣，在那些粉红色卫生纸不久被弄烂了以后，我在家里找到一些红毛线，虽然毛线不多，红缨稀疏，可比起玉苹家，我们总算有两把气派体面的时髦玩具了。因此就更有理由瞧不起她们姐妹。

可事实总是不以意志为转移，我们姐妹却实实在在地受着玉苹们以及小慧的欺负，我被欺负的故事曾被所里的大人们甚至包括我爸嘲笑了几十年！想起来都好想报仇，只是如今都不知道哪儿去找她们拼命。

当时研究所还在建设中，院子里堆放着砖头，钢筋什么的建筑材料，我们就在遮挡建筑材料的棚子里面玩。有次正玩得高兴，玉苹突然大喊一声：“房子要倒啦，快跑啊！”说完带头撒丫子跑了出去，我一听赶紧也拉着我妹玩命地跑，没留神妹妹被脚下的碎砖头绊了一跤摔倒了，膝盖磕破流出了血，娇气包哇哇地哭，玉苹们站在远处没命地笑，我这时才明白上了她们的当，也顾不上报仇的连忙拖着妹妹去爸爸办公室找我爸。

晚上让我妈知道了，她拉着妹妹去找玉苹妈评理，嚷嚷了一大阵也没讨来什么公道，倒碰一鼻子灰，人家玉苹妈说小孩子玩儿呗，咋就说是故意的呢？

    我爸这个人眼里只有实验室里的那些个瓶瓶罐罐的，就算追到头上来的阶级斗争，他也只在背地里和我妈嚼舌头，从没见他真的站在斗争前锋过一次。至于小孩子之间事他总是嘴里说玉苹家的孩子是怎么怎么坏，说完就忘了，从来不见讨伐亲征。直到有一回，我爸是真的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