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1958——1962）

    回忆以往岁月的时候，大学四年的漫长日子几乎不曾闪现。我没有明确地想过：这是为什么?

    今天我有兴趣在电脑键盘消磨时光逐步敲出往事，才觉察到对这段生活似乎陷入失忆是由于它的确乏善可陈，甚至可说是某种程度上生命的浪费。若硬要找出一点收获，那便是以四年青春岁月换得一份大学毕业文凭。在十几年后开始讲究学历的时候，它才发挥了一点作用。

    从封尘的记忆中挖掘这段日子，看到它诚然充斥着无奈，但做为特殊经历也并非全无可说。这反常的大学生活，回顾起来，也可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这个时间段的大学生活与自己中学时所向往和书籍电影中所见到的大学用‘天渊之别’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这是‘反右斗争’让教学力量严重受损，‘三面红旗’让学习时间倍遭盘剥，‘自然灾害’让莘莘学子营养匮乏，‘阶级斗争’让知识无力文人堕落的艰难岁月。

    这原该让最具活力最有学习能力的青年汲取知识贮备能量，准备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的大学阶段，却成了多数学生百无聊赖空掷年华，缺乏欢乐丧失豪情埋没理想的日子。

 

    十七岁的我，在当了一个月农场工人与一个月不到的‘大办钢铁’的工人后，收到一份补发的录取通知，在一同劳动的高考未录取同学的羡慕中搭乘工地的便车来到合肥师范学院，开始了大学生生涯。

    幸亏有那段农场与施工基地的磨难，让我在近乎劳动改造的体力消耗与以劳动为主的学生身份的对比中，得到了一种补偿，一种平衡。  

    我到学校比同届学生迟了一两个月。一进校门，路边一长排用芦席夹成布告栏，有些风雨后残存的大字报，或许是小助教与三、四年级学生写的关于农村情况的诗；再注目时，已变成火药味极浓的批驳文章，陡增了初起寒风的凛冽。

    没几天便见识了大学中的‘阶级斗争’。那是中文系一年级一大班党支部组织的一个批判会，批判对象是本大班一个学生。开会前夕，路边大字报栏中抄出此人私人的笔记中的诗文。我看不出有何不妥，反觉写得挺象个诗有点才气。可开起批判会来气氛十分紧张，一个个男女摆出一副不共戴天的模样，大呼小叫咆哮着争着抢着上台发言。平生第一次看见这般仗势，听见骨头从鸡蛋中不断的挑出，我坐在阶梯教室的角落，心惊胆战茫然无措度时如年，好不容易熬到散会如获大赦。（据说这名同学为了自己囊中诗文随即被开除遣送回乡。）

      入学不久便投入三面红旗的一面——大办钢铁中。我只记得寒风中坐在石头上用小锤敲碎矿石，暗淡的路灯光下，鼻涕不停地淌，冷得光想上厕所，而从工地跑到教学楼的厕所，总有一两百米的距离，教学楼里的厕所，常是锁门大吉，从一楼到四楼，从东头到西头，难找一个能开开门的厕所，有时小便就会顺着棉裤往下淋，就这样再回到工地上坐在冰凉的石头上继续砸着那永远砸不完的矿石。时间一长，手背上全皴成一条条裂口，而手掌上尤其拇指关节处裂开老深的口子几乎看见骨头。

    我们这些由中学而来的无用学生，只会砸矿石，工农速成中学来的学生大多是转业或复员军人，他们中有曾当过工人的或会烧烧火，用一种瓦似的罐叫钳锅的东西装些废铁及矿石之类，放入自己用砖砌的锥形炉子中，说是能炼出钢来。也居然打着鼓敲着锣去党委报喜，说炼了多少多少钢……幸好这‘大办钢铁’的闹剧不久便收场。

    要执行‘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圣旨，体力劳动仍是不可或缺的课程：记得我们整月去挖新建图书馆大楼的地基，常常充当小工排成队列传递盖屋的砖块，跑上十来里路运砖、拉煤……；还曾将那大办钢铁时废弃的工地变为菜地，浇水浇粪捉虫，忙得晕头转向。如我这等凡夫俗子，透支体力下只能以漫读小说来休息，哪有定心专注学问的功力？

    比较有趣的插曲是奉命消灭合肥著名的蚊子。傍晚时分，杂草丛生与污水塘旁，挥舞着沾上肥皂液的脸盆的女生，多少有点令人想起‘采茶扑蝶’，只不过追捕的是蚊子。‘任务’之重，使我们不得不夸大数字，将几十个蚊子说成几百个。不过面对大胆者报出从污水中捞得数十亿的孑孓，我们的数字太微不足道。有认真的人说，真有数十亿的孑孓那是五层教学大楼也放不下的。可面对‘亩产十万斤粮食’的官方报导，区区蚊子又算得了什么！

    真正使我长见识的劳动便是参加‘双抢’与‘三秋’。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双抢与三秋并不在同一地方，现在所能记得的两处均在邻近合肥的县份。等不到地里庄稼成熟，村里已死人无数，缺少人手收割的倒伏的庄稼与一些坍塌的茅棚泥墙透着一股苍凉……正兑现了毛泽东自己所写的诗句：千村薜藜人遗矢，万户萧瑟鬼唱歌。

 

    经过反右派与反右倾的淘洗，上课的老师水平高的实在不多，只有极少的课能引起我的兴趣。大多情况我都是在图书馆借几本书，找个后面的座位起劲地看。原来我较喜欢也较擅长写作，高三时在老师敦促下有过一个晚上写出学校活动需要油印的整张小报的大部分稿件。进师院中文系的一次分组作文，小组推我主笔，我满认真地写了。文章前面稍有铺排，也颇为注意文笔与文采。没料到被教写作的老师当个反面教材在课堂上剖析。他的八股与贫乏让我嗤之以鼻，倒尽了我的写作胃口。此后除了写信（甚至帮同宿舍女生写情书）我不再有兴趣写什么。（教书生涯中，也常遇到这类呆板老师，每出一个作文题，他们心中必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学生不可越雷池半步。常常明明一篇好作文却被他们宣布死刑，扼杀了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与丰富的创造力。在市教育局组织的初、高中升学考试作文试卷的批阅中，复卷时我曾从这类教师的屠刀下搭救过几个不相识的学生。）

    我原是个受众多老师喜爱的学生，从不愿对长者不敬。然而师院过早将那些反右后被留校的专攻阶级斗争或只是唯唯诺诺的某些助教推上讲台，实在太不负责任了。他们难以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套用一位特滑稽同学的话来讲：‘大学几年亏了本，新的没学会，反把原来学会的忘了’——他指的是外语，我说的却不止是外语。当然学院中也不乏好教授与讲师，记得教现代汉语的张教授与古汉语的湖南口音的讲师使我学到不少东西；一位上海口音讲师的西欧文学讲座，一位教授的俄罗斯文学都令我获益菲浅。——说到这里我想还是要公道客观一点，学院中有不少从上海几个名牌大学调来的讲师、助教，也许他们很少排课，也许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们顾虑重重，很难现出光彩，而58年的招生政策，只偏重出身与政治表现，学生良莠不齐，同级同学，基础好的教程度差的绰绰有余，这对授课者来说也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大学四年中遭遇到有名的‘三年困难时期’。在校园里可以从伙食中感受：从初入学时的三菜一汤逐步缩减最后到仅有一种缺油多盐难以入口的大块卷心菜帮；从米饭任意吃，到每人一个有号码的碗放入蒸笼米不洗就蒸、到正餐每人吃两个黑色的山芋粉馍馍。不少男生以盐水充饥而患上浮肿，而女生多患闭经……对待艰苦生活，我们这几届经过‘反右’与‘反右倾’冲涮的学生大多噤若寒蝉，但在我们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新入学的1962届新生的大字报却贴满伙房四周，除了夸张的‘救救孩子’之类，使我至今能记得的是几个幽默：‘稀饭（师范）学院的伙食标准：洪湖水浪打浪，小二黑，张二嫂’——指早餐的稀粥太稀，午餐主食两个小黑薯粉馒头，菜是又脏又少；打油诗：‘一进师院门，稀饭几大盆，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人。一吹三条浪，一喝九道痕……’他们少不更事，他们对社会了解太少。如果他们也像我们那样去饥饿的农村去支援‘双抢’与‘三秋’亲眼见到的惨况，哪还会如此‘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不只是所有食品类的缺乏，似乎一切都不够。最严重的一段时间，水与电的不足对我们影响极大。宿舍区常无自来水，所有龙头都开启着，一旦听见水响，那怕是半夜，同学们也争先恐后用所有可接水的器具接水备用；厕所常无水冲涮，臭气弥漫在整个楼层……晚上常停电，图书馆、教室一片漆黑，饥饿与黑暗让大多数学生呆在宿舍。在豆大的烛光中我总爱躺在床上任思绪奔驰，享有精神上的自由。我不知道此时能否有人挑灯夜读？

    幸好出台了‘八字方针’（改革、充实、巩固、提高），四年级时学校才多少有点学院的味道。上了些课，又经过实习、考试、终于毕业了，分配了！

 

    离开这呆过四年的高等学府，我如释重负，毫无眷恋。只是想对在艰苦劳动中帮助过我的同学补说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