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的信

对于上两周部分家长不满孩子和低年级混班的抗议，学校很淡定地在本周的NEWSLETTER上专门刊登了校长写给家长们的有关分班的信。在信的开头,校长首先感谢大家对自己工作的支持，然后他罗列了一篇博士的研究文章中提到的混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几点益处，对引用文章还特别注明了出处（Phi Delta Kappan Vol.80）。然后提到混班的安排也有学校管理的因素在里面，既要保证学生数量不超出规定，也要确保老师和学生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之后提到混班不仅在学校经过实践证明是可行而且有效的，更重要的是它很好的保证了每一个孩子的智力，情绪和社交需求，是非常认真地进行的一项有益于教学环境的安排。其间也提到了没有发现从混班出来的孩子成绩低于不混班孩子的普遍现象，这一点对于在乎成绩的家长而言是很看重的。最后校长很认真地总结，教学环境的布置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学校对于每一个孩子的需求都是看得很重的。正是为了满足和平衡每一个个体，为了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学校才想方设法地进行了这个复杂，耗时，费尽心力的混班设计，希望家长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

我感觉校长还是很有诚意的，不知道有意见的家长们看不看孩子拿回家的这一期NEWSLETTER，看完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学校有心的部署和安排了。

写者到学校

    说到学校发的通知,就不得不提到本周的教学活动Author Visit School。一个移民朋友的孩子给英文不好的父母的翻译是写者到学校。家长听得有点别扭，就自己查字典，才明白是写书的作者。

    Author被中国孩子翻译成了写者，其实也是正确的，写书的嘛，只不过我们的叫法不一样。就像我们家老二把稀饭叫做饭汤一样，排骨加水是排骨汤，饭加水自然是饭汤了。很对，也正确反映了需要描述的对象。这说明学语言只凭有限的生活经验一样可以表达，只不过不是很地道罢了。

邀请本地作家到学校来和孩子们见面，在学校不是第一次了。这周来的是Eric Walters，主要是会会高年级的同学(五/六/七年级)。大家在得到通知的时候，同时被要求每人交3块钱，说是要付给作者的。

第一次看到孩子拿回家的通知单，我没有注意到具体是哪一天。直到有一天再一次确认日期，我才忽然意识到就是当天。于是，我赶紧跑到学校去送钱。到了图书馆，那个作家已经在里面开始了他的Powerpoint讲解。我把写有大女儿姓名的装钱的信封递给了图书管理员就离开了，所以也没有听到作家具体都说了些什么。老大回来告诉我，作家主要是把自己的作品用幻灯片做了介绍，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

    我上网查了一下那位作家，好家伙，人家写了不少书呢，好像60多本。我问女儿读过他几本书，女儿回答:一本。我们家移民这些年也买了不少书，不过没有这个作家的。我想学校推荐的，应该不会差，有空得看看。在作家的网页里，我也看到他和加拿大励志名人TERRY FOX家来往密切的故事。下周学校就开始一年一度的纪念抗癌明星TERRY FOX的捐款和长跑了，不知道邀请这个和TERRY FOX家关系密切的作家与纪念活动有没有关系。

    虽然写了不少书，这个作者倒很谦虚，没有什么架子，更没有什么自以为是的大明星姿态。我刚才提到的抗癌明星TERRY FOX中，“明星”这两个字是我自己用的。真正有内涵的人是不会为这样的名儿炫耀自己所谓的星光的。

给校内中文班打电话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有点成绩的人都是这样的虚怀若谷的。就说同样是写书吧，有些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交完钱离开学校时，看到学校信息墙上贴的一张中文学习班招生广告，回家打了个询问电话就让我对这一点再一次禁不住的感慨和深有体会。

    我看到这个中文班的学习时间不错，是每周五下午放学后2小时，而且就在校内的某个教室，可以让孩子们下课自己直接去。学校的NEWSLETTER也有它的广告，因为它租用学校教室。

    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人说的是粤语普通话，我就委婉地问，教普通话的老师有没有教学经验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老师基本情况。结果对方说，她要写书，要开讲座，没有很多时间回答我和中文学习无关的问题。我那天也是心情极好，很有耐心的重申，了解老师是很重要的。对方反问我，难道我要国内的中文老师，那我还带孩子出国上学为什么? 我懒得和她争辩，国内的老师有很好的，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受到制度的限制，没法很好的发挥。出国了，自由的空间大了，不见得都比这边的老师差。我就再解释了一次，我想了解老师和教育方法，以决定是不是合适我的孩子。

    对方要我停下来，听她说，因为她的时间不多。她说教材是她编的，她要求所有的年轻老师一定要按照她的方法教育，她自己的孩子就成为了提前上大学的天才。而我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可以怀疑她，因为她是教育专家，她的孩子就是成功的范例。

    她埋怨我，应该自己主动多讲讲自己孩子的情况，而不是先询问老师，还举例说，如同去医院看病，要和医生先讲清楚自己的病情，医生才好开处方给药。我趁她好像是歇口气地那一霎那，赶紧“插话”说，我们在中国看病都是先了解各医生的情况，针对合适自己的医生挂号的。她来自香港，不知道香港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在加拿大我们找家庭医生前也是先询问了朋友和向其他病人了解之后才定的。就算接触之后自己不满意还可以换。怎么我交钱上这个中文班都不让多问？我也就说了一句，又被她把话语权拿过去了。

她反对我“插话”，她说自己是心理医生，有经验，还给人开讲座。然后听她自言自语地唠叨了一句，好像说上次开讲座去了几个听的，这次不明白为什么没人去。我不敢保证自己听得很清楚，也懒得替她分析了。连对家长第一次询问都没有耐性的人，对孩子有多少耐性呢？都把孩子当作有问题的病人治疗和教育，我找你干什么？

所以，任凭她把自己夸得多天花乱坠，我心里是打定主意了。不过，我不想马上挂电话，一方面出于礼貌，要等她把话讲完，尽管她的话很多，怎么她就不感觉浪费时间呢？另一方面，这个中文班开在学校，而上课时间是绝对不允许家长留在教室里的，所以家长们肯定不了解情况。尽管我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跟着这个自称专家的老师学习，但是出于我关心其他孩子的习惯，我感觉至少我得做些什么，哪怕是一句善意的提醒。

    当“教育专家”再一次说她时间很紧张的时候，我说，你打了广告，就是要预料到有人给你电话的。如果你现在没空，可以把电话转到留言，也可以和我另外约一个时间谈，这样不停的埋怨和催促询问的家长,是很不礼貌的。当然，我的话还是没有能够讲完，她又打断我了。

    于是，当对方最后一次说不再和我浪费时间，她要写书了，问我还有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很认真严肃地说，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必须告诉你，你写书，你的时间很重要，我不写书，我的时间也很重要。时间的价值对任何人是平等的。

    下午吃饭的时候，我和家里人说起这件事情，孩子们问我气不气，我说，不气，我宁愿相信她是医生，有给人找毛病的职业习惯。只是，不懂得平等和尊重别人的人，是不是自己更需要治疗呢？

六年级女孩子要打预防针

    说到医生，本周也发生了和他们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学校让六年级的学生拿疫苗注射的表格回家给家长签字。我一看表格，总共四种针：乙肝，水痘，丙型脑炎结合疫苗和HPV疫苗。前两种已经知道了，后面则是查字典的。前两种很多从中国来的孩子打过，第三种中国好像还没有普及。第四种是新的疫苗，而且和性有关，所以引起家长们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它主要是防范子宫颈癌的。

    有关HPV疫苗，前两年老大就和我提过，说不想读六年级，因为要打针，所以很可怕。如今，时间飞快地到了她恐惧的六年级，那些学姐们说的打针很痛开始经常折磨她了。她反复问我要不要打，我说我也不知道，于是我查询了一下网络，发现支持和反对注射HPV疫苗的声音都有。反对方的家长说，疫苗投入使用的时间不长，担心将来有副作用。再说，这个HPV病毒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染，中国家长认为只要自己对女儿教育好，中国保守的文化传统也会让女儿们不会太早有性方面体验，这样接触感染病毒的机会就减少甚至杜绝了。支持方的家长则认为，在加拿大，疫苗在投入使用之前做的大量的实验研究是很认真的，而且投入使用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再说了，如今铺天盖地的与性有关的话题和图片让孩子暴露在相关方面的机会很大，受到诱惑和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父辈。要说保守文化或者正确的性观念教育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但是孩子毕竟是活跃和变化的。有个家长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父母永远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孩子已经发生了性关系的人。意思是不要对理论教育抱持绝对的自信。所以，在小学高年级适当的时候，老师会把有关避孕的知识告诉学生，还包括发避孕套。

看到这里，我有点偏向后一种观点了，但是还不很肯定，我想再咨询一下专业人士。我先到家庭医生那里去，因为我们刚来加拿大时把基本资料都给他看过，尤其是孩子的。一说到家庭医生我就来气，只是简单问一句话的事情，都需要预约，然后再在诊所等上个把钟头。我曾经对他提过意见，他说他很忙，我不客气地说，你把自己的时间看得比我们的重要。明明有预约,怎么每一次同一个时间有那么多人在等? 等得久吧,看病时间却很短，就几分钟,说几句话而已,感觉是很不值得的。不过,因为这些年很少生病，也就懒得换家庭医生了。这一次等了不到一小时，他告诉我必须自己回家找到老大过去在中国的疫苗注射记录本，或者自己到防疫站问问。至于这个HPV，他也是把一些基本知识和我说了说，其他的还是由我自己决定。

几分钟后我就离开了家庭医生。然后去了市防疫站。那里没有老大的记录，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她快三岁，该打的针已经打过了。在防疫站找到了负责孩子这个学校打针的护士，她倒是帮助我更形象的了解了HPV疫苗情况。对于我说的这么早打，是否有必要，她用了一个比喻对我说，这个疫苗就像孩子骑车带头盔，没有摔倒自然也不必在意头盔有没有起到作用，一旦摔了，就知道它的作用了。而且头盔要在骑车前就带好，到摔倒再戴上就晚了。同样的，疫苗要在有性经验之前就注射，否则，一旦染上病毒发病，疫苗就没用了。听到护士这样的解释，我就勾上了这个疫苗针。

    在加拿大，孩子的很多事情都是需要父母替孩子决定的。比如，这个打预防针，必须在父母签字同意之后，才会让孩子接受疫苗注射。我感觉做父母压力越来越大了。

    周五是PRO-D day。有白天经过学校的家长问我：没有看见学校里有老师，是不是因为罢工，老师也不培训了？我不清楚，到底老师罢工对学校教学的影响有多大。问问孩子，说ELS班还没有开始。老大说老师已经明确表态本学期不评定成绩。这些都在老师罢工的  “五不”政策里，无辜的孩子们好像只有坐以待毙任人宰割接受条款的份，根本没有什么主动权，我为他们感到不平，也再一次感受到了做父母的责任。我们不仅要支持和引导孩子们学习，鼓励和帮助他们在特殊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快乐的心态，更要联合起来替弱势的孩子们呐喊和代言，争取孩子们应有的完整的受教育权利。

                                    2011/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