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九 章 一 应该说，为右派准备的劳动教养所与监狱相比，既有不相似的，又有相似的。不相似的是，在这里发号施令的大都穿着普通干部服；相似的是，无论是在大门两旁或是在院墙四角高高的监视楼里，都有荷枪实弹的战士或是公安警察。而不管是穿着普通干部服的还是荷枪枪实弹的，在面对右派们时，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一脸警惕（还有带着凶狠的仇视的目光），最多时候还是一脸的神圣不可侵犯。自然是不苟言笑，偶尔，你会感到他们对右派有种随时把你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怒气，似乎他们内心对你的谴责和社会上的人群差不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不得意、不顺心，都是右派造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右派，他们早就过上社会主义的称心如意的美好生活了。都是右派给搅和的，把社会主义抹黑了。 这当然是现代历史很沉重的一部大书。谁能有魄力翻开它？没人！因为右派不是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而是一个伟人钦定的。伟人说的话、做的事，中国没人敢说“不！” 1958 年的春天按日历说是到来了，已经是春分节气，但这群右派依然觉得春的脚步姗姗来迟。因为这里的土地还残留着冬天的冰雪。又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好几百右派在警卫的监视下，来到桑干河北岸空旷的土地上，命令右派们开始翻地。地仅仅被春风刚刚吹拂，大地还有着冬日的僵硬，一锹蹬下去，只有铁锹极浅的印迹。 耿介民这个班十来个人几乎人人是一脸汗，因说“吃不饱”而当右派的那个来自农村的朱瑞祥，对农活那是没有拿不起来的，他擦擦汗又看看周围，嘟嘟囔囔说：哪有这样干农活的？从古至今，农活必须按节气走，谷雨才种大田，这叫干什么？他真想仍下铁锹到地埂蹲会儿，接着说，这劲使在这儿有什么用？ 稍远处的警卫冲他喊：朱瑞祥，你说什么哪？（这里交代一下，凡右派走出大院进入劳动现场，在五十米范围的对角点，各有一背枪的警察监视右派劳动，可见现场有多少警察） 文笑寒向警察招招手，大声喊道：“朱瑞祥说，咱们这块地虽然硬点儿，但比大山软多了，愚公都能移山，咱还不能把地球翻个个儿，就是慢点儿。” “这就对了，有这个认识，你们就知道什么叫‘人定胜天’，重新做人也就有希望了。”这位警察说完把脸转向另一块地上的右派，看得出来他很高兴，可能是右派恭恭敬敬地接受了他的教育，让他很有成就感。 就在这位警卫转过脸的时候，耿介民这个班的好些人捂着嘴笑，朱瑞祥还张大嘴笑，一边还说，“怎么样？警卫都说了，我重新做人有希望了。” 那位当过县教育局长的费德福，冲着朱瑞祥笑了一下，“你老实巴交的，怎么学会做梦想好事儿了？要真听到你说啥，你还能笑得出来么？还不多亏文笑寒脑子来的快！” 朱瑞祥说，“你以为我真那么想了，你小看我了，我是笑那位警察终于逮着机会可以显摆自己的权威了，你当我会相信他说的那套！你当我还是那个可怜巴巴的村小教员呐，不是喽，我终于看明白了，我现在就开始学说假话，因为当官都说假话，而且官越大，说的假话越玄，能把你懵得像吃了蒙汗药！我不就是右派么，学会说假话，这也是当右派的最好心得。” 那位重庆大学毕业的民盟盟员钟谦，边笑边拍着朱瑞祥的肩膀，“你以前因为说‘吃不饱’当了右派，是冤了点儿；若是方才那几句鸣放出来，那就不是一般的右派，至少要划进中级右派，所以按如何划分右派等级的规定，你是一点也不冤枉了。” “可是当官的把假话说的一套套一串串，怎么没人过问呢？” “我也奇了怪了，看不出咱们的朱瑞祥能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你真没白当右派。曾是共产党员、建筑学院讲师郁大千一脸疑惑的表情。但又很郑重地说：难怪心理学家说，在压力下、在威逼中，人的求生欲望异常强烈，人也一下子就变了，变得聪明，变得有智慧、有悟性。咱们的朱瑞祥就是这样的人。” 文笑寒说，“老朱问当官的说假话怎么没人过问，我来给老朱回答，因为他们都喜欢听假话，因为听假话舒坦，因为假话更能张扬权力的威严，因为假话能让他们步步高升。‘铁拐李把眼挤，你蒙我我蒙你’。蒙人都是为了有所得。” “我是个基督教徒，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常听说上帝最厌恶的就是撒谎的人。所以我从不说谎。比如，如果当官的问我，你认为你们在这样的地上劳动创造了什么？我当即回答：这样的劳动不仅谈不上什么创造，而是名副其实的劳民伤财。因为这样的劳动毫无效益。”说话的曾是高中英语教师的丁惠志。 因心事重压，宁慎没情绪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但他听丁惠志介绍自己是基督徒，立时看了他一眼，倒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宁慎的母亲也是信仰基督的。宁慎有点好奇地问：“老丁，你是基督徒，又是教英语的，英语课有鸣放么？怎么也成了这个德行了？你碍谁什么了？是上帝让你帮助共产党整风么？” “我怎么会碍着谁呢？上帝也不懂整风是什么，是这么回事：有一次校领导问我为什么信仰基督？我觉得人家是领导，可能是不了解才问的，那我有什么理由不作回答呢？我说，在辅仁大学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太多了，当然这都是解放前的情况。基督教就是耶稣教，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认为世人都有原罪，信仰耶稣才能获得永生，灵魂能升入天堂。 他又问我，你认为这位上帝的儿子说的是真理么？你们听听，他这样问是啥意思？我能背叛信仰了十几年的宗教么？虽然有些忐忑不安，我还是回答：是。因此我信仰。 他又问我，你认为毛主席的话是真理么？ 他这一问，让我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可是我必须回答呀——” 这时候一下子把人们的神经给扯紧了，从没有插过话的当过医生的冯文义急着问：“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说‘是’、还是你敢说‘不是’”？ “我不知道您指的是毛主席说的哪些话，所以我不好回答。 我指的是毛主席说的每句话，听清了没有？显然，这位问话的人有点生气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不是毛主席的每句都是真理。 那你认为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是不是真理？ 这个我回答不了，因为我不了解人们是怎么当了右派的：对不了解的，不能评断！ 难道你怎么当的右派也不了解么？问话者的语气咄咄逼人。 当然了解，我信仰上帝。如果就我个人说，让我当右派，它体现的绝对不是真理，因为《宪法》明文写得非常清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那就请你的上帝拯救你吧，我这里只能给你当右派的自由。” 冯文义打趣地说，“这回上帝救不了你了吧？” “确实救不了了。上帝不敢来这儿！” 朱瑞祥抢着问：“为什么？” “因为毛主席比上帝厉害！毛主席倡导‘无神论’，我是信仰‘有神论’，上帝救不了我。” “你有这个认识，就跟我一样了，有重新做人的希望了。”朱说。 一伙人对丁惠志因信仰基督而当了右派，颇感反右运动确实把神鬼都弄得神不神鬼不鬼的，何况现实世界黑白混淆、阴阳颠倒，也就没什么太奇怪的了。 一个刚调来的长得矮胖面色有点发黑的小队长走过来，一见面就说，“我叫王立春，是你们的领导，跟你们相比我没文化，但我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必要的认识，劳动教养不比文化，只比劳动；我有一个标准，你们谁劳动好，我就说谁改造的好，相反的，到时候就别怪我不客气，我是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我这个人不搞突袭，这是我的脾气，既然我领导你们，就得让你们先了解我的性体。”这位王队长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堆，无非是让右派服服帖帖，能时时处处对他尊重。他用恶狠狠的目光在每一个人的浑身上下扫瞄了一阵，然后问道：“谁是你们的班长？” “报告，我是班长，我叫耿介民。请王队长指示。” “从哪儿送来的？对劳动教养有敌对情绪么？” “是大堡送来的，对劳动教养我们还正在学习文件，认真领会还需要时间，至于是什么情绪还说不准，但绝对没有敌对情绪。我们之中还有好几个曾是共产党员，基本觉悟还是有的。我们相信党不会把我们永远关在这里！” “什么？看来你比我还清楚，现在我明确告诉你，别做梦！你们什么时候从这里走出，第一步得我同意，再告诉你和你们每个人，就是过了三冬两夏，没我点头，也休想走出一步。我还得警告你这个班长——”说到这儿忘了他叫什么了，类似带着科长装局长的口气问：“你叫什么？”——“我叫耿介民。” “对对，我就是要警告你这个耿介民，今后在我面前不许再说你们中有谁是党员，因为我替你们害臊，也玷（他念 zhan ）污我们伟大的党。你们是披着党员外衣，干反党勾当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一点；其次，再不许说是关在劳动教养所，是把你们集中这里进行有效的改造。知道什么叫有效么？就是我让你们人人脱胎换骨！” 王队长似乎发现，在这伙人面前，自己的权威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来，这对他来说，确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觉。他似乎觉得上台第一把火点得不理想，下马威弄得也不够程度。于是得寻个茬口，好让他们晓以利害。 他没有白费心思，他发现没有干出多少活儿，就指着地说，“都快收工了，你们自己看看，就干这么点儿，对得起那两个窝头么？” “王队长，您也知道，我们这些人过去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就会读那几本破书，干农活绝对是‘力巴’，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个样子，然后我们就照您的样儿干，干走样了，我们就不吃窝头了。”宁慎一肚子闷气找到出气口了。 文笑寒露出几分戏谑几分真诚的样子，“王队长说得对，尽管现在还不是真正的春天，大地松软至少尚需半月二十天，但我们得时刻想到自己在改造，都反党了，国家还给我们饭吃，总该出大力心里才能踏实点儿，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再难干的活儿，我们也得干出个样子，譬如，今天这活儿，确实也没干出好来，但王队长看见咱们都流汗了，虽然效果不大，但队长知道咱们没磨洋工，翻这么硬的地，一天能翻多少，队长心里是有数的；我向队长保证，只要这地能下锹，您再来看，能让您给我们挑大拇哥。” 作为班长的耿介民听了文笑寒这几句话，觉得那种不好收场的局面化解了，如果真逼着队长也挖几锹，就等于他在这伙右派面前栽了，那还了得！当然他必须要找回面子，也就是他一定要找回他的威严。他的找法，必然是各式各样地报复，而且绝对是不择手段。这方面他是否受过专门训练，当然不得而知；但刁难、折磨、摧残、虐待等等，在这个系统是有传统的。所以对他必须听其言、观其行，而且做到大气不能出。 耿介民带点笑意说，“先请队长多多宽容，我们这些人都没怎么劳动过，身体条件也有一定的限制，不过我们都知道，劳动这一关必须闯过去才有出路。所以我们不仅不怕劳动，还特别希望在劳动中表现自己。我们非常欢迎队长教会我们各种劳动技能，监督我们在劳动中的各自表现。” “听你这一说，我对你们多少也放点心了，我知道现在不到翻地的时候，就是为让你们在这种条件下锻炼锻炼，得能吃大苦、耐大劳，老百姓有句话：能劳动就能生存。你们既然尊敬我，我也不能让你们白尊敬。我劝你们，下决心把你们过去学到的所有知识，全当一钱不值的垃圾扔进粪坑沤肥；如果谁要说你们低头认罪，你们自然非常反感，但你们得低头认识土地。这一点也不是苛求，其实任何人都应该有这个认识。” 没人想到这位刚上任的王队长还很健谈，根据他们的人生经验，健谈者比闷头不语者似乎好接近些或许还能好沟通些。对老“阴”着的人，总觉得他们心里藏着阴谋诡计。 应该说，此时王队长的脸没有来时绷得那么紧了，最后他说，“把铁锹上的泥土擦干净，准备收工吧。明天干什么会通知你们，反正这地先不弄它了，过些日子再说。” 二 晚饭后，耿介民这个班谈白天王队长给他们的印象。 宁慎叹口气，咳了一声，“我当时自己也不知道是咋了，瞅他那股“教师爷”的架势就来气，我们已经成为这里的囚徒了，他还想再扔几块石头砸过来，给你个厉害看看，趁人之危卖弄权威，绝对不是个好鸟！我就没顾忌后果，就想给他个难看；我真够混的，差点给大伙带来灾难，请大家原谅吧，我也是近来压力太大，一时情绪失控，对不起了，我还要谢谢笑寒，是他把话头调了，若不，真要是王立春被迫挖几锹，几锹下去，硬地毫无感觉，咱们的王队长岂不有几分狼狈了？那还得了，他肯定会气愤得对咱们每个人施暴，不把咱们折腾个屁滚尿流他是不会罢休的。这种人几乎是天生的报复狂。” 文笑寒对宁慎说，“你谢我什么？我还正想给你火上浇油，是介民忙给我示意，我赶忙挖空心思编出那么一套话，算是把场面应付过去了。” 从进这里到现在，几乎没说一句话的潘星辉首次发言：“今天的事儿对我们是个教训，但对王立春也未必没什么启示，至少让他知道，右派也是人，一般的逆来我们可以顺受，他若头上拉屎，肆意凌辱，对我来说，我也会豁出去。趁谈白天的事，我向同志们（我们在屋里这样称呼吧）介绍介绍我自己，同舟共济也好有个照应。我对大家的情况都有个轮廓的了解，可是你们真不知道我怎么打成的右派，你们不问也不打听，我知道怕让我心里难受，其实我确实难受，我一句话也不想说。特别是当我知道，你们有好几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连当右派的资格都没有……” 他在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潘星辉刚高中毕业时，北大和清华等几所著名高校还没从云南的昆明迁回北京，再说自己的英语学的实在不好，就是北大清华在北京他也不敢去考，所以考上了离家很近的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当时，在中国大学有个国民党员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说是加入国民党就避免了国民党军队的招募，他不愿当兵，理由是怕死。毕业后刚在北平的一个中学教了一年语文，北平就解放了。这之前的一年，即 1948 年，这个潘家是书香门第，乡间无地亩，市面无商号。他有两个哥哥，都结婚了，父母也健在，一大家子都住在西城的一个四合院里，左邻右舍的没有不说潘家人厚道的。可是这个家安静不下来，何止是安静不了，几乎就是六神无主，好像这日子没法安排了。原因是在哥三个里，老大潘文辉和老三潘星辉都是国民党员，就老二潘志辉无党无派，在小学里教音乐。家里开了几次会，都觉得这家里有国民党员，北平说话就解放了，共产党能对这样的家庭不闻不问？想来想去，谁也拿不出办法，最后还是老父老母这样表示，“共产党来了，不会对我们怎样的，咱既没压迫过谁，更没有剥削过谁；虽说老大老三你们参加了国民党，这当然与反动沾边儿，但你们没做反动的事儿，大不了是有污点，但没罪行，可以请人家尽管调查。” 老人的话说得有道理，但从人们的情绪看，一家子心里没底。特别是老大潘文辉，他说，“这事悬，星辉的问题不大，毕业教书履历简单，一张纸都写不满的那点经历，找不出恶心人的事；我不行啊，在社会上颠了十来年，也和三教九流有结识、有来往，一旦问起我来，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谁信你胡谄八扯的？我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说一句没人信的话，老大潘文辉说走就走了，还是他的一个朋友给家送个信儿，说潘文辉跑国外去了。” 这个消息对这个家来说，就是五雷轰顶！老人说，当国民党员这事可大可小，跑到国外去，那只有罪名一个说法了：跑到台湾自然是当反革命；若跑到美国那就是卖身投靠当间谍。咱家有这样的人，活不好了。 “我不信！怎么就活不好了？共产党要建立的是新社会，不是封建王朝，不是一人犯罪，株连全家，谁欠的债谁还，谁杀了人谁去偿命。”老二潘志辉理直气壮，一脸无所谓。 末了，老人也想开了，着急上火、担心受怕只是把自己弄得吃不好睡不好，折腾一身病还得花钱遭罪，犯不上！顺其自然，该着你有这一劫，躲也躲不过去，看命吧…… 老三潘星辉毕竟年轻，没有精神负担，家里有他二哥二嫂照顾老人，再者老人也催他到外面做事，说一个男人老守着家没出息。于是在 1950 年来到大堡，先在中学里，后来领导发现他的古典文学颇有造诣，便把他调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这个潘星辉在老师间在学生中都有极好的口碑，有一点可以见证，尽管历史上是国民党员，在几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平安无事。譬如，在对“《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时期，他以自己只读两遍为由，觉得还没看明白，说《红楼梦》好，不知好在哪里，实事求是说，看过《红楼梦》但没研究过，所以《红楼梦》在自己脑子里印象最深的就是刘姥姥……说实在的，就是他的人缘好，他的几句搪塞也就过去了。但常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此言不谬。在反右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整个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潘星辉名列其中了，当时他并不怎么惊慌失措，好像他有感觉自己很可能给右派凑个数，他心里说，自己是国民党员，按说应定为历史反革命，仅定成右派这应该说很宽大自己了。一个平素非常赏识他的党员副教授，真担心他一时想不开，特偷偷来看看，既想解释又想安慰他，告诉他：“”上级有右派指标要求，谁完不成指标，又说不明白为什么，那谁就是右派。 潘星辉压根也没有为自己辩驳的打算，反而对那位党员副教授坦率说，“你知道我加入过国民党，大哥又逃到国外，就这两点定个右派还能谈得上有多大冤枉？不冤枉！就拿文艺界为例，像丁玲、冯雪峰、艾青、秦兆阳、吴祖光、傅雷、等等作家诗人都定右派了，咱也定右派了，用刑法观点说，量刑太轻了。” “你大概没看大字报吧？” “我在备课，没时间看大字报，再说我也没兴趣。” “你呀，星辉，真是个书呆子，没人揭发你的历史——” “那我还有什么罪过？” “定你右派的根据是你把课讲“歪”了，也就是别有用心地以古讽今、含沙射影。你自己去看吧，就在校园的一面墙上。” 在校园的一面墙壁上，贴了不少大字报，大都谴责他利用讲欧阳修的《朋党论》散布谬论（有的说是反党言论），给学生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有一张写得很长的大字报，据说是一位从北京师范大学刚毕业、分到师专任教的青年教师写的。大字报写道：潘星辉借欧阳修《朋党论》的“小人”和“君子”之别，大放厥词。固然，《朋党论》谈及小人和君子，也有“小人之无朋，因其追禄贪利，君子之有朋，在于道义、忠信、名节之恪守”。潘星辉在讲解时完全抛开阶级分析，使君子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朋友没有阶级属性么？正相反，为什么样的所谓君子去恪守道义、忠信、名节，这必须要有阶级观点，否则，所谓君子也就是哥们义气相投的代号。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朋党论》最后有：“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潘星辉解释：纵观全文，如何认识小人和君子，决不可等闲视之，是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大事。他完全忘记毛主席说的，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那位赏识他的党员副教授知道他看完大字报一定非常生气，他了解星辉的性格，在学术争论上是不让步的。但此时此刻怎么还能是学术争论，他急忙去潘的宿舍，急切地制止他，不让他写一个字，并且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你就是讲的每句每段都经得住推敲，都没用！整人的胡说八道也是马列主义，挨整的，每一句答辩都是反党言论。这叫革命，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恶棍给你一棒子，那叫痛打落水狗，也叫革命行动！所以，你就踏踏实实地当你的右派，无论如何不能给他们机会在你身上扩大他们的战果。你必须有自知之明！不要恪守忠诚老实，学点玩世的谋略，必要时也学会狡猾。” “唉，我听你的，何况我还加入过国民党，就算罪有应得吧，也是赶上这拨了。” “告诉你个实底吧，学校你是呆不下去了，你也应该有个准备；有三十几啦？” “属牛的，三十二岁了，那你和袁琳的事儿你有打算么？” “我已经和她说了，她说得很坚决，天塌下来就一块死呗，塌不下来，我们还是过去的你和我。真打发你走了，总有个回来的时候吧，只要我没死，咱们的一切就活着。……” “那时候我就劝过你，把事儿办了，你看现在……” “袁琳提到这事儿，就说那时真把事儿办了，可糟了，有个孩子怎办？她就操心不过来了。我真城地希望你能帮帮她，她今后的日子会很难，拜托了。”副教授点头答应了。 “这没说的。你放心好了，当然在提升方面对她肯定有影响，不过让她继续上台讲课，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咱们师专是培养中学教师的，像袁琳这样有真才实学又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并不多，何况学生又非常爱听她讲课，所以不让袁琳上讲台，一旦学生向校党委提出质问，校党委恐怕也不好回答。再则，就是挖空心思谁能挖出袁琳什么？挖出身，她父亲是小学教师；查个人历史，除了念书就是教书；论表现，尊敬领导、热爱学生，和同事相处融洽，对学生诲之不倦，而且有口皆碑。我曾向支部建议让袁琳听听党课，现在肯定也成泡影了。天不眷顾，沧海都难变桑田；事不在人为啊。” “我谢谢你，有你这样的朋友，我来师专一点也不后悔，我还是希望你给袁琳做做工作，让她另爱吧，她的年龄不能再拖了。” “这事你免谈。你没有理由让袁琳再受感情问题的折磨。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潘星辉张口就说，“我当右派，我不说什么了，只是我有一事不明，那位新来的教师，何以对我讲的《朋党论》断章取义、生拉硬扯、近乎黑白颠倒，而偌大的师专就都认为他讲得正确么？如果我们的师专欢迎这样的人登台授课，会把我们的古典文学课讲成什么样子？岂不既糟蹋了古典文学，也对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方面贻患无穷！” “我告诉过你，你就踏踏实实地当你的右派，糟蹋就糟蹋吧，贻患就贻患吧，从严格意义上讲：国家需要这种糟蹋，社会需要这种贻患。你自己都在灭顶之灾中挣扎呢，你还忧虑这事儿，真真是迂腐透顶了。好，我让你清醒些，我估计那位新来的青年教师的心里有一个梦想，似乎还有一个联想。你一定记得，几年前曾有一场轰轰烈烈批判老红学家俞平伯的运动吧？运动开始的由头，是两个青年人提供的。当然那两个青年一步登天，被认定位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用辩证唯物论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是向旧红学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击的第一人。这就勿庸置疑了，两个青年不仅成为时代的新秀，也成为新中国培养的最年轻的学者。而这两个青年的现实光色，成了很多同龄人的理想和梦想。 咱们的那位青年教师，我以为他下车伊始，就抛出那样的一张大字报，显然是想一鸣惊人，想引起师生对其刮目相看，想让人们承认，他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古典文学的，是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君子”和“小人”的阶级内涵。一句话，也想成为时代新宠。我想他的梦也就是个梦而已。因为《红楼梦》的骄子们所写的文章，尽管我还没有完全读懂，但人家毕竟论说的是《红楼梦》，而我们的这位青年教师所云《朋党轮》，却离题十万八千里。” 三 从耿介民这个班的右派个人经历，人们不难发现政治专制的残酷性，也许正是这个百八十万知识分子，仅在一个夏季的大批判，爱党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分子，这让国人多少也认识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们知道了宪法里虽有公民自由的条款，实际上从不体现；不过公民有歌功颂德的自由。其它，纯属子虚乌有。从“五四”以来，中国人没见过自由。自由属于统治者，谁掌权，天下就是谁的，给你什么是什么，唯独不给自由。劳动教养所曾有明文规定，劳教人员有选举权，这是说劳教人员有公民权，这才是真正的放屁！（在鸣放期间，右派的答辩文章被说成是在报上放屁）这里明明白白是专政机关，侈谈什么公民权！夜里撒尿都要喊报告，白天干活有挎枪的跟着，这与自由民主挨边么？这等于说，明明把人打成奴隶，还要宣传这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右派家败人亡了！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说实话，到这里的右派几乎对自己都有某种悔恨，这个悔恨表明他们尚有几分可怜的悟性——没有谁还想花心思去较真什么对呀错呀的，稀里糊涂不也是春夏秋冬的一天天过。要是早个一年半载之前就稀里糊涂了，仅就耿介民这个班，就有当不上右派的。要你什么也不知道、让你呆呆傻傻，要你变成愚民，你不！赞美就赞美吧，谁让你批判假、恶、丑了，不是吃饱撑的么？，还自以为这是“匹夫有责”。觉得自己有任重道远的责任感，就是宁死也不装呆、不卖傻，这叫什么？这叫不识抬举！这叫拿自个不当外人，这叫天下最大的色盲——不识货色！ 保尔·柯察金说，“生命是最可贵的。”他要来这里走几步、看几眼，他绝对不会再那么说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 裴多菲也错了，这里的生命没有生命气息，是随便可以使用的工具；至于有过爱情和婚姻的，若能够保住，就念几声弥陀吧；若保不住了，也不必悲痛欲绝，没爱情和婚姻了，对另一半也是一种解放，让另一半跟着受罪，也是自己的罪孽。当然话是这么说，真正有过爱情和婚姻的，谁的心也狠不下来。那就让生命唏嘘良久。越是美好的记忆，越是有价值的东西，在这里都一钱不值！如果还记得卜迦丘《十日谈》的爱情故事，就让它藏在脑子里当作自己的故事去回味、去追忆留在过往岁月的卿卿我我。至于未婚者的爱情当然是在烟雨苍茫中，一时难觅其踪了。现在的这些右派先生大体说只有一个寄托，那就是特别想读书。在这里任何一本书，都会被你抢、我夺、大家抢、大家夺、一本书的出现那是被视为彼岸的召唤。而这里连报纸都看不到，很明显，这里需要和外部世界隔绝。 但人们不管情愿不情愿，日子只在现实里，这点他们非常清楚。 清明过后的春天大地有些松软了，也让人感到一个绿色弥漫的季节将要来临了，较远外的城郭，较近处的村落都有了或深或浅的绿色装束，好像关押右派的这个劳动教养所也有春色的关注了，但右派们并没有因春的到来，而见景生情。他们知道，任何美好一进入心灵就变成苦涩和痛苦；因而对脆弱的心智又是一番折磨和摧残。 很多班都到田地去了，有的修整干渠，准备引桑干河进入干渠为稻田汇地，有的到旱田区翻地整垅，一片农忙景象。属于王立春小队长管的，包括耿介民班在内的其它五六个班，现在没有田间任务，而是让他们要到二十里远的蓝家窑去运砖。 人们没怎么想运砖的事儿，倒是很想在村路上走一趟，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村庄和农家院落，还有乡村孩子嬉闹的情景。有人告诉他们，这一路要经过不少村子，说了好些村的名字，引起大家的兴趣。说村名的第一个字定然是村里的大姓，与劳教所毗邻的村子叫柳家寨，这一路还有苗家堡、武家沟、宫家洼、孟家坳、洪家坊子，许家营子，目的地是蓝家窑。 但当他们知道运砖不是用车、不是用马、骡、驴驮，而是由他们或背或担，那真是别样的滋味在心头，再一次印证人和人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必将是他们人生历程具有历史辛酸的纪念。那个王小队长发布指示；每个人的任务不大一样，身强力壮的要担承一百三十斤（每块干砖重五斤，合二十六块砖）；次之，担承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斤（合二十二到二十四块砖）；再次之，担承八十到一百斤）合十六至二十块砖）。耿介民和大伙一嘀咕，决定按“次之”的要求完成任务，因准备的扁担不够用，有的人只好背了。 花了很长时间各班分配完扁担、箩筐、绳子，出发的时候都快到九点了。虽然让干这种活儿，有点儿拿人不当人看，可是这伙右派从打来也没这么高兴过。因为他们看到无边无际的田野，各个村子里的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子，除了临街的房子而外，所有的砖房、瓦房、草房一律座北朝南，而且院墙也不一样，有土坯垒的、有砖砌的、也有用树皮戳的，大都是独门独院，只是房子都还很陈旧，窗户是上半截的窗棂上糊着白纸，下半截有几块玻璃。村与村都有能对面行车的土路，但路已年久失修，路面上四五条车辙沟把路弄得坑坑洼洼，可以想见，一旦天下大雨，这样的路会泥泞得没法行走。 现在这伙右派就走在这样的路上，觉得农村虽然破旧，但还是散发着田园气息，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右派们才感到能当一个农民是太幸福了，显然，这个幸福不在穷富，而在自由。大概这条村路从没走过这么多的外地人，尽管人们知道柳家寨有个专押知识分子的劳教所，还是引起村民的好奇。他们不知道右派怎么就犯了王法了？这不奇怪，因为自古以来，人们没听说过有这种事；也许爱说古的老人知道，这些人是被官府流放了…… 从乡村的大人孩子的穿着看，依然显出相当贫穷，很多孩子已经光着脚了，女人们的衣服上还有不少补丁，有的还习惯于当众奶孩子，给人衣不遮体的印象，有的看似刚撂下筷子扎着破围裙跑出来；没事干的街流子和抽着旱烟的上年纪的男人们也踊到路边，乡里早有传说，说上千的右派押进去了，但似乎谁也没见过右派是什么样的。有人说，右派就是这样！还有人说，右派的罪过可大了，说他们反对政府……有人可能是疑疑忽忽的，不准吧？善眉善眼的，那模样不像是恶人……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就能看出来？你们眼光巴掌大，看不远，没听城里人说，右派里有当大官的、还有很多是老革命、还有共产党员呢。当这种城里消息在他们中间传递时，有些人像唠家常似的，东说一句西扯一段的，说什么那伙人成分高，没革命性了，不好好向工农学习了。农村也有消息灵通人士，说什么都很郑重其是，说知识分子没让毛主席相中，说他们书念蠢了，让他们在劳教所认识自己最没知识。向农民学习，学到脚上有牛屎也不嫌臭的时候，知识分子就有点用处了。若不介，知识分子就像蠢猪，就是屎，还不如屎，屎能肥田…… 他们是快到晌午才走到蓝家窑的。（农村的里数只是人们习惯地估摸，到某地如果说十来里地，就得做好走二十里地的准备）没有想到彭所长和孙科长也在那里。原来柳家寨劳教所有个分所在蓝家窑，那里主要的劳动是烧砖。（几乎全村人都是烧砖高手、大小窑到处是）彭所长和孙科长是来了解情况的。王小队长下令原地休息。 人们听到彭所长问他：“这一路他们还行么？” “一般说还行。”王小队长挺随意地回答。 “不一般呢？是不是有犯纪律的？” “那倒没有。不过，还不能让我很满意。” “你指的是什么？王立春同志。” “他们走不出精神，松松垮垮，说说笑笑，忘了自己是右派了。” “你是让他们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右派，而走路却要求他们象部队行军那样！” “也不完全是，但也不能像散兵游勇那样独自行动，大大咧咧，想快就快、想慢就慢，给我的感觉他们好像在游春观景。” “王立春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所里给你的任务，因为你没有给你的小队人员加重心理负担，这让他们感到你关心他们，能这样，你对他们的要求他们会愿意完成。好，让大家吃饭，饭后休息一小时。劳动的事你安排。” 百八十号右派背砖、担砖的队伍，这会儿真的是散兵游勇，各个都展示出自己的优势，也有的暴露出自己的劣势：担砖的那扁担颤悠得把脚步也颤悠快了，可苦了背砖的，一百一二十斤重的砖往背上一背，立马硌得脊梁骨生疼，还得让人一拉，才能站起来，而且背起来只能走；越走越沉，一旦想找个能歇歇的地方，只要坐下去，你自个就站不起来了……背砖的好像是蜗牛，有人说背砖的这些人，是古时廉颇转世负荆请罪，不过琢磨琢磨还是褒奖呢！若从场景看，倒很像某种竟赛，就是最后边的人也必须走到目的地。 在走到苗家堡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女子喊救命，一边喊叫一边飞跑，短裤上有血，单褂也撕破了，裸露出大奶子，后面一个男子手持宰猪刀死命追，这个场面把所有看到的人都惊呆了！但，惊是惊、呆是呆，就是没有人敢拦住那个完全失去理性的男子，正在千钧一发时刻，右派分子冯文义一下子扔掉担子，只见他迎头一脚把那个男子的手中宰猪刀踢飞了，那男子一愣，一看站在面前的是个书生模样的右派，他岂能容得！不由得怒由心头起，恶从胆边生，猛向冯文义扑去。让人震惊的是：只见冯文义，左手抓住男子右腕，右肘朝男子下巴用力一端，只听见那男子哎呀一声，立时蹲在地上，疼的满脸是汗。冯文义非常严厉地问那男子，“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杀那个女人？杀人偿命你知道不？” 这时候好些村民围过来，冯文义的同伙也跟过来，那男子下巴已经错环了，说不出话来，一位村民替他说，那女人是他的老婆，他们是一家子，不知是咋回事。 “谁家的丈夫可以杀老婆？你竟敢杀人，真是太可恶了！”冯文义教训了几句之后，左手按住那男子头顶，右手猛地一托下巴，那男子的下巴又回原位了。冯文义拍拍手，又说，老婆跟你过日子，不遂你心、不由你意就要杀老婆，你还算男人么？你老婆会多么寒心？我让你受点疼痛，是为了不让你当杀人犯！对不起了……” 本来这事儿就了了，冯文义也正要离开，王立春小队长连吁带喘地挤进来，也不问发生了什么，也不问冯文义做了什么，掏出铐子就给冯文义铐上了。 这令在场的人都感到到极大的气愤。其中一个村民给激怒了，上去就揪住了王立春的脖领子，大声吼叫，“你是什么东西！凭什么铐人家？他犯罪了么？” “你松开？你是干什么的？你松不松开？我看你是一点也不知道好歹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也铐起来！”说时又拿出一个铐子。此时的王小队长不仅不识火色还相当蛮横。 “就你？看样儿我得先犯点错误，要不你就没理由铐我了。”话音未落，这位黧黑脸膛的村民疾速出了四拳，拳拳打在王小队长的脸上，而且给打倒了；若在别处遭遇强手而栽了面，王小队长还可能忍个肚子疼，现在不行了，似乎整个苗家堡的村民都围过来了，何况还有这么多右派幸灾乐祸地想看个究竟，自己被人不费吹灰之力，一个回合没打完就给扔下擂台，这可真是让他“是可忍，孰不可忍！”孰料王立春竟然打肿脸也要冲个胖子，歪躺在地上的王小队长完全丧失理智了，居然从裤腰带右侧掏出手枪，那个黧黑汉子手疾腿快，一脚踩住王的右手让他动弹不得；而左手揪住王的头发，右手拍着胸脯子对大家说：“我苗长发请大家作证，我脚下的这个王八蛋已经掏出枪来，大家想想看，他掏枪干什么？我是这里的书记，我不能让他在苗家堡逞凶。我在部队干了 10 年，当过侦察排的排长，我就是容不得他在咱这儿如此张狂！我请咱们苗家堡老少爷们证明，证明我不是夺他的枪，而是下他的枪，然后咱们带上枪一起交给县上！” 这时候的王立春真是秋后的蚂蚱——动不了了，脑子似乎也有点清醒了，他知道，真要到了有关上级，若问：你掏枪干什么？是苗长发来抢你的枪？如果再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必须掏枪？作为公安干警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掏枪，你不知道有什么规定么？这几问，他还有理由回答么？ 不过王立春还没有最后下不来台，因为彭光磊所长已在外面听了一会，情况也基本弄清了。他走进人群，他首先对苗长发说，“我代表柳家寨劳动教养所向你表示敬意也表示歉意。这敬意是你制止了可能发生的不幸事件；这歉意是我们打扰了你们苗家堡的安静。”彭所长说到这，弯下腰拿上王立春的手枪，又对苗长发说，“请你放心，我们一定按照制度规定，对王立春同志的错误给以严肃处理。” “所长同志，我提一个要求行么？” “别这样说，请说！” “方才王队长给一位青年朋友戴上手铐，我请所长允许摘下他的手铐。正是这位朋友不顾一切地阻止了顷刻间就要发生的杀人凶案。我作为这个村的支部书记，代表全村感谢这位青年朋友。我们认为这是他见义勇为的行为。” “就按你的要求。”没等彭所长下令，王小队长给冯文义下了铐子。 冯文义双手随便活动了几下，看见一直站着的那位要杀妻的野蛮汉子，他对彭所长说，“请允许我有几句话想告诉他。”彭所长点点头。冯文义走过几步对汉子说，“你下巴还疼么？真对不起，我下手重了，不过你不要担心，留不下毛病，我曾是个医生，在部队、在地方，我一直是医生。我可能为这件事要受到处分，不过我不后悔，只是希望你别再那样对待你的老婆，男人打老婆是让人笑话的；男人的本事是挣钱养家糊口。再说一声对不起了……”冯文义又挑起担子随大流颤悠着担子走了。 苗家堡的村民似乎有种复杂心情，望着那些担砖的背砖的越走越远，既没摆手也没有任何示意再见，就站在原地呆呆地默默地望着走去的背影。就从刚才发生的事中所表现出的善良，所表现出来的见义勇为的品质，他们会反党？会反社会主义？村民有些怀疑了，几乎不相信右派们是犯了什么国法。苗家堡的灵通人士悄悄说，右派们没犯国法，是给领导提了意见，可能是意见提多了，提尖锐了，把领导说恼了，动怒了，他们就成这样了。 人们也是半信半疑，不过有人还埋怨，每月给你发薪水，也用不着汗点子摔八瓣儿，哪根筋抽的，想起提意见了？国家有政策，政府有规章，你们那点小聪明小智慧，留在家里过日子不是挺好吗？说你们是吃饱撑的，一点也不亏屈，太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 有些老乡心肠软，这样表示：若看今天这事儿，他们可真不是牛鬼蛇神，不像！ 看你说的，你见过牛鬼蛇神呐？说他们是牛鬼蛇神，那是个形容，实际上就是说他们是坏人，你懂不？柳家寨劳教所能关好人么？ 没人说你说的不对，只觉得说他们是坏人，也不像！坏人能见义勇为么？若不是那个小伙子，苗立本的老婆还有命么？这个事例一出，有种很雄辩的效果，好像人们心里都在说：也是啊，坏人还有心思关心别人的死活？ 这伙右派回到劳教所，撂下砖又把砖码好，回到大院…… 大院比平时静多了，因为在大田里劳动的还没收工，大院里也就有个百八十号人，担砖的、背砖的可算是累得够呛了，来回走有五十里，有的肩膀肿了，背砖的，此刻连腰都直不起来了。耿介民班蹦出个大夫，这个大夫又给大伙争了气，累不累的不当回事儿了。不过冯文义让背砖的先自个活动活动，他开始给他们挨个地按摩；对肩膀肿的，他叮嘱不要来回揉搓，看看大伙房有没有热水，如果有，打回些，在肩部热敷。 耿介民学着冯文义的按摩手势，也给人按摩起来，冯文义笑笑说，只要按摩就有效果，当然，按穴位按摩效果会更好。这时有人说话了，是丁惠志，“我这儿光热敷不行，腰酸疼的够呛，有很快就断了的感觉，给咱按摩几下行不行？” “当然行。”答腔的是耿介民。 “最好还是请冯大夫，因为，凡觉疼痛定然有病灶，有病灶自然应由大夫诊治。” 朱瑞祥大笑起来，“哎呀一声，好牙酸！老丁呀老丁，你可真逗，都什么光景了，你还一本正经地逗乐子？” “我是让大家乐一乐，逗个趣儿，其实我的肩膀可能流血了。” 冯文义冲朱瑞祥说，“别听老丁说，他又在逗你乐呢，肩膀子不裂，血怎么流出来？”丁惠志自个笑了，他说，“我是想幽默一把，让大家在酸疼中有个乐趣。” 虽然每个人不是肩疼就是腰疼，这个丁惠志的几句逗乐还真让人忘了不少疼痛。而丁惠志拿着脸盆去大伙房打热水。丁惠志打了满满一盆热水，一进屋就说，“请把各位毛巾扔过来，我来给各位热敷。让我来给咱冯大夫当个助手。”果然，他小心翼翼地给热敷，毛巾不热了，再换个热的。他得意洋洋地说，“伙房问我打那多热水干嘛？我说热敷肩膀呀，这儿肿了，可巧让别的班听到了，这会儿没准都去打热水了。” 耿介民想了想说，“别人没问路上的事儿吧？” “没人问，也许还不知道我是哪个班的。问，就告诉，冯文义是咱们班的，体面的事儿说了，也让他们瞧瞧，换了冯文义，他们哪个敢面对那种事儿？不是小瞧他们！” “我建议，若别的班问到这件事儿，咱们尽可能地支吾过去。这件事直接与王立春有关，在乡村他当众掏枪这绝对是严重事件，究竟怎样处理王立春，究竟怎样评断冯文义，所部可能会出现分歧。所以咱们就当没这回事儿，要稳得住，万万不可自我宣扬，有了比较满意的 结果，再演说演说也不迟。” 四 好事往歪了说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很普遍的，尽管它还不具有历史悠久性。只是我们感到疑惑的是，总觉得把好事往歪了说并没有多少理由根据。好像好事得看谁做的；这就与出身好坏大有关系，似乎也与人的现实身份密不可分。比如有家失火了，一旦发现救火人群中有一反动阶级的人，救火的好事就有了“新动向”。那个反动阶级的人非常可能被认为是放火者，如果你认定他是放火者，但反动阶级这个概念不能成为放火罪行的根据！耿介民说，“这就是阶级偏见，也是政治偏见，这是价值观混乱的表现！只是这种谬误我们习以为常了，所以是非颠倒成为必然，当然各级官吏对此运用地非常熟练。” “按你说，冯文义莫非要受处分？”丁惠志一下子把一条毛巾摔进盆里，溅出好些水。 “你在上帝俯瞰的世界里生活太久了，不大清楚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们所遵循的现实法则；因为你的遵循有误，就有了逻辑的残酷性，把你逻辑进右派群体，你的分辩管用么？冯文义今天的行为当然是见义勇为，但如果有一个现实逻辑是这样：你是右派，除了劳动改造，你没有其它所为；你放下自己应做的，而去和村里人打斗，造成整个苗家堡一时的混乱，还引起村民对劳教所的不好印象。这一切说得清么？” 耿介民说。 “这就是说右派有权见死不救！”丁惠志是咬住死理了。 “倒没人这么说，但，冯文义不撂挑子继续担着砖走自己的路，身边谁杀死谁都与冯文义毫无关系。现实的一切都证明这一点！” 丁惠志表示完全领会的样子，脑袋稍稍歪向耿介民，“这就是说，这件事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位：一种是，冯文义是见义勇为，自当受到一定奖励；一种是，冯文义不遵守纪律，擅自参与村里民事纠纷，按劳教人员管理规定和惩戒条例处理。” “祝贺你，老丁，你终于认识上帝的仁慈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的现实既不需要仁慈，更不需要让你明白现实。” “让我这个曾经是局长的人谈点看法，”费德福想给大家点儿趣味，故作局长状。他说，“任何道理都不是我们思考的坐标系，这几乎无需什么证明，说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没人追问你究竟是什么人；同出一个“纲”，定某事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无需让有良知的人去调查某事原本是什么性质。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今天的事，决不会不了了之，至于是否会问罪于冯大夫，这取决一位关键人物，即我们的彭所长；也就是彭所长怎么看，这是关键：如果不是先针对冯文义，而是先解决王立春的严重违纪，那么，整个事件就纳入公正范畴，冯文义自然会安然无恙。至于是否给冯文义奖励，不好说，不知各位以为然否？” 潘星辉笑着说，“老费挺古典的，所言古色古香。” 一屋子的郁闷和某种不安就在“古色古香”中消失了。 “你们听听我们县的局长讲的怎么样？说费局长是我们县的人才没夸大吧？不过对这件事儿我想再给大伙提个细节，当时我也撂下挑子了，我是担心咱冯文义让人给收拾了，我紧随其后跑过去，没想到咱冯文义有功夫，仅一脚加几拐，那人就趴了，我变成看热闹的了，可是王立春蹦过来，二话不说就铐上咱冯文义；一眨眼事情又变了，苗家堡支书苗长发那身手漂亮利索，三把两下就把王立春踩在脚下了。若不是彭所长赶过来，没准咱们的王小队长现在还在人家脚底下踩着呐……” 白天发生的事儿，不知怎么弄的，大院里几乎人人知道，好像是一场戏，每个人都看到了似的，又觉得这场戏，有文有武，挺好看的，看得人们心里特别痛快；有人还估计晚饭后一定让大家讨论，让大家再争鸣一番。还有的班的班长过来悄悄问耿介民有没有什么动静。 还真别说，什么动静也没有，还是跟往常一样，晚饭后讨论的是白天的劳动情况，当然离不开有什么活思想的话题，这让很多人犯糊涂，那么大的事儿怎么像根本没发生呢？ 耿介民班却得到通知：明天继续到蓝家窑运砖。朱瑞祥当即表示，“这是非常正确的安排，他的理由是，肩膀头子不天天压，练不出来；腰节骨也得天天练，才能背上百多斤像走平地。在这方面我是你们师傅。”朱瑞祥说的很实在，就是情绪上有点得意。 “你们班谁说的这么内行？”没想到是管教科孙科长一进屋问了这么一句。“是文笑寒吧？” “孙科长您取笑了，怎么会是我呀？虽然我下过乡，也锄过几垅地，但有关这些非常无知。内行话是朱瑞祥说的”。 孙科长笑了笑，又随便问了一句，“今天的砖活儿比大田活儿累吧？” “就是肩膀有些胀疼，不过朱瑞祥说肩膀子若磨出茧子来，就成铁肩膀了。”宁慎这样说是想让孙科长对朱瑞祥有个深刻印象。其实大家都明白，孙科长不是毫无来头的看看或是和大家随便聊点什么的。 “这方面你有优势。”孙科长冲朱瑞祥一边说一边点点头。之后，话题一转就转到今天在苗家堡发生的事上。孙科长扭头对他身边的耿介民说，“我知道你们清楚我来的目的。那好，咱们书归正传。第一我要说明的，不是让大家讨论或评断今天在苗家堡发生的事；第二我要说的，不是让冯文义谈他的行为动机，也不谈他对王小队长当场给他戴铐子的想法。只是今天发生的事引起我们认识冯文义的兴趣，想让冯文义谈谈自己，怎么谈，随便！不过我强调一下，我不是来深挖什么，更不是来下什么套子。” 冯文义对今天发生的事儿，他倒是做了思想准备；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二、有功有过，将功折罪。如果一定要治罪，他想当一回英雄，宁死不屈，给柳家寨劳动教养所一颗冤魂留作记念，因为活着太没意思了，这个没意思就是朗朗乾坤、泱泱大国连最起码的是非观念都丧失殆尽。但所有的准备完全作废，孙科长要了解一个真实的自己。这让他非常激动，还没等开口，眼泪就流出来了。立时每个人都像坐禅一样，静静地，默默地。 很多人都有共同的经历： 讲真实的自己很少有领导信以为真的，特别是在运动中，一旦讲出你的有光有色一面，那就太糟了，轻则美化自己；重则欺骗组织。 还有一群人跟着嗤之 以鼻：瞧他那德行，除了吹牛，看不出还能有什么成色。现在却让冯文义讲一个真实的自己，有人信吗？他疑疑惑惑，问了一句：“从小时候讲？” “你随便，只要你讲的就是你自己，你怎样讲都行，没有限制。” 我叫冯文义，山西怀仁县马辛庄人， 1933 年出生，出身中农，个人成分学生。我父母现今都健在，父亲叫冯德有，母亲叫沈竹青，我有一个大爷叫冯德望，父亲说过我大爷年轻时跟我爷爷学点中医。（我没见过爷爷，爷爷早去世了）我刚记事儿，日本鬼子来了，我在马辛庄念小学，大爷去怀仁县城开了一个中医诊所，他后来跟我说是太原一位名医帮他领了行医执照。大爷孤身一人，我父母看他可怜，把我姐过继给他。我一小爱动，可巧我们村有一个和尚（此和尚不在寺院，专在农村教孩子们练艺学武，走一处教一处，一教就是少则半载多则一年，然后到别的村子，也是一个吃百家饭的和尚）专教功夫，我也去学过拳脚练过棍棒。 1945 年日本鬼子投降，正好我小学毕业，便到怀仁县上了中学，吃住都在大爷家，我一下学，大爷就让我抓点时间学学中医，虽然是课余学，可是整整六年的“课余”呀，我就能帮助大爷诊病了。但我爹不同意我在大爷的诊所过一辈子，就因我爱动，不适合当医生，正赶上冬季招兵，我参军了，刚入伍，部队要组建医疗队，我是当时学历最高的战士（高中毕业），团首长派我到沈阳军医学院学习。有时我想，我爹说我爱动不适合当医生，可我老是和医连着，这是缘分呢还是命？既然命里有这样安排了，就得把医学好。在学院三年没回过一次家、没休过一个星期天…… 毕业回来，团长见他回来倒有几分为难了，因为部队取消了医疗队的编制，让他去当战士，觉得不妥，让他“复原”，又觉得与政策不符。当时他们团驻地与雁北地区相毗连的镇安县，隶属河北省。这个县有县医院，团长坐上吉普车上了县委，看样子镇安县委书记和我们团长是老相识，一见面，团长把来意讲明，似乎还没等说完似的，县委书记一下子握住团长的手，老伙计，你是给我雪中送炭呐，你把冯文义同志的档案派人直接送到医院。“老伙计，你还得告诉我，冯文义同志是党员吗？” “不是，当时军医学院好像有个规定，凡部队送来学习的，学院不给解决组织问题，毕业时有一份鉴定。所以也算耽误了，请医院考察和培养吧。” “这个问题我让他们支部负责好了；另一个是冯文义同志的待遇得明确，现在是薪金制了，比咱们以前的待遇情况复杂了，而且相当详细。比如同是科级，待遇也不一样。” “按部队的规定，有大专学历又表现很好的，可以按副连级，如不违纪，请你们按正连换算地方的哪一级就行了。” “好，老伙计，就按你说的，我让组织部去做。” 镇安县医院是科室比较齐全的医院，除内、外科、还有中医、正骨、妇产、妇科和儿科等，此外还有住院处和急诊室。医务人员也有五十多人，只是限于当时条件，医疗设备相对陈旧，有些医护人员的素质相对滞后。不过就一个县来说，这是个很不错的医院了，对县城和县外几十个乡镇的百姓就医问病还是相当方便的。 冯文义就在这个县医院当上了外科大夫，可能是县医院负责人事的同志看过他的档案，知道他从小就懂些中医，在学院还多次在内、外科参加临床实验，所以县医院有人称冯文义为多面手，几乎每天不管是哪一科都有他的病人，他自然都得过去。行政级别二十级，月薪六十余元。因为大家称他是多面手，他的病人就特别多了，用他自己话说，甚至夜里急诊大都由我出诊，这可能与我住在医院院内有关。于是我在县医院有点名声了，渐渐地，在县城也有了较好的口碑。他自己说，我当时真是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信心。 他也许是冲昏了头脑，太年轻了，他好像不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在文化人中间流行的成语，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树大招风”。后来，比他晚来有一年的内科女大夫宫小芬曾偷偷对他说，“有人嫉妒你、有人说你出风头、还有人说你目中无人！你得留心了。”他对宫小芬自然很感激，悄悄说了声谢谢，分开时他更小声说，“你也得留心，防备别人说闲话。”宫小芬有点羞涩，向他微微一笑，说：“我知道”。 宫小芬的提醒，让他感到十分委屈，大家不都是为了病人么？我并没感到自己如何“秀”了，能多治几个病人，这是完全应该的；病人把能不能康复的愿望全寄托在医生身上，当医生的能无动于衷吗？从另一个角度，正是许许多多病人帮助医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多做点有错么？ 其实，这种现象几乎在任何机关和单位都是很普遍的，有时候防不胜防，所以也就没必要防；常说君子小人同存于社会，便各有各的活法，那是对谁都无可奈何的。随着个人人生阅历的增加，可能很自然地就能识破了。譬如，你看到一个人笑得挺灿烂，你不要轻易断言这个人就善良；因为，有些人有时候的笑，是在把某些本质的恶掩盖得一丝不露。而现实有时候比这更残酷，你认为多做点顶多也就是多贡献点呗，这有什么错？你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回答：有，而且可能不是小错。因为你不能让别人感到你比他们强。你越有知识，你的处境就越糟糕。遗憾的是，谁也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 当然，冯文义多少还是有所“悟”：他越来越有自己被暗算的感觉，花样不多但表现形态一致。无论什么科的病人，当值医生就告诉病人，请等等，你这病冯医生一瞧就好，他过会儿肯定来。而说这样话的医生，假装有事，不知到哪儿聊天去了，一宗一件倒也罢了，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几位医生像休假似的，那么多的病人等他一个人，这还是公立医院么？他告诫自己，咱是新来乍到，累就累点，咱还能多积累临床经验呢。 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工作两年，他感触很深，对这个医院他有印象了：他自己可以说任劳任怨，但他没有写出入党申请书，因为他发现支部负责同志不欣赏他，他还知道他是把病人推给自己的第一人。其他几个党员谁不看支部书记的脸色？他鼓励自己，当不上党员，咱怎么也得当个好医生。当然，是党员的医生，受上级重视，选个先进呀，定个劳模呀，但冯文义对此淡然，他认为医生如果也有什么等级的话，那是要由患者划定的！在医院里，真是各有各的为人行事的手段，老一点的，特别是解放前留下的医生，少言寡语而且行为拘谨，与自己稍年长的医生，有的为了再去深造，抓紧一切时间准备功课，有的为了成为医院的中流砥柱，大事小情都积极向组织汇报，争取早日入党，争当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这些现象，让冯文义很不理解，据说他没来之前县医院就是这个样子。自打冯文义到县医院，因为一些大夫有意把病人推给冯文义，而且时间一长，病人竟直接找他，其他医生倒清闲起来。连值夜班的事几乎也由冯文义一人包了。理由都是有重要事，冯大夫你又住在医院，多辛苦了，帮帮忙，改日谢！与其说冯文义在忍，不如说他在等待，等待事情的发展。然而他并不清楚等待什么事情，只有提醒自己：必须绝对避免医疗事故。 五 一天下班后，支部负责同志对他说，“文义同志，一般说，夜里瞧病的，大都内科多，我又是内科大夫，再说我也应该值值夜班了。从你到镇安，你还没好好看看这个县城，今夜我来值班，你出去溜达溜达，新开张的“盛德园”饭馆的水饺好极了，不妨去光顾一下。” 他觉得这是领导对自己的关心，再说硬要自己抢着值班，没准还可能让人感到自己硬要表现积极似的，那太没必要了。还真不如到饭馆吃它半斤水饺，然后看看有什么电影；再随心所欲地漫步街头，欣赏北疆县城的月夜。他当即说，“那就让您辛苦了。” 就这样，他总算得有闲工夫，在夕阳的余晖还在西山回眸大地的时候，他已经进入盛德园饭馆了。冯文义要了半斤水饺，不知为什么想要喝一口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了想喝酒的冲动。他要了二两二锅头，要了一个猪蹄，自斟自饮起来，他喝得很慢，但思绪却像蚂蚁搬家，匆匆忙忙拥在一起，相互碰撞又各自赶路。他回想自己这两年的最大感受，得出一个小小结论：他看过的病人都说冯大夫医道好、人也好；相反的，在医院里，同行明里暗里说他骄傲说他狂妄，更有甚者，那位支部书记兼内科主任的辛克明，公开说他走白专道路，还相当热情地当面向冯文义指出：冯大夫，这应该引起注意了，走白专道路是非常危险的！ 来自医院内部对冯大夫的舆论，内科女大夫宫小芬为冯文义打抱不平，认为这是有意地伤害，是非常卑鄙龌龊的无耻行为。但宫小芬又万万不敢得罪辛克明，她才二十岁，毫无社会经验，又是新来乍到，又分在内科，辛克明又是她的顶头上司，她哪敢得罪辛克明？何况在医院全体会议上，辛克明要求大家都关心宫小芬，说她是我们医院的后起之秀。 虽然如此，宫小芬还是找个机会，提醒冯文义警惕辛克明，说辛克明心术不正。冯文义没问辛克明怎样地心术不正，却敏感意识到辛克明对宫小芬心怀歹意。 自打冯文义发现宫小芬很关心自己，觉得她对自己有些好感。 23 岁的冯文义也想找个机会和宫小芬走近一些，也想防范辛克明对宫小芬的侵犯。他后来曾说，他有这个想法时，一看到宫小芬的眼神，他就想到爱情。这说明冯文义很想和宫小芬谈恋爱。但好象辛克明千方百计地不给他这个机会。同时，对宫小芬把持得很紧。无形中形成某种紧张而又神秘的态势。冯文义抽冷子给宫小芬一张纸条，宫小芬还得去厕所看：对我怎样攻击和打击都无所谓，我有病人的评价；你可要特别注意了，你一定要做好防范，他很可能是下流之辈，保护好自己，别让他毁了你一生，切切。 宫小芬看完后不知把字条藏在哪里安全，她想了想，把它藏在胸罩里，但她走出厕所时心跳的挺厉害，不仅这样，她觉着自己的后耳根大概都红了，因为她感到这个字条还有更重要的某种传递，说它重要，说它神秘，是她感到自己心上荡漾着一个男人的气息，这气息在她心间来回徜徉，瞬间变成一片云一片雾，又一瞬间，云雾变成点点滴滴的雨露，让这个情窦初开的宫小芬感到甜、感到香、末了有点醉了。宫小芬是有理由醉的，她心里有很多零零碎碎的、既不成型也不成样、曾是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东西，现在，这些渐渐聚拢有形有影了，她有了自信了，觉得冯文义向她走过来，她能听出他的脚步声，这个脚步成了她心灵某种美妙音乐的节奏，在心底呼唤，走近些，再走近些，让我俩听听各自心跳的声音。 冯文义第一次见到宫小芬时，没怎么留意，只觉得她是比自己更年轻的医生，不像通常所见到的另类人：一见到青年女性，那眼神就在人家脸上、胸脯上深入浅出地搜寻。冯文义绝没有这样下作，这自然与他在部队生活了三年有关，在部队绝对不允许对女同志有任何下意识的行为举止。只要在这方面儿有一条，就不配当军人！ 但由于冯文义偶尔也去内科帮助看病，和宫小芬渐渐熟了，两人的眼神似乎同时都有了对方，有了对方也就有了“诡秘”的传递。一旦辛克明进来，宫小芬就说话了：“辛主任，好几位病人就等您了。” “不是有冯大夫么？”辛克明微微一笑地。 “您没见，冯大夫把这位病人看完就要回外科，方才外科来人找过了。” 这时冯文义拿起听诊器站起来，有几分抱歉地说，“辛主任，外科等着我，对不住了；您有什么吩咐和要我做什么，我是随叫随到。”冯文义走出去，轻轻带上门。 往常在这个时候，冯文义说走就走了，可是久而久之，冯文义一来一走，让宫小芬的心里恍惚了好一阵子。也许宫小芬的心思让辛克明有所察觉，他对冯文义说，领导考虑还得发挥你的专长，再说组织上也不能这样使用人，偶尔多才多用是可以的，长此以往，就是组织上太不关心同志的健康了；重视人才，也得适度地使用人才，这方面组织上的确没太注意，这个责任在我，我应该检讨。这套官话就像打太极拳，不温不火，不紧不慢，非刚非柔，四平八稳，不让你感动，也不让你有什么怨气。这就是功夫，这就是想学也决不是人人能够学会的一种人生“特技”。 冯文义把自己的思绪梳理了一遍，自己也酒足饭饱了。走出盛德园，又看了一场露天电影，时已繁星满天，夜幕四合，夜色幽幽地，大约有九点多了。他第一次欣赏这个县城的夜色，没有万家灯火的明亮，路灯与路灯的距离似乎很远，路面上铺着一些不知是灯光还是星月之光交错出迷离而斑驳的影子，乃至他自己也一身斑驳迷离了。他不是一个很会想象的青年，他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有着怎样的色彩。不过他好像从一本苏联小说学到一句话，他记住了：“男人的青春色彩是由女人涂染的”。问题是：谁是为他涂染青春的女人？他很小心更非常谨慎，第一次想到女人的时候，就是那位年轻的宫小芬。但他很惶恐，因为他不清楚自己有什么值得她爱的。因此他想起不少悲剧式的爱情故事。但他又感觉宫小芬绝对不是“只在男人身边荡漾，就是不想心灵碰撞”的女人。他有时候梦中醒来，在梦里好象听到宫小芬声音，于是他有了信心。但宫小芬的生活里出现了辛克明，等于自己和她之间有了很可怕的障碍。 现在他在街上迷离而斑驳的影子里，有几分孤独还有几分茫然，似乎还有某种落寞和丢失，而在这条既不平坦又不笔直的路上，没人知道他的心在如何彷徨，他固执地寻寻觅觅着什么。当他走近一棵灯光柱下，突然有人说，“是冯大夫吧？” 他停下脚步一看，“噢，是您呀，在内科见过您，在这儿等人哪？” “等小芬，急死我了，冯大夫你说，这么晚了不见她影儿，我这个当妈的能不急么？” “哦，您是宫大夫的母亲呀，我得称您伯母了，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伯母，宫大夫没跟您说去哪儿么？” “她说了，说党支部的辛克明找她谈入党的事儿，说支部同志研究过了，再和小芬个别谈谈话。这不，有多少话还要谈到深更半夜的？” 不对！冯文义敏感地意识到小芬要受到伤害。他说，“伯母，咱们得赶快去医院，辛克明这个人有问题，咱们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快！” 当他们走到大门前正要敲门，他们听到小芬愤怒地数落辛克明，冯文义悄悄对小芬母亲说，“咱们先听听，”大门里传出小芬清晰的声音：“……我把你当作领导尊敬你，你是党员又是主任的，你说那些下流话，你配当人么？你不怕丢人，我还怕现眼呢！你竟敢动手动脚，还色胆包天地想祸害我？你和你老婆还有你妈一块做梦去吧！你把你当个人物了，就你这个下流痞子，呸，我恶心，你太无耻了。你给我开门，让我回家，明儿个我还给你兜着，你敢不开门，还要继续纠缠，我半夜也要敲开县委书记的门，我让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宫小芬怎样收拾你这个王八蛋。” “你怎么骂起人来了？有话说话、有事说事，我怎么你啦？我是摸你啦、还是闹你啦？”辛克明没想到，宫小芬以拼死拼活的力气，猛地一甩膀子，辛克明脸上爆裂出啪的一声，随后，怒吼的一声追问：“你开门不？” 六 “这叫什么事？连骂带打的，看你是个女的，不和你一般见识罢了，也是我瞎了眼睛，还培养你入党呢！”话头儿还是硬架着，只是开医院大门的手有些哆嗦了。 门开了，无论是辛克明还是宫小芬都愣住了，小芬一看是母亲还有心仪很久的文义，再也控制不住，抱住母亲哇哇地哭起来。这时的辛克明见势不妙、扭身刚跑了几步，冯文义嗖地跟过一腿，只见辛克明摔出两三米远，刚使劲爬起还没等站稳，冯文义朝他腮帮子嘭啪两拳，辛克明这次真得请牙科专家了。辛克明在难以忍受的疼痛中，听到被他耍弄过的冯大夫狠狠骂他一句：“牲口！”光骂一句不是问题的结束，冯文义把辛克明揪起来，宫小芬和母亲也过来，四个人一块走进内科。冯文义要他写个保证书，内容是：今后绝不对宫大夫耍流氓和任何骚扰，对其她女大夫女护士也必须尊重，不许自恃有权而欺侮女性。 这样的保证书，辛克明确实不想写，但冯文义威胁说，“如果你胆敢不写，我马上就到住院处，把值班的大夫、护士请来，由宫大夫向大家控告你对她的猥亵和性骚扰。你是写不写？痛快点儿，我明告诉你，我对你这种人没多大耐性！我再告诉你，我这个人最恨男人对女人作恶；所以你敢不写，我就让你身败名裂！你根本不配当医生，你还美滋滋儿地以自己是党员而招摇呢，太无耻了！” 辛克明只能认倒霉，后悔晚了，他不得不写，往日的飞扬跋扈被自己的“下流”冲走了。当辛克明把保证书交到冯文义手上时，冯文义看了一遍，尔后对他说，“我希望你深刻反省，不要为此而把自己完全葬送。我有个感觉，你绝不是初次玩弄女性！你自己知道。” 宫小芬一直流眼泪，爱和恨同时存在于她的心上，她感到非常痛苦的是她眼前有两个男人，都以自己的行为塑造自己，她自己呢？就在这一刻，宫小芬决定和冯文义在生活的起跑线上同行到底！ 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又听到冯对辛说，辛主任，建议你连夜坐火车去大堡，市医院著名的牙科专家 和我有忘年交，你若去，明天一上班他就会给你修整牙齿，若耽搁了，你这一口牙就在不住了；何况你脸上还留有抓破的血道子，明天也不便上班，让大家都知道了，我担心对你的前程会有影响；要知道人们的最乐意在这类话题上七嘴八舌，添油加醋有风有雨的，甚至还可能伤害到宫大夫，你的形象会让人们啐得不堪入目；而在乱哄哄的医院里你还能有威信么？你的号令还有人听从么？你说呢？辛主任。 这个时候的辛克明许是良知有点回归了，他意识到现在对女性有猥亵行为，别说是党员，就是普通干部也绝对会受到极严厉的处分，一旦你有了男女关系，在社会上的名声可就臭不可闻了。而万一宫小芬真的向有关部门揭发，肯定会把他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也许这些都让辛克明颠来倒去地翻了几个个儿，他同意连夜坐火车去大堡。 在镇安县医院，没人注意到辛克明已有几天没露面了，内科的宫大夫忙是忙多了，可是精神非常好，精力也特别充沛，对病人更体贴更关心，她记住了冯文义的话：对病人负责这是当医生的本分。而她和他的那种心领神会的密码，一时半会儿还在严密封锁着。一次宫小芬告诉他，说她母亲请他去趟家，冯摇摇头，他想了想说，“请对伯母解释，如果现在走得近了，辛克明回来一定有他的眼线向他拨弄谄言，谄言中至少有冯文义和宫小芬形影不离了，鬼知道他俩干什么了，反正都没心思为病人看病了，而且不等下班就看不见他们了，没人知道跑哪去了，见不得人呗。” 在这方面，有很多男人和女人都擅长望风扑影、自编自演得惟妙惟肖；取笑别人当作难得的乐趣，诋毁和中伤别人那是他们灵魂的一种寄托。这是某些中国人特有的癖好，是千万不能小看的！有时候似乎是恶作剧，其实只要得机会 就不失时机地丑化你、恶心你。这种人的心理和人格都是有障碍的，是破落的八旗子弟遗风的一类人， 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典型人物，严重说，他们对群体有极大的破坏性，所以无论如何，不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小芬，你理解我吗？我是很想去看看伯母，现在不行啊，你要好好给解释解释。” “我知道，你说得太对了。”妈也会赞赏你的。 这我就放心了，另外，辛克明的那份保证书一定请伯母藏好。 难怪有人说，情人的话，真是绿水悠悠，青山常青，怎么看、怎样听，都好像走进空旷的田野，一片葱茏，像刚滴落在野草上的露珠，似笑似语，让你获得一份祝福。此时此刻，宫小芬正漫步在这个空旷的田野。只是一个爱字，依然在俩人的粉亮的唇上懒得一动不动。 辛克明从大堡回来了，给人的感觉不是去了医院，而是为公差出了一趟远门。他回到内科居然对宫大夫说，“这一阵子可把你忙坏了，让你辛苦了。” “看辛主任说的，能忙哪去？再说人家冯大夫只要外科没病人了，我这又忙不过来，跟你在的时候一样，是随请随到。”宫小芬落落方方，说时坦荡，伴随微微笑意。不过辛克明还是有什么不放心似的：“冯大夫没说我什么？” “说了。他让我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辛主任也是一时冲动，就不要难为他了；他是这里领导人之一，总得保护点他的面子。”宫小芬最后告诉他，“冯大夫就说了这些。” 转年春天，冯文义原打算和宫小芬开始公开恋爱关系，可是有了文件下来，要求所有人员集中精力帮助党整风。就是说一切要从大局出发，服从整风要求。辛克明又人五人六地，在大会上宣布，“为确保整风和看病两不误，有谈情说爱的，这期间停止！” 自然，冯文义和宫小芬的谈情说爱只能搁浅。出他俩意外，他俩爱情的搁浅，就像鲨鱼错把海滩看成海底路线，这一来，鲨鱼永远不能再回大海，这被人类定位为群体自杀。冯和宫的爱情搁浅，与鲨鱼的定位相反，很可能是“被杀”。这是后话。 冯文义在柳家寨劳动教养所的那天晚上，回忆到这儿讲述到这儿，似乎有种东西堵住了嘴，让他非常伤感，他不想再说了。 孙科长一看他不说了，觉得在关键地方停下来，有点奇异，不由得问了一句：“你说得非常好，让我也不由得回想起我的几位同学也有与你同样的命运。只是我希望你能够继续说下去，如果不想说或是觉得很痛苦就不说了。” 耿介民接话了，“别介！哪能虎头蛇尾呢，让孙科长更全面地了解你，有好处。” 文笑寒和宁慎也先后说出这样意思：“都到这地儿了，有啥不好说的了，莫非你还怕再给你戴一顶帽子？”其他人也是一声大点、一声小点、不分先后地抢着说，“就是就是，现在咱们只怕一样，怕身体有毛病，不能劳动；别的没什么可怕的，再说孙科长想了解你，绝不是有再整你的意思，这从面相上能看出来。” “你们从我的面相能看出我来的动机，不简单，眼力不错！” “既然这样，我把过程从略，主要说说我鸣放了什么。时间、地点、谁发动、谁主持、有多少人参加、又都是什么级别的，等等等等，我就不介绍了，直奔主题。” “我鸣放的主题是：关于‘又红又专’、关于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 冯文义说出他要谈的主题，一屋子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的眼睛，自然认为这是一个爆炸力很强的主题。人们很难断定他从何谈起。冯文义说，所谓“又红又专”的基本指向是，某人是共产党员，专业又很强的，一般说这是对的，但就科学观点看这又是不准确的。我认为，这个“红”既然成为一个政治概念，我们就有理由，以政治观点来审视“又红又专”的基本内涵。“红”的特质就是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质，而这样的思想品质，绝对不是共产党员所独有，也绝对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所独有；从任何阶级中都会走出全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具体说，非党群众也不乏有这种思想品质，再具体说，作为一个医生，他的一切都从病人的需要出发，而且一丝不苟地救死扶伤，兢兢业业地热爱本职工作，这就具备了“红”的基本素质。至于“专”，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因为“专”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从事专业的“专”，都必须达到社会公认的专家学者的水平。譬如我，你若要求我“专”到医学博士水平，才有资格在镇安县医院当医生，那我没别的选择了，只能回家种地。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给每一个同志以较为准确的定位，不要轻易说某某是“又红又专”，而某某是走“白专道路”。因为这种主观的随意性，既不利于同志间的团结，也影响了我们事业的发展。更严重的是把事情的本来面目给曲解了，让人无所遵循。 我们怎样定位“白专”？我孤陋寡闻，不得要领。这个术语非常可能只出于中国的现实，因为现实的政治，需要“白专”这个术语。只要认真琢磨，谁红谁白，有人为的因素，具体说，要看具体人的具体背景。 当今世界恐怕没人能找到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他关起门来只为他自己；事实是：越是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越是想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能。让我再打一个比方，一个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人，很可能是一个被认为走“白专道路”的人，某一天突然被送来一个急需抢救的重病人，非得动大手术才可能救他一命，全院的大夫都束手无策，就这个被认为走“白专道路”的人能担此重任。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他为危重病人及时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他把一个在死亡边上的人救了回来，这个大夫是“白专大夫”吗？是不是也要戴一顶右派帽子？冯文义讲到这儿，包括孙科长在内的一屋子人为他鼓掌。 冯文义一边摇头一边笑，“就这样，我‘鸣放’到柳家寨来了。” “到这里来，人就变成另一种人了，这，我知道。尽管我既没做错什么，也没说错什么，一脚就把我踢出人民之外了；红不红专不专，其实也是为某种需要设计出来的，就像想要逮个鸟儿，总得有个谷穗儿挂在鸟儿常去的地方。我呢？承认自作自受；来世为人，至死不吃公饭！现在我就是放心不下我的亲人、我的小芬，我害苦她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