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座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2日下午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崛起背景下的重要议题，张文木教授曾于2005年4月7日的讲座上纵论全球治理。讲座内容收录于李彬、杨芳、尹丽娟编：《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作者特赐稿观察者网重刊本文，发表前有所加工修正。

目录：

一、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当前国际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二、历史运动本身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

三、账房里出不了大政治，也出不了国家安全

四、没了祖国，个人再有才华，也没有用

五、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六、苏联解体后，在欧洲地区雅尔塔体系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但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七、“埋葬雅尔塔遗产”可能同时也埋葬了亚太和平

八、台湾问题折射出的亚太大国战略博弈

九、国家如无威力，仅凭谈判技巧实现不了国家战略

十、美国人世界治理能力正在下落

十一、在传统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总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的经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人认识论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视野观察问题，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造成的大量灾难性的问题又使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处理世界性问题是一种能力，对于国家而言，就是国家治理世界的能力。任何国家，尤其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都有自己治理世界的能力及其塑造理论。在这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已有相当的经验，中国人则处初步实践和学习阶段。无疑，深化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1]是绝对有益的。

一、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当前国际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中国的崛起拉动着世界舆论。面对中国的发展，东西方世界近在咫尺，而双方认识却远在天边。中国的报纸引用美国对中国如何好的评价，但同时又发现西方人在表扬中国的同时却在不断说中国“威胁”。其实，这里头都有误读的成分。

在不同时期，资源短缺有不同的表现内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短缺是市场。那时还没有深化的市场，整个殖民地是自然经济。因而世界市场是平面的浅层市场，非常表面化。我们过去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市场。但是，中国的农村那时并不是广阔的市场，而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产品的交换场所。自然经济就不可能是广阔的市场，因为它不是为利润而生产，商品交换只在非常有限的剩余产品的范围内进行。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地也是那样，宗主国家扩张得越广泛，市场就越大。如果没有纵向市场，或者说深度的市场，宗主国只有靠量的平面扩张来扩大市场。于是，各宗主国的殖民地扩张都非常厉害，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都是殖民地。二战以后出现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原殖民地都组成国家，有了主权。这样它们自己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国内市场。于是亚洲崛起了，这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同时也是国际市场的崛起。市场崛起，南方国家购买力就增加了，市场短缺的矛盾相对缓和。但另一种矛盾也出现了，这就是在市场有力的拉动下资源短缺却成了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

大家知道，人饿的时候，第一个需求，就是增加自己的食物总量。处于自然经济时期的亚洲国家及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及相应的产品总量不足。这使他们跟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时候，总处于弱势。

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认为只要生产力上去了，其他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但等我们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正如一个人一样，小时候我们缺的是力气，等长大以后，肠胃消化功能非常好了，这时却发现缺少的不是力气，不是劳动能力，不是技术，这些我们都有了，这时我们缺的是“粮食”即支撑发展的资源。正如孩子小时，母亲又开始希望孩子快快长大，将来能做顶梁柱。孩子长大了，母亲焦虑家里粮食不够。现在是，中国长大了，长成小伙子了。由于长得太快了，他还没有作成人的思想准备。在成人节上还有些腼腆，声称我还小，我不会为吃饭与大家打架。现在西方世界捧中国是制造工厂，夸中国人能干，把重担压在中国头上，这没什么问题。但能干的人饭量也大，这时西方人就不行了，中国向世界多要点资源，他们就说中国“威胁”。

中国人确实是很聪明。毛泽东同志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人不仅学会了战争，而且一打到底，也学会了造原子弹，造得也快。从小米加步枪起步打败了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并且打败了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此后没人敢再欺负我们，也没了美国人、日本人敢在中国土地上强奸中国女生的事件。尼克松见毛泽东时紧张得不得了，美国人到现在都害怕既驱虎豹，又打熊罴的毛泽东。后来，中国人又觉得经济不行，不如西方。于是中国人以西方为师，学经济，现在经济也起来了。

西方人跟中国人竞争，在战略思维方面不是对手。亚洲人极聪明，为什么呢？亚洲的文化底蕴厚。现在我们只知工业全球化，其实中世纪历史上还有个农业全球化。那时谁采取农业生产方式，谁就会获得强势发展；反之，就必然灭亡。那时，大凡入侵到农业国度的非农业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都被迫采取了农业方式，一采取农业的方式，就获得大发展。那时候农业生产方式是世界最强势的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能较快地通过土地税赋聚集资源。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性大国，第一要务，是要有一定的方法把尽量多的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土地是中世纪财富的主要源泉。那个时候，农业民族以经营土地为专长。地多粮多，粮多人多，人多税赋和兵丁多，兵多将广，国势就会强盛。亚洲人曾在世界农业全球化浪潮中独领风骚。华夏体系主要就是围绕土地资源而建立的汲取资源的世界治理体系，所以中世纪的中国就是亚洲的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政治的中心。近代欧洲许多思想家都崇拜中国文官制度。

大家看看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从巴比伦、埃及始，依次衰落，近代留下的就是印度和中国。印度先于中国衰落，并且落了个完全殖民地地位。由于中国在这次农业全球化浪潮中挺到最后，这使中世纪中国在衰落之后还能在亚洲留下这么一份深刻影响东亚的中华文化遗产及与之相应的华夏文明体系。我们不要简单地认为这份遗产中的内容只是一些简单的“阿弥陀佛”，也不要以为孔夫子就是老夫子。远不是这样。

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中国是世界中世纪农业全球化的重要发源地和最后堡垒，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不久，中国农业文明在

西方的隆隆炮声中轰然坍塌。这并非我们的GNP不够，而是我们的自卫能力不足。[2]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跟叫花子一样，见咱们紫禁城内大缸上的金子都要刮，见什么都抢。那个时候文化我们高：咱们宫女都会背唐诗，这些入侵者多数肯定不会背莎士比亚。他们凭过来的几只船，就能把我们打败。所以，我说财富是随着暴力走的。谈不通就打，打完了以后财富就过去了。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因为政治妥协是有底线的。西方就这样用暴力整个把东方的财富转移到西方。[3]从大历史看，东方向西方的财富转移，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十字军东征，这场长达二百年的西方远征，把中东阿拉伯的财富转移了过去，经意大利转到欧洲，形成欧洲较早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登陆成功之后，旋即席卷世界。这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其相应的文明形式。中国开始是被迫后来便是批判地接受了这种文明的合理内容。中共十四大之后，我们迅速卷入工业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并学会其中的“游戏规则”。但同时我们又因过于迷信这种规则而得鱼忘筌，失去了丛林生存的能力。生产力上去了，打仗我们却不会了！在信奉“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我们却将生存变成软道理。可西方人没有这样，黄仁宇说，中国人往往不能体会出“英美政客在公事敌对时毫不留情，私人见面又和蔼亲切之习惯”。[4]西方人跟你平时相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却是弯弓月：谈通了，好说，谈不通，就动粗，打你不商量。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与过去有什么不同，我们跟西方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已不是饭量有限而又无力的小孩子，它长大了，肠胃消化吸收功能也强大了。市场经济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极大地刺激个人的能动性，把人纳入资本范畴来消耗，一切都成了资本化的东西；资本天生俱来的不赢利即灭亡的特征使整个社会周转得非常快，中国也在资本的刺激下转起来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新问题。我们原以为我们地大物博，只要生产上去了，我们资源有的是，怕什么。现在则发现，生产确是上去了，可资源的存量却几乎没有了，中国犹如一个饥肠辘辘大汉，空有一身武艺。

现在西方人一方面赞扬中国人好。中国人怎么能不好呢？给欧美国家提供了那么大的市场，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89％，而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15%。[5]这样只干活不吃饭的中国人当然好。但另一方面，西方人又说“中国威胁”。威胁在哪儿？就是你能干的同时，饭量大了，吃得多了。西方人说中国人勤劳能干，但勤劳能干的人饭量也大，这时，这种基本人权西方人便不讲了。试问：天下哪有只干活不吃饭的道理？中国现在也是这样，能干活，但饭量也大。现在东西方的矛盾是这样，美国跟我们的宣传同一句话中的语境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按目前的发展速度，世界的资源是绝对不够的，中国的资源消耗已近极限，这样的矛盾便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发展本身。经济是发展了，但支撑这种发展的资源却严重不足了。昨天我们担心的是市场不足，若断了外部市场，就等于中国60%左右的外贸拉动力没了，国内许多企业就要停工。而在今天，资源则成了中国发展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旦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中断，中国经济发展就无法持续；发展这个东西和生存不一样，前者贵动，后者贵静。生存是在作瑜珈功，被埋到地底下，只要有一点能量，就能活下来。这种状态在经济中就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它的特点是，劳动力和工具很容易结合。一把锄头，一个人，一点地，就可以生产吃饭了；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形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因为它使用的生产工具最简单，所依赖的条件最少。在山里也能种地，在森林能采集，在海边能打鱼；这种经济不为利润，生产直接与消费一致，自给自足，没有发展的压力，所以它生存能力极强，但与之相应的是它的发展能力却极弱。自然经济方式我们已经感受过。毛泽东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中保存下来，这种经济不依赖外部市场的特点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邓小平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相对缓和的世界环境中发展起来。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时发展就成了经济运行的“硬道理”。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启动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做自然经济的瑜珈功了，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消费与需求之间已介入利润，这样发展问题就成了生存问题：国家发展的中断就是国家生存的中断。

只要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其发展就是国家生存的“硬道理”[6]；只要把发展势头打断，市场经济国家稀里哗啦就会倒下。不管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都是这样。当今中国面临的威胁就是可能出现的发展中断。现在国内的情况是靠透支资源发展经济，这条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道路已不适应于我们中国了。现在各个企业单位都是利润挂帅，宾馆更是这样，各种浴液、梳子等等，都给配齐，也不问你是否需要。但这都是国内的稀缺资源。它们管不了这些，因为这里有利润。一个国家经济如果由利润主导，那将是很灾难性的。为刺激消费，在一个好点的饭店吃个饭，好几个服务生围着伺候你，听说还有所谓“跪式服务”，这有必要吗？但这能提高利润。

这种透支资源的做法，导致中国发展资源的严重短缺。像山西挖煤。为什么近年煤矿事故频频发生？这是由于长期开采，以至挖煤已经挖到地质结构不允许的极限；油价上涨刺激了煤价上涨，高额利润又刺激了超极限开采。石油价格疯涨，煤自然也会涨价，利润也跟着涨。矿区频频发生的塌方事故，这是安全措施问题，但更是地质结构破坏问题。马克思曾通过转引的方式对资本的这种本性有入木三分的刻画，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7]现在是为了利润，人们开采地球资源已疯狂到不顾地质结构允许的程度。塌方后就追查个人原因，其实这已是个人担不起的责任。中国煤炭资源开采虽未达到贮藏极限，但达到了地质允许的极限。电视上看山西有些地方，挖得村庄都塌下去了，也有的挖得山开缝了，破坏了地表结构。挖到这个程度，能不出事吗？再严格的安全措施也经不住天塌地陷。[8]

科学的发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在GDP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下降。也就是说，生产与资源的消耗呈反比变化。现在我们资源的消耗比GDP还高，这就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部极其依赖，在资源方面我们现在已是饥肠辘辘，这是实话。我说中国人聪明，过去我们是市场短缺，现在解决了，中间有一个金融短缺，我们大量地引用外资，金融短缺也解决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不错，欧元又升起，这增大了美元的风险。货币多元化对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有利的。现在是资源短缺，我想中国人也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国际资源，只是相对稀缺而非绝对稀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一个著名的关于饥荒的理论，[9]他说饥荒的原因并不是没有粮食，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没有消费，也就是说多数人的粮食消费权利失败。为什么呢？囤积。拥有粮食的少数人他消费不了那么多，他放着，大多数人有强烈的粮食需求却没有能力获得粮食消费，需求与消费的严重分离才能导致粮食价格的居高不下。这样饿死人就成了囤积者发财的前提。如果说，消费与生产的分离是价值产生的前提，那么，需求与消费的分离则是价格产生的前提。现在的世界是什么呢？需求中心和消费中心分离。资本主义早期，消费中心和需求中心都统一于欧洲，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消费。美国崛起造成世界上欧洲的消费中心与美国的需求中心相分离，美国人在打败英国人和西班人后，美国人成为消费的中心。消费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要靠枪杆子维护的，不是天生就给你的。

人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穷人呢？天桥上为什么总有老太太躺着呢？那是因为她只有需求能力而没有消费能力，就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消费权利的失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酒肉臭”，是消费过剩，富人用不了这么多，但他还要贮财。“冻死骨”，是有需求能力但无消费能力。人的消费能力不仅是体力，而是一种社会权利的实现能力。近代美国靠强力打破了英国的垄断格局，此前，世界资源都往英国走，打破之后资源都往美国走。与欧洲曾是世界消费中心而美国曾是世界的需求中心一样，现在的美国是世界消费的中心但却不是世界需求的中心，世界的需求中心已从北美转向亚洲。现在几乎全世界的穷人在养着美国。美国人很好，美国当然好了，他是靠制造南方国家的贫穷来实现自己的好生活的。他用暴力几乎把全世界的石油拿回去，他们用石油像用水一样便宜，他们的电话费非常便宜，因为其所用能源成本低。如果有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他们很自豪：我们才几美分。这都是因为他们被全世界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世界资源供养着。石油也是这样，他靠暴力拿下全世界石油。现在，亚洲这个新的需求中心崛起，印度和中国是其中的需求大户。但是世界上这两个大国却没有被世界资源垄断集团即七国集团所接纳为资源共享成员。

二、历史运动本身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

中国为世界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却在世界上没有获得相应的能源共享份额，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历史上是暴利引导贸易，而暴利却往往是通过暴力而非嘴皮子实现的。海军前行，商人跟进，永远如此。妹妹呀坐船头，哥哥呀岸上走。哥哥不在后边跟着，妹妹她绝对走不远，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暴力的世界。我们有些同志对文化太迷信了，以为世界真这么温情。毛泽东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外交更是这样，太斯文了不行的。你看当时中国外长陈毅怎么说话？1965年9月29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当香港记者问：中国政府怎样看待美国利用香港作为侵越战争的据点？陈毅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10]这一番回答，全无通常的外交辞令，豪气干云，既不失原则也有威力，令全场震憾。我们现在只说我们不威胁，人家也不信，说你都长成小伙子了，我们当然不放心。事实上也是如此，天下哪有没经过打架就顺利长大的孩子。所以说现在的国际外交，得有军队跟着走。

历史运动根本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我们不能相信文化万能。就说现在大家说的那个英语，英语的世界性普及最初并不是通过普及教材，派和平志愿队，搞什么“英语角”或在展销会实现的，而是通过殖民者的血与火推向全世界的。如果不信，我们就看看当今世界除英语母国外，凡是殖民灾难深重的国家，凡是贫富差距大的地方，都是英语比较好的地方。如果非洲人在近代也是优势民族，那么，今天在座的可能都是满口非洲语。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广州话现在兴起？在文革那个时候没人学广州话的，广州话跟香港话一样听不懂。为什么没人学？那地方当时经济政治都不行。我们是以北京话为中心，因为北京是中国政治中心。改革开放时沿海经济发展了，就开始学沿海的话。“广东人啦——”什么的，因为广州成了中国的经济重心之一。语言是一种地域标志，对个人来说更是一种身份和立场的标识。大家看英国人，现在英语中有许多法语词汇，那是因为威廉一世于1066年从法国下海打进英国并实现统治（1066-1087），在法国人统治的时候，整个法国的生活方式渗入到英国的贵族生活里，这与近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渗入到印度贵族生活中一样。所以，现在英国人展示几句法语，实际是下意识地暗示自己“高层次，小范围”的身份。可见，暴力而非所谓“文化”创造了贵族和等级。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文化的作用也不要太迷信。在很多情况下，历史是所谓“没文化”的人创造的。毛泽东说得好：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1]

同样，历史也不是用金银财宝，用现在的话说，不是用GDP或GNP堆起来的。中世纪时世界财富云集中国。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描述中国到处是财富，这对西方影响很大。读过《查理大帝传》[12]的话，就知道那时的西方人穷得不得了。东方来的人，在查理大帝眼中是很富有的。西方这时有强烈的物质需求，但没有可消费的生活资料，这激起了十字军东侵。共打了二百多年，硬把阿拉伯的财富掠过来了，这为意大利崛起提供了最初的原始积累。紧接着西班牙崛起并用最残酷的暴力将富裕的拉丁美洲洗劫一空，大量黄金运回欧洲。1588年，英国又把西班牙打败，进而打败荷兰，英国就成了海上霸权。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崛起，欧洲的财富迅速涌向法国。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里有很多资料，可以说明财富随国家暴力流动的规律。接着俾斯麦于19世纪下半叶使德国统一并于1871打败法国，此后德国一直是欧洲财富和科技的中心。一直到二战时，德国科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多。[13]二战后美国崛起，20世纪末又击败苏联，美国便成了世界财富和科技的中心。[14]可见，国家经济运动，从而文明的转移过程决不是一个“阿弥陀佛”的过程，而是一个极残酷的民族淘汰过程。

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现在已经长大了，姑娘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中国现在富裕了，中国人也变得漂亮了。但人在变得漂亮的同时也失去了原始的本能，人斯文了却不会打架了。当然美国人除外，因为美国人并不是美人。以前听故事，说地主家的孩子模样长得福态，但打起架来却不管用，往往被穷人的孩子打得坐在地上哇哇哭。中国人今天富了，但不能学这种不会打架的富家子弟。毛泽东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5]应当也是中国人的做人原则。人在文明的进程中不能得鱼忘筌，不能失去本来具有的人的原始性。失去原始性的民族或文明，必然衰亡。大家看艺术作品，具有原始性的艺术生命强。汉武帝时的雕塑，马踏匈奴，还有一些熊啊什么的，简单的几根线条，天然而雄浑，震撼人心。电视剧《汉武大帝》，里边的服装样式很简单，跟现在日本的衣服很像。日本是从我们这学的。我们再到故宫看看清朝，尤其是清末的雕塑作品，没有力量，龙须是一根一根刻画的，艺术细到极致，也就死亡了。所以艺术一定要有它粗糙的一面，要有原始的力量在里头，这样艺术才有生命力。人类也是这样，民族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失去那些本原的东西。现在毛泽东曾带给我们中国人的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在消失。

三、账房里出不了大政治，也出不了国家安全

毛泽东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基于人民的立场。只要你站在90%以上的人民立场上，你就不会无助；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天性还在于他对辩证法的透彻理解。在毛泽东的眼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强大与弱小是相对的，也是可以转变的。再强大的对手必然有造成其灭亡的内在矛盾。毛泽东一生都是在与强敌交手，并断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政治家的个性往往对历史产生关键和巨大的作用。建国前夕，也就是1948年，建国不久的印度对中国西藏开始有所企图。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性情细致，外表华美，念了很多洋书，很有一些远见卓识。但在政治操作上他是不行的。1947年印度独立，次年建国。但在国家分裂问题上，确有书生气。他以为巴基斯坦分裂后早晚会回来的。结果巴国一去不复返，50多年越走越远。现在有人说，台湾要是独立了还能回来，这更是书生之见。我说这绝对不可能！巴拿马从1903年独立迄今，就在哥伦比亚的眼皮底下，就是回不去。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不能有丝毫政治上的幻想。主权这东西只有抓在手里才是自己的。尼赫鲁在这方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给印度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处于同一时期的毛泽东在干什么呢？1948年毛泽东正在与国民党打三大战役，尽管毛泽东注意到美印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小动作，但因忙于解放战争，无力西顾。那时美国和印度已跟“藏独”分子串通一气。面对西藏问题的危险性，毛泽东在打败国民党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西藏。大家注意到，1949年10月我们建国，1950年初中国政府就出兵西藏去了。在主权问题上毛泽东不像尼赫鲁那样玩花活，也不像现在一些书生们所说的“应该先集中精力搞建设”。在西藏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出其不意，先拿下了再说。[16]这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做的事情。拿下了西藏，意味着中国国家安全有了纵深地带，我们在四川、陕西、甘肃，就省了许多驻军。广大的地缘纵深，是国家防务的无形资产。现在，我们的许多国防建设都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如果没有青藏这个大后方托着，我们在川陕一带的国防建设是不可能的。如果印度得到西藏，哪怕是西藏部分地区，我们西部地区的国防建设就会受到人家居高临下的监控。高地势很重要。现在台湾、日本一些企业在中国大陆愿不惜代价租用高层建筑的顶层，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很迅速观察、截取和接受信息。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所防范。

1950年刚建国不久，毛泽东并没有一头扎进经济堆中，而是西东开弓，尽力扩大中国国家安全的纵深和外围：上半年出兵西藏，下半年则出兵朝鲜。要知道当时美国有原子弹！但朝鲜也是我们的安全外围。政治家与学者不同的是，前者先俗后雅，后者则先雅后俗；前者说一不二，后者说二不一。立国未稳，毛泽东就迅速以军事手段与印度、与美国争国家利益，而不是像现在一些人那样来软的，什么“软文化”，“软战略”。毛泽东当时出兵时，周恩来半夜12点30分把印度大使潘尼迦叫过来，告诉他，“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需要和平；但是，现在却到了只有抱定抵抗侵略决心才能保卫和平的时候。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迫不得已出而参战。”一个小时后“中国的军队就越过鸭绿江，开入朝鲜领土”。[17]那一代领导人是说一不二，说干就干的。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是中国赢了；美国对我们的包围结果被毛泽东从东北出手，从东南方向打破：1954年、1955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周恩来总理竖大姆指，东方国家为周恩来拍手叫好：你看，中国就是厉害，刚建国就把有原子弹的美国打败了。当时中国真是一穷二白啊，能把美国打败，这不是英雄是什么？所以亚洲人民为周恩来致以掌声，把美国弄得很尴尬。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不和周恩来握手，但20多年后，还是尼克松下飞机时早早先伸出手来，大家看看历史照片就知道这件事。关于此，尽管尼克松已经过世，但他在回忆录中对此有特别的交待。他说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18]尼克松到北京前，还担心出现毛泽东“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19]的局面。毛泽东没有出迎，周总理带他去见毛泽东。尼克松要与毛泽东谈外交具体的问题时，毛主席说：“那些不应该是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周总理讨论。我们讨论哲学问题。”[20]当尼克松满怀着“欲上层楼”的万丈豪情握着毛泽东的手告别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轻轻地说：“我就不送你了”。[21]

那是什么？那是中国领袖的威严和大气。这是打出来的威严和大气。事后基辛格评价毛泽东说“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22]其实尼克松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今天精力旺盛而又无处发泄的小布什则与西班牙斗牛一样，是一个有战无略，见红布就上的斗士。与他爹老布什相比，简直不是一个可比量级。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23]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就也别想拿回台湾。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中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24]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队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明白了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1953年初，苏联干脆将大连、旅顺及中长铁路不折不扣地无偿归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在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空军、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刚刚获得的中长铁路及与之相连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毛泽东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即使成功，那也只是符合苏联通过这场战争在朝鲜获取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以补偿失去大连旅顺损失的战略利益，其结果中国必然要为此透支国力并反而会对苏联形成严重依赖。果真如此，后来斯大林移交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就可能不会那样不打折扣。[25]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斯大林明白，失去了中长铁路，苏联也就失去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得到并为蒋介石政权承认的苏联在中国大连旅顺的海军基地。1953年7月中美停战，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回到印度，说说1962年的中印战争。

毛泽东曾告诉印度大使说，中国是不会与印度为敌的，因为中国不可能东西两向同时交恶。[26]毛泽东把中国的底牌都告诉他了。但尼赫鲁还是耍小手段，说二不一，很猥琐，一点一点抠中国领土。毛泽东则说一不二，一步到位。一个月就把印度侵略军打得稀里哗啦。英国给印度留的“民主制”真起作用：一些书呆子们从战争开始就打口水战，仗都打败了，还在相互指责。在印度议会进入漫骂高潮时，毛泽东又不打了，把兵都撤回了，武器擦得干干净净，俘虏们养得黑胖黑胖的，全交还给印度。这在世界上树立了和平形象。那时实际上毛泽东只想教训印度而并非真想打败印度，只是拍了一巴掌，动了粗，拍得疼了些，因为毛泽东认为印度还是朋友，尽管我们与印度之间有矛盾，“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27]。只是这个朋友爱占小便宜。但这个“便宜”涉及中国的关键利益，毛泽东必须出来制止。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要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由后人慢慢解决。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它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毛泽东用兵如神，虚实得当。大家看，四五千米的高原，我方后勤补给极为困难。说实话，印度只要守住半年，中国就会被迫将全国的财力集中在西南战事，这样中国就会陷入被动，那就很麻烦。当时我们主要中心工作还是抓国民经济体系建设，战争也不能影响大局，所以毛泽东一两个月就结束了战争。既打赢了仗还赢得了和平形象——这才叫“双赢”，同时也保障中国国内中心工作的有序展开。1962年底，中印战争结束，1963年，尼赫鲁在议会上反复表现自己身体如何好，结果到1964年就去世了。可见，战争的失败对尼赫鲁的打击是挺大的。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赔了卿卿性命。也就是同一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

有了西藏，我们现在的大西南就有了安全纵深；打赢了朝鲜战争，东北现在有朝鲜，我们省了不少边防驻军。而我们一些书呆子却说如果没朝鲜，中国不参加朝战，东北早就发展起来了。但我们没想想，朝鲜如果失了，中国东北就得增加多少驻军，增加多少国防费用？当时美国在冷战时期啊，东南有台湾逼着，东北有美军压着，了得啊！你要动台湾，美国就在东北给你施压，怎么办？政治是讲战略的。现在我们政治学培养的多是账房先生而非政治人材。在一次研究发展中国大飞机的会上，有一位学者说，不能造啊，我们要算造大飞机的投入产出，先算一算能否卖出去。我说，原子弹的投入产出是什么呢？原子弹投入的是巨大资金和人力，产出却是40多年的和平。和平环境是今天中国良好的融资环境的基础。没有和平，国际投资就不会来。中国的金融安全是靠什么保护的？不是靠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的所谓“论证”，也不是靠我们的舞姿，而是靠原子弹。凡是有原子弹的地方，大国都不打仗。说到最近的印度，印度有了核武器，中印之间大规模的国家总体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印巴之间也是这样，印度北方就省了许多驻军和国防经费。印度现在国防投资往南倾斜，以南方海上安全为重心。因为印度近代是从海上亡国的。我们说，账房里头出不了政治家，也出不了国家安全，账房里那些技术性的东西，学起来并不难，难在建立记账规则。建立规则属于战略层面的事。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美国的外交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美国的官员都是一向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不是那种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只关心账簿上数字短视的买卖人。”[28]今天的国际记账规则就是美国人及其同伙七国集团依据他们的国家利益而非“科学研究结果”建立的。

四、没了祖国，个人再有才华，也没有用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是有些家底了。但有钱人有有钱的难处，有钱了就有贼算计。穷人没有这个担心。现在走进小区，像进了动物园：家家窗子都包上铁笼子，笼子的结实度也不断提高。过去文化大革命时，道不拾遗。现在全是铁门铁窗子，里面全是有钱人，而穷人则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小屋里。国与家同理，中国现在有钱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就对你虎视眈眈。

过去苏联有雄厚的财力，你现在到俄罗斯去，都能感觉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的优越性。它有广大的资源。有资源，等于有上帝支持。

国家富裕一般有两条路，一个是靠自己干，一个是打败富国，杀富不济贫。国际斗争更多属于后一种情形。保罗·肯尼迪写的《大国的兴衰》里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29]富裕的清朝被西方人击败后才半个世纪，中国人就成了“东亚病夫”；苏联解体后，大量国家财富，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迅速流向西方。

现在中国已取得了大的成就，就是保卫这些成就的认识跟不上。从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注意到中国国防产业及自主创新问题，强调经济社会和谐、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现在我们60%多的贸易依托海外市场，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但世界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也意味着自卫手段也要全球化。外交场合温文尔雅，没有问题，但要有底线，守底线是很俗的事，是要准备动粗的事，光靠教科书中的那些知识是不够的。

共产党早期误以为政治就是谈判，多数人像个君子，斯文得很，不如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懂政治。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陈独秀想通过迂回的方式。结果蒋介石跟共产党没谈到底线就动了刀子。共产党一下子懵了。党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也是这样。一战结束后，劳合·乔治内阁在1919年做出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样的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从此，“十年无大战”的假定就一直作为英国军备政策的指导思想，史称“十年规则”。[30]这为英国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绥靖外交提供了政策依据。面对希特勒纳粹的咄咄攻势，张伯伦政府除了忍让外竟一筹莫展。现在中国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在美国、日本对华政策日益收紧，国内还是歌舞升平，“盛世”叫得震天响，没有一点危机感。一些青年学生不思报效国家而一心想往美国跑，琢磨考GRE，要考几千分，这分数美国人都考不到，却让中国青年考？正是干事业的大好青春却脑子里塞满了需要强记的英文词汇，有人就是为了出去，考到二十七八岁，这跟当年的范进先生有何区别？我有一个同学，四十多的人了，终于如愿去了美国，现在拿了绿卡。我在电话中告诉他登上的是“泰坦尼克号”，好在他还没有进入“船舱”。

有人说，科学无国界，但人是有祖国的。人并不是只要有钱就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高行健，说过一句话，典型地反映他的思想。他说祖国是随着他走的。但历史上祖国也是跟着犹太人走的，一路上犹太人也挣足了钱。但最终走到哪呢？走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把钱交给希特勒后就进入焚尸炉里了。在德国纳粹把犹太人一个一个赶到毒气室里的时候，犹太人的钱没能救他们的生命。可见，钱是随个人走的，但个人是跟着祖国走的，而祖国是绝不能跟着个人走。这是人生的铁则，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玩机会主义的花活。

从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可认识到祖国的意义了。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么一点点，比美国小多了，伊斯兰的圣战竟对它无可奈何。恐怖主义美国都害怕，以色列不害怕。以色列富吗？不富；力量大吗？不大；地盘广吗？不广，只是以色列人心强！他们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认得了祖国对个人的意义。在美国有钱的犹太人倾尽家产，推动美国政府形成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致在美国形成一股很大的犹太人力量。五十多年过去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仍岿然不动。

有人会说，这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但祖国没了，你个人再有才华，都没有用。罗马帝国，发迹于十二个土丘部落。开始是高卢人打他，罗马人反抗。罗马人打败了高卢人后转头南下，打赢布匿战争（前264-前164）后便屠城地中海对岸的迦太基，接着就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征服地中海的过程也是罗马奴隶制发展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给罗马人做奴隶的并不都是没有文化的穷人，还有许多极有才华的学者、艺术家。这时，奴隶的地位与才华没关系，而与民族国家有关系。可见，人才竞争是有条件的。在征服者面前，被征服者的艺术家也是征服者的奴隶。二战快结束时，盟国军队打到德、日国内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掠劫科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成为中国原子武器的奠基人，此后，钱老终生不至美国。记得20世纪80、90年代曾有许多留美学生不回国，钱老就告诉大家，他们会自愿回来的。究其原因是钱老的海外经历使他悟透了科学与祖国的关系。

袁隆平用他自身的经历讲述了搞科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他认为“作为科学家，首先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如果太自私，对社会，对人没感情，不行。”他说：“我为什么一辈子潜心研究杂交水稻？年轻时，我曾亲眼看到5个人饿死，倒在路边上、田坎上，那个场景真叫惨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啊，就是因为没有饭吃就这样活活饿死了。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事情都谈不上。”“于是我横下心来，一门心思研究水稻，研究杂交稻、超级杂交水稻。动机和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饱饭。我出了点名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都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的根在中国。”[31]

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演员、艺术家，在国内干得很好，可不知为何，他们宁可洗盘子也要出国。洗盘子和演戏不是一个意义的东西。你有才华，就应该展示你的才华，才是正常的。当然干下等活不能被看成是不好，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长期这么干，就是浪费了你的才华，因为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还是不等值的。外国餐馆老板多得意：这个洗盘子的在中国是某某著名演员，那个洗盘子的在中国是一个著名科学家，那怎么行？

五、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16世纪法国大政治家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对均势学说有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32]不同的只是，这个“比例”是由谁安排及对谁形成均势制约。

现在看来，苏联解体后，我们对世界格局的判断过于乐观，以为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结束了。其实世界格局，从而世界和平永是大国战略力量通过特定形式磨合达到的平衡结果。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讲的都是一个国家战略力量间的平衡。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国家战略力量的平衡也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实力大的一方，总会在平衡中获得较大的利益。从这个意思上说，冷战才是和平的常态，和平是国家间军事力量相互抵消后的结果，而不管这种抵消采取什么方式。

以雅尔塔体系为例。雅尔塔体系的特点是在分配战败国利益的基础上保证大国间的力量平衡并在这种平衡中实现大国制衡。这在欧洲是以东欧划线，这样造成了欧洲和苏联的平衡。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并不是战后的结果而是战争中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过程中磨合出的结果。我读这段史料时，感觉到美国二战中的全球战略，并非只像学者们说的只是为了打败德国、解放欧洲，其实在美国与欧洲同盟国合作时始终还贯穿着通过扩大苏联的战后势力范围以削弱欧洲的意图。

这里有一段大家熟知，但对其深远意义却未透彻解释的史实。我们知道，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33]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事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34]有人认为，丘吉尔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为了“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以减轻苏联的战争重担。”[35]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也表示：“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36]而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37]

其实，我们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至，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方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38]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39]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盟国英美军队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40]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一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二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41]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项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苏联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对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

丘吉尔以为罗斯福拒绝自己的方案是“因为受他的军事顾问偏见的影响而在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所有这些虽然次要却充满希望的机会扔在一边”，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在选择开辟第二战场地点上，罗斯福的确受到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C·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的影响，其实，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的意图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对儿子伊利奥（Illiott Roosevelt）说：“当丘吉尔为他入侵巴尔干的主张辩护时，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苏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苏军进入。”[42]1943年8月10日罗斯福总统在联席会议上批评丘吉尔方案，认为：“试图将军事战略奠基在政治结果的赌注上是不明智的。”[43]斯大林也看到丘吉尔的意图，主张罗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而丘吉尔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询问英国人是否真对从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有信心或者“只是口头上说说来安慰俄国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从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44]1945年3月丘吉尔向罗斯福抱怨苏联正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强行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提议他和罗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罗马尼亚清洗非共产主义分子，履行雅尔塔保证，创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的波兰政府”。但此时丘吉尔从战略上已无力回天，“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因为实际上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控制范围”。[45]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对此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去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46]“这在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47]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二战爆发以来，扩张得最厉害的还不是俄国，而是美国。“从边境算起，俄国的统治新范围扩增600英里，而美国则是7000英里”。[48]美国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49]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50]

二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1945年乔治·C·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51]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过世界霸权之棒的抱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讲这段史料，想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和平并不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消失，它恰恰是战胜国的军事力量之间的类似积木式的制衡，是国家间实力博弈的最终结果；

二是说，今天我们见到的欧洲衰落，也有美国落井下石的因素。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既是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的结果，又是美国通过扶持苏联而削弱欧洲的成果。由于罗斯福总统的深远布局，二战结束后，欧洲一蹶不振，并由此对美国依赖加剧。但这样也造成了因苏欧力量失衡，苏联在欧洲反客为主，过去美国与欧洲抗衡的历史，这时反转为苏美全球对抗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又使美国被苏联拖得疲惫不堪，卡特时期，美国还差点被苏联赶出印度洋。里根上台后，全方位向苏联挑战，结果又使苏联在老布什时期解体。苏联解体后，欧洲力量天平倒向西欧，欧洲政治经济统一进程加快，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美关系又回归到历史的起点：与18、19世纪不同的只是，这时美欧关系已发生了严重错位，过去美国反抗欧洲霸权的关系，现在转变为欧盟反抗美国霸权的关系。

三是实力逻辑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外交哲学的核心，而通过国家间的力量均势制衡而不是消灭对手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高智慧和最精髓的部分。但并不是每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能理解英国人留下的这份遗产的历史意义。记得在德国即将灭亡，欧洲战场即将胜利的前夕，美国陆军上将巴顿（George Smith Patten，1885-1945）曾想进一步挑起事端，攻打苏联，从而将即将来临的两个阵营的冲突消灭在起始阶段。艾森豪威尔对此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巴顿将军只知道军事战略，而不懂得国家政治大战略。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大战略考虑的是建立一个战后便于美国控制的大国相互制衡的世界体系。如果美国真是采纳了巴顿的建议，那战后美国就会很快直接面临着一个不受牵制的因而是强大的并让北美洲再次感到战略压力的欧洲。如果美国人把苏联打下去的话，那美国就整个成了欧洲人的战略打工仔，这对美国没有多少好处。艾森豪威尔深悟老英国均势政策的要义，懂得世界治理的要义在于大国制衡，因而不可能支持巴顿的莽撞之举。但话又说回来，这事如果在放在现在小布什时期，备不住小布什就会采纳巴顿的建议。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欧洲一体化并向美国叫板的形势，就会提前半个世纪。前面我说过，现在美国人的战略能力严重下降。现在的小布什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巴顿式的军人，其政治智力已远逊于其父。海湾战争时，老布什救下科威特以后，就鸣金收兵。理由很简单，如果把萨达姆打倒并更换政权，美国就没有理由继续驻扎在科威特和沙特，那样的话，就没有美国的事了，就该班师回朝了。这不是美国解放科威特的目的。老布什有意将萨达姆留着，只要萨达姆在，科威特就总得抱紧美国的腿，依赖美国。这还是老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的成功运用。

六、苏联解体后，在欧洲地区雅尔塔体系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但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总的特征是：欧洲雅尔塔格局在不利于俄国人的条件下终结了。

终结欧洲雅尔塔格局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科索沃战争。

雅尔塔体系中被制约的国家在欧洲是德国。德国由于其认罪态度诚恳而被欧洲国家所接纳并使已分裂的东西德国实现了统一。从地缘政治利益分配方面，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已不对称地向西方倾斜。在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国家事实上进入西方阵营之后，欧洲人乘胜追击：1999年吸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同时又在巴尔干地区打响科索沃战争。战争结束使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丘吉尔所说的“铁幕”大大东移。东欧阵营的东部边界成了整个欧洲的边界：巴尔干地区传统上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但科索沃战争之后，我们再看地图，从北方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到南方的巴尔干，正好是一个遏制俄国人的铁幕。在欧洲地区，雅尔塔格局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一个是战略武器平衡，另一个是地缘政治力量的制衡。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退出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反导条约》，这打破了俄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战略武器平衡，而1999年波、捷、匈加入北约及同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胜利，又打破了俄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华约组织自行解散，而北约组织却存在并壮大。这样，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的内外因素消失而解体。

但是，雅尔塔体系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我们知道雅尔塔体系主要涉及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前一个是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后一个是雅尔塔体系中的亚太格局，或称远东格局。在这两个格局中远东格局基本没变。雅尔塔远东格局是建立在对太平洋战争中犯有战争罪的日本国的制约之上。美国占领冲绳岛，俄国占领北方四岛；此外台湾主权回归中国也是雅尔塔体系中确认的；更为重要的还是，与德国的态度不同，近年来日本日益对其二战罪行采取不认账的态度，否认远东军事法庭的权威地位，以此想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国战争罪的认定。[52]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决定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稳定性以及雅尔塔体系对于维护亚太和平仍具有的巨大意义。

历史规律是，国力的强弱是可以转换的，兴也忽焉，衰也忽焉。所以我们不要以不变的眼光看待世界。你看看，中国的版图和元朝明朝相比现在已经非常小了，而在李登辉及日本右翼眼里，中国的版图却太大了，他们想将中国肢解为若干块。后者则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大东亚”地盘。日本曾经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也不能保证明天日本没有可能再复辟这样的梦想。

19世纪50年代，近代日本和中国一样都面临着外敌入侵。鸦片战争前，日本想也不敢想向中国挑战，日本对中国佩服得不得了。日本人衣服崇尚白，就跟殷朝文明有关。殷人尚白，夏人尚黑。这种习尚后来延续到汉代，电视剧《汉武大帝》里的服装几乎就是日本服装的再版。汉朝甚至唐朝的语音，在日本都能找到，在现在中国反倒没有多少了。相反现在学日语的反倒容易学古汉语发音。汉文明对日本文明影响至深，日本学我们学了几百年，顺从着我们，它压根没想到来跟我们作对。

但是到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日本人一看小小英国都打败了中国，那么向中国挑战一下也不是不可以试试的。19世纪50年代，日本也遭到美国海军的入侵并与之签订了屈辱性的所谓“和好条约”。60年代中国出现了太平天国，一下子半壁江山乱了。紧接着，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空前的市民暴动。内忧外患，不仅刺激了中国，也刺激了日本，痛定思痛。由于日本船小调头快，在近代锐意改革，实行明治维新，而中国方面的变法则失败了。此后，中国和日本就分道扬镳。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军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把那个武士制度改了。有人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其实它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制度。陆军学德国，海军学英国。[53]在这个基础上，它进一步推进领土扩张。1894年，甲午海战，把中国打败了。

顺便插一句，现在很多人说中日甲午战争，在当时这只是一场小范围的“扳手腕”式较量而不是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在很多时候，国际间利益再分配就是在这种“扳手腕”式的较劲即小型军事较量后，一锤定音，而很少是在全面大战后定音。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更是如此。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后，中美关系严重对立，但双方却没有直接发生战争。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没有直接出面。中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美国是以联合国联军名义在间接较量，而不是国家间的宣战。越南战争也是这样，中国也没有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中国支持越南反美武装，但没有正式宣布国家出兵。

所以，大国之间交手有一个间接性规律。由于大国战争的破坏性大，所以大国一般都是间接试探性交手。人跟人之间也是这样。大块头的强者多是笑眯眯地交手，笑着扳手腕，一次次较量后，双方就默认了对方的利益底线。国家也是这样。美国把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说是误打，说声sorry。这就是扳手腕。未来大国间的冲突多是这种“扳手腕”式的间接冲突而少是直接冲突。前一种冲突的特点是下手狠，但表面装糊涂。

未来大国间交手的样式基本如此。有人谈中美开战，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比较有智慧的民族，两个有核国家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而这并不表明中美之间，尤其是在制海权领域就没有难以调和的战略性矛盾及相应的间接性军事冲突。现在就可以肯定的是，在“台独”问题上，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但如政治手段运用得好，少流血却是有可能的。这要看岛内“台独”分子的死硬程度而定。

明治之后，日本迅速崛起。1895年它把中国打败，通过《马关条约》获得台湾及周围一些岛屿。[54]此后，能够主导亚洲地区的，不是日本就是中国。这有点像欧洲地区的德国和法国。与英国通过平衡德法消长来控制欧洲的方法一样，美国也是通过平衡中国与日本的消长来控制亚洲的。1902年，英国为了牵制俄国，跟日本签条约，实际上默认日本能够打俄国。[55]为什么呢？俄国在欧洲与英国争霸。1905年日本海上打败俄国，英日再次签订《同盟条约》，英国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56]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此后，日本进军目标就是中国，首先是中国东北地区。 到20世纪初，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日本在东北亚崛起的压力，日本人确实不简单，它从17、18世纪一个学习中国的国家、19世纪50年代一个被美国入侵的国家，竟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变成一个美国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引起当时许多中国人的深思的国家。当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确认日本已成为美国政府可与之打交道的强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包袱”型国家后，罗斯福政府在中日之间，选择了日本。日俄战争后，西奥多·罗斯福“感到日本取得胜利，将意味着有朝一日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他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57]鉴于此，美国对日本让步日益增多，以至于1908年日本驻美公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鲁特—高平协定》，美国竟同意“日本和合众国在太平洋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外国岛屿，两国政府都为在该地区有一种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图所鼓舞”。[58]这实际上表明美国已默认日本可以与美国分享太平洋的利益。欧洲爆发大战后，日本进一步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美国再次退让，在同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表声明，表示“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1917年11月美国与日本秘密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9] 承认日本在外围，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有特殊的利益”，就是默认日本可以侵略中国。日本这个国家的特点历来是迅速出击，先发制人。这是由于它国土面积小，国内没有迂回纵深，而没有纵深的国家只有靠扩张安全外围。在日本打游击，那是不可能。读书时听过一个笑话，说文革时，日本共产党到中国来取经，问怎么能夺取革命成功。我们就教给他们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他们回去后都拿起枪到农村去了，不久就都给抓了起来。这是因为日本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广大农村。各国情况不一样，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就不一样。日本的国情不允许共产党在农村打游击，日本也不可能出现本·拉登式的人物。因为那里没有阿富汗式的崇山峻岭和深山老林，他们不可能像塔利班那样在崇山峻岭中神出鬼没。日本国内没有战略迂回空间，为了安全，他们就必须扩张外围。这一点与中国正好相反。 现实中有许多事情就是：能说的不能做，能做的不能说。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苏联，其间，英苏两个国家领袖在纸条上勾划什么呢？勾划的是各自的势力范围。[60]大国间就是这样，讲究的是势力范围。日本侵略中国以后，也搞这一套，到40年代基本上将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分割成三个相互制约从而不能与日本抗衡并受制于日本的小卫星“国”。近卫内阁时，日本准备到此收步。只是日本东条英机组阁使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捆绑一起，并一发不可收拾。东条与小布什差不多，有战无略，靠拳头思考，脑袋一热就打到珍珠港去了。结果日本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作对，当然没有好结果。中国像个大海绵，日本有多少兵力都能被中国吸干。日本打中国等于拿破仑打俄国，此外日本还得罪了美国，其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山本五十六明白不能与美国作对。但是，东条还是打了珍珠港。东条英机的想法是什么呢？他想一鼓作气，打通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南洋战略交通线。结果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日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1945年意味着日本失去了明治以来日本强力所得的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和日本崛起不可缺少的地缘政治空间。 长期以来，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但是在美国最难的时候，都是中国帮助美国。大家看，在20世纪100年里，开始是美国帮日本，日本反把美国打了。老罗斯福搬起的石头，砸在小罗斯福脚上。美国然后又拉着中国牵制日本，开了个开罗会议死活把中国拽着，因为中国战场关系到太平洋战场的成败。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又扶持日本，而不是帮中国。苏联起来了后与美国争霸。尼克松时，他又找中国，说要与中国联合。此后美国出现了一个牧师总统，他就是卡特，此人光知道念阿弥陀佛讲人权。卡特的人文情怀挺好，但这在政治家那里没有多大用处。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现在美国人似乎不太看得起卡特。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差点将美国人赶出印度洋。里根时期中美形成战略合作并由此导致苏联的最后倒台。美国人就是这样，只有有难同当，而没有有福同享。不行的时候都来找中国，一渡过难关就翻脸不认人。 在美国历史上，老罗斯福、小罗斯福，再就是尼克松，这几位是大政治家。老布什也还行。他们懂得地缘政治和大国制衡。小布什这个班底实在不行，原来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都不跟着小布什干了。鲍威尔有战略，小布什不听他的。所以美国现在这个机制，是精英淘汰机制，淘汰的都是些政治大腕。没办法。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盎格鲁撒克逊的治理世界的政治经验在他那里继承和运用得好，讲究Balance。一国不可能把世界事务全部包办，必须靠力量间的制衡，并通过制衡实现国家治理世界的目标。这是老英国的那一套。打牌嘛，世界就是一副牌，看你怎么打。堂·吉诃德是见风车就冲，再大的力气也经不住这样折腾。尼克松来找中国，从此美国从亚洲抽身，此后亚洲人就相互牵制，美国从中渔利。 现在美国人胃口很大，不要说世界问题，其实它解决地区问题都很困难。在亚太地区，它必须拽着中国。从前一个世纪的百年战略来看，只有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手拉手，这个地区才有和平与安全。但美国的朋友永是打不败的对手。你跟它太紧了不行：上世纪，蒋介石紧跟着美国，美国把蒋介石抛弃了；达赖跟着他，它也把达赖抛弃了；韩国、日本及南越都吃过这亏。谁跟得紧，它抛弃谁。美国外交难与跟得紧的为友，而与打不败的对手为友。中美之间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是中美之间对抗最深的时候。毛泽东一点不怕，他对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61]同时还说美国是纸老虎。与美国交手，打一仗，赢一仗。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的地缘政治可控范围，是雅尔塔体系里规定给它的。雅尔塔体系以制约日本军国主义咸鱼翻身的远东格局基本没变。俄国在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的占领权力依然是合法的，台湾主权依然是中国的。 雅尔塔体系里明确规定，台湾的主权归回中国。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愿直接承认“台独”分子的要求的法律原因。主权归中国，雅尔塔体系里确定了，如果我们轻率地作出“雅尔塔体系解体” 的判断，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容易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留下可钻的空子。雅尔塔体系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肯定，从 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近一百年日本的“成就”灰飞烟灭。日本不服啊，目前一些日本人又开始为在远东军事法庭里已认定的战争罪行翻案，他们想整个地推翻雅尔塔体系，对此，我们怎能轻言“雅尔塔体系解体”呢？

六、苏联解体后，在欧洲地区雅尔塔体系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但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总的特征是：欧洲雅尔塔格局在不利于俄国人的条件下终结了。

终结欧洲雅尔塔格局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科索沃战争。

雅尔塔体系中被制约的国家在欧洲是德国。德国由于其认罪态度诚恳而被欧洲国家所接纳并使已分裂的东西德国实现了统一。从地缘政治利益分配方面，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已不对称地向西方倾斜。在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国家事实上进入西方阵营之后，欧洲人乘胜追击：1999年吸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同时又在巴尔干地区打响科索沃战争。战争结束使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丘吉尔所说的“铁幕”大大东移。东欧阵营的东部边界成了整个欧洲的边界：巴尔干地区传统上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但科索沃战争之后，我们再看地图，从北方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到南方的巴尔干，正好是一个遏制俄国人的铁幕。在欧洲地区，雅尔塔格局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一个是战略武器平衡，另一个是地缘政治力量的制衡。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退出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反导条约》，这打破了俄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战略武器平衡，而1999年波、捷、匈加入北约及同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胜利，又打破了俄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华约组织自行解散，而北约组织却存在并壮大。这样，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的内外因素消失而解体。

但是，雅尔塔体系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我们知道雅尔塔体系主要涉及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前一个是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后一个是雅尔塔体系中的亚太格局，或称远东格局。在这两个格局中远东格局基本没变。雅尔塔远东格局是建立在对太平洋战争中犯有战争罪的日本国的制约之上。美国占领冲绳岛，俄国占领北方四岛；此外台湾主权回归中国也是雅尔塔体系中确认的；更为重要的还是，与德国的态度不同，近年来日本日益对其二战罪行采取不认账的态度，否认远东军事法庭的权威地位，以此想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国战争罪的认定。[52]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决定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稳定性以及雅尔塔体系对于维护亚太和平仍具有的巨大意义。

历史规律是，国力的强弱是可以转换的，兴也忽焉，衰也忽焉。所以我们不要以不变的眼光看待世界。你看看，中国的版图和元朝明朝相比现在已经非常小了，而在李登辉及日本右翼眼里，中国的版图却太大了，他们想将中国肢解为若干块。后者则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大东亚”地盘。日本曾经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也不能保证明天日本没有可能再复辟这样的梦想。

19世纪50年代，近代日本和中国一样都面临着外敌入侵。鸦片战争前，日本想也不敢想向中国挑战，日本对中国佩服得不得了。日本人衣服崇尚白，就跟殷朝文明有关。殷人尚白，夏人尚黑。这种习尚后来延续到汉代，电视剧《汉武大帝》里的服装几乎就是日本服装的再版。汉朝甚至唐朝的语音，在日本都能找到，在现在中国反倒没有多少了。相反现在学日语的反倒容易学古汉语发音。汉文明对日本文明影响至深，日本学我们学了几百年，顺从着我们，它压根没想到来跟我们作对。

但是到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日本人一看小小英国都打败了中国，那么向中国挑战一下也不是不可以试试的。19世纪50年代，日本也遭到美国海军的入侵并与之签订了屈辱性的所谓“和好条约”。60年代中国出现了太平天国，一下子半壁江山乱了。紧接着，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空前的市民暴动。内忧外患，不仅刺激了中国，也刺激了日本，痛定思痛。由于日本船小调头快，在近代锐意改革，实行明治维新，而中国方面的变法则失败了。此后，中国和日本就分道扬镳。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军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把那个武士制度改了。有人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其实它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制度。陆军学德国，海军学英国。[53]在这个基础上，它进一步推进领土扩张。1894年，甲午海战，把中国打败了。

顺便插一句，现在很多人说中日甲午战争，在当时这只是一场小范围的“扳手腕”式较量而不是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在很多时候，国际间利益再分配就是在这种“扳手腕”式的较劲即小型军事较量后，一锤定音，而很少是在全面大战后定音。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更是如此。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后，中美关系严重对立，但双方却没有直接发生战争。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没有直接出面。中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美国是以联合国联军名义在间接较量，而不是国家间的宣战。越南战争也是这样，中国也没有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中国支持越南反美武装，但没有正式宣布国家出兵。

所以，大国之间交手有一个间接性规律。由于大国战争的破坏性大，所以大国一般都是间接试探性交手。人跟人之间也是这样。大块头的强者多是笑眯眯地交手，笑着扳手腕，一次次较量后，双方就默认了对方的利益底线。国家也是这样。美国把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说是误打，说声sorry。这就是扳手腕。未来大国间的冲突多是这种“扳手腕”式的间接冲突而少是直接冲突。前一种冲突的特点是下手狠，但表面装糊涂。

未来大国间交手的样式基本如此。有人谈中美开战，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比较有智慧的民族，两个有核国家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而这并不表明中美之间，尤其是在制海权领域就没有难以调和的战略性矛盾及相应的间接性军事冲突。现在就可以肯定的是，在“台独”问题上，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但如政治手段运用得好，少流血却是有可能的。这要看岛内“台独”分子的死硬程度而定。

明治之后，日本迅速崛起。1895年它把中国打败，通过《马关条约》获得台湾及周围一些岛屿。[54]此后，能够主导亚洲地区的，不是日本就是中国。这有点像欧洲地区的德国和法国。与英国通过平衡德法消长来控制欧洲的方法一样，美国也是通过平衡中国与日本的消长来控制亚洲的。1902年，英国为了牵制俄国，跟日本签条约，实际上默认日本能够打俄国。[55]为什么呢？俄国在欧洲与英国争霸。1905年日本海上打败俄国，英日再次签订《同盟条约》，英国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56]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此后，日本进军目标就是中国，首先是中国东北地区。 到20世纪初，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日本在东北亚崛起的压力，日本人确实不简单，它从17、18世纪一个学习中国的国家、19世纪50年代一个被美国入侵的国家，竟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变成一个美国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引起当时许多中国人的深思的国家。当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确认日本已成为美国政府可与之打交道的强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包袱”型国家后，罗斯福政府在中日之间，选择了日本。日俄战争后，西奥多·罗斯福“感到日本取得胜利，将意味着有朝一日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他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57]鉴于此，美国对日本让步日益增多，以至于1908年日本驻美公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鲁特—高平协定》，美国竟同意“日本和合众国在太平洋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外国岛屿，两国政府都为在该地区有一种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图所鼓舞”。[58]这实际上表明美国已默认日本可以与美国分享太平洋的利益。欧洲爆发大战后，日本进一步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美国再次退让，在同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表声明，表示“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1917年11月美国与日本秘密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9] 承认日本在外围，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有特殊的利益”，就是默认日本可以侵略中国。日本这个国家的特点历来是迅速出击，先发制人。这是由于它国土面积小，国内没有迂回纵深，而没有纵深的国家只有靠扩张安全外围。在日本打游击，那是不可能。读书时听过一个笑话，说文革时，日本共产党到中国来取经，问怎么能夺取革命成功。我们就教给他们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他们回去后都拿起枪到农村去了，不久就都给抓了起来。这是因为日本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广大农村。各国情况不一样，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就不一样。日本的国情不允许共产党在农村打游击，日本也不可能出现本·拉登式的人物。因为那里没有阿富汗式的崇山峻岭和深山老林，他们不可能像塔利班那样在崇山峻岭中神出鬼没。日本国内没有战略迂回空间，为了安全，他们就必须扩张外围。这一点与中国正好相反。 现实中有许多事情就是：能说的不能做，能做的不能说。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苏联，其间，英苏两个国家领袖在纸条上勾划什么呢？勾划的是各自的势力范围。[60]大国间就是这样，讲究的是势力范围。日本侵略中国以后，也搞这一套，到40年代基本上将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分割成三个相互制约从而不能与日本抗衡并受制于日本的小卫星“国”。近卫内阁时，日本准备到此收步。只是日本东条英机组阁使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捆绑一起，并一发不可收拾。东条与小布什差不多，有战无略，靠拳头思考，脑袋一热就打到珍珠港去了。结果日本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作对，当然没有好结果。中国像个大海绵，日本有多少兵力都能被中国吸干。日本打中国等于拿破仑打俄国，此外日本还得罪了美国，其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山本五十六明白不能与美国作对。但是，东条还是打了珍珠港。东条英机的想法是什么呢？他想一鼓作气，打通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南洋战略交通线。结果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日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1945年意味着日本失去了明治以来日本强力所得的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和日本崛起不可缺少的地缘政治空间。 长期以来，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但是在美国最难的时候，都是中国帮助美国。大家看，在20世纪100年里，开始是美国帮日本，日本反把美国打了。老罗斯福搬起的石头，砸在小罗斯福脚上。美国然后又拉着中国牵制日本，开了个开罗会议死活把中国拽着，因为中国战场关系到太平洋战场的成败。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又扶持日本，而不是帮中国。苏联起来了后与美国争霸。尼克松时，他又找中国，说要与中国联合。此后美国出现了一个牧师总统，他就是卡特，此人光知道念阿弥陀佛讲人权。卡特的人文情怀挺好，但这在政治家那里没有多大用处。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现在美国人似乎不太看得起卡特。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差点将美国人赶出印度洋。里根时期中美形成战略合作并由此导致苏联的最后倒台。美国人就是这样，只有有难同当，而没有有福同享。不行的时候都来找中国，一渡过难关就翻脸不认人。 在美国历史上，老罗斯福、小罗斯福，再就是尼克松，这几位是大政治家。老布什也还行。他们懂得地缘政治和大国制衡。小布什这个班底实在不行，原来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都不跟着小布什干了。鲍威尔有战略，小布什不听他的。所以美国现在这个机制，是精英淘汰机制，淘汰的都是些政治大腕。没办法。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盎格鲁撒克逊的治理世界的政治经验在他那里继承和运用得好，讲究Balance。一国不可能把世界事务全部包办，必须靠力量间的制衡，并通过制衡实现国家治理世界的目标。这是老英国的那一套。打牌嘛，世界就是一副牌，看你怎么打。堂·吉诃德是见风车就冲，再大的力气也经不住这样折腾。尼克松来找中国，从此美国从亚洲抽身，此后亚洲人就相互牵制，美国从中渔利。 现在美国人胃口很大，不要说世界问题，其实它解决地区问题都很困难。在亚太地区，它必须拽着中国。从前一个世纪的百年战略来看，只有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手拉手，这个地区才有和平与安全。但美国的朋友永是打不败的对手。你跟它太紧了不行：上世纪，蒋介石紧跟着美国，美国把蒋介石抛弃了；达赖跟着他，它也把达赖抛弃了；韩国、日本及南越都吃过这亏。谁跟得紧，它抛弃谁。美国外交难与跟得紧的为友，而与打不败的对手为友。中美之间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是中美之间对抗最深的时候。毛泽东一点不怕，他对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61]同时还说美国是纸老虎。与美国交手，打一仗，赢一仗。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的地缘政治可控范围，是雅尔塔体系里规定给它的。雅尔塔体系以制约日本军国主义咸鱼翻身的远东格局基本没变。俄国在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的占领权力依然是合法的，台湾主权依然是中国的。 雅尔塔体系里明确规定，台湾的主权归回中国。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愿直接承认“台独”分子的要求的法律原因。主权归中国，雅尔塔体系里确定了，如果我们轻率地作出“雅尔塔体系解体” 的判断，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容易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留下可钻的空子。雅尔塔体系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肯定，从 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近一百年日本的“成就”灰飞烟灭。日本不服啊，目前一些日本人又开始为在远东军事法庭里已认定的战争罪行翻案，他们想整个地推翻雅尔塔体系，对此，我们怎能轻言“雅尔塔体系解体”呢？

八、台湾问题折射出的亚太大国战略博弈

不管日本怎么失败，就其经济本性而言，它还是要寻求过去的“大东亚”之梦。日本对世界的贸易依赖很强，其生产能力多散布在海外。我们现在感觉到海外安全的压力，他们更是这样，但他们有美国保护着，我们则只有自保。日本面积小。对美国一时半会威胁不到，所以美国打算把它从雅尔塔体系中解放出来，干什么？让它咬人。美国原想做的粗事，现在让日本来做。日本也想借美国对华冷战之势复辟其“大东亚”旧梦。现在小泉正在“大胆往前走”，根本不回头。如果日本走上这条路，其逻辑结果必然就是寻求南中国海的地缘政治利益，继而西太平洋的利益。为此，第一个逻辑结果就是，重复甲午海战，占领台湾。台湾是日本走向太平洋，走向南中国海的一个必经之路。如果说美台之间的关系是间接且非核心利益的关系，那么，台日之间可是直接且是核心——尽管是非法的——利益关系。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日本的崛起。没有听说过老虎长大后仍会满足小时候的胃口和地盘。

为此，与美国不同，日本是需要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的。19世纪下半叶，为达到吞并朝鲜的目的，日本曾首先剥离朝鲜与中国的传统关系。[67]尽管台湾问题与历史上的朝鲜不是同类性质的问题，但日本在分裂台湾与祖国大陆主权联系的手法则是一样的。大家不妨研究一下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尽管日本声称“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即“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68]的立场，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只提“充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69]，这就是说，日本只承认台湾主权不属于日本，但没有承认而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已为未来在台湾问题上翻案埋下伏笔。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已燃起了日本翻案的欲望，为此，从上世纪末起，日本正将这种欲望迅速转化为国家政策，其核心目标与19世纪下半叶的目标相同，仍是中国台湾。[70]因为台湾是打破日本雅尔塔“困境”的关键部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也是日本的——尽管是非法的——核心利益。 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台岛内部的台独分子正在配合这种目标采取里应外合的行动。

从具体操作上说，台湾主权回归中国是雅尔塔确定的，日本和“台独”分子仍不能直接否定，他们只有选取间接目标实现其分离台湾的战略。那么，这个间接目标在哪呢？依我看，就在钓鱼岛列屿[71]。李登辉说钓鱼岛的归属说不清，[72]其实是他看准了钓鱼岛列屿对于台日联系的战略意义。如果钓鱼岛列屿主权回归中国，那就等于台湾回来了一半。台独分子和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系，就会被打散。本来台湾和日本之间有冲绳被美国隔断，现在如钓鱼岛再被中国大陆隔断，那“台独“分子和日本右翼的“台独”目标也就寿终正寝了。日本不希望台湾回归祖国大陆。中国大陆海军要是在钓鱼岛镇着，陈水扁敢如此放肆？统一台湾当然要以和平方式为主线，但和平方式一定要有武力为后盾。我们还记得毛泽东同志解放北京的“北平方式”吗？当时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以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为前提的。如果将台湾比作当年的北平，台湾经济相当于北平城内的故宫珍藏，要尽可能地完整地回归到祖国和人民手中。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解决台海及其周边的制海权问题，而解决台海的制海权的突破口就在台日“接榫”的关键部位即钓鱼岛列屿。

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做到这一点，台湾独立也是极不可能的事。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台湾就没有独立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版图太小，离中国大陆最近而离其他大国最远且没有进入这些大国地缘政治的核心利益圈。这么个地区，犹如停泊在中国大陆这艘“航母”旁边的一叶扁舟，失去大陆保护就会摇晃摇晃地翻船。独立的地缘政治形成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地理距离，要么是大国间争夺不下的而有关键意义的海峡要塞。有了马六甲海峡，新加坡能独立，亚齐也有独立的可能；有了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能独立；有了红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吉布提、厄立特里亚等才能独立。紧贴中国大陆的台湾，既不处在马六甲海峡，也没有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那样的战略位势，因此，它不会有其独立的历史；如果中国大陆不再出现清末式的动荡，台湾也肯定不会有独立的未来。

日本现在正在试探雅尔塔底线，试探亚洲国家对日本翻案可接受的底线。它试图先从钓鱼岛列屿，继而从台湾突破，然后再将远东雅尔塔格局搅浑，最后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

最近日本与德国、印度、巴西联合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是浑水摸鱼的动作之一。我们知道，联合国是雅尔塔体系的产物，当时建立联合国的设想是建立战后长久和平机制，而这个机制建立的首要前提就是对世界战争的两个策源地即德国和日本两国法西斯势力镇压及对其复活可能的有效监控。而日本拉印度和巴西这两个太平洋战争中的受害国一起，想从一个被监控的国家瞒天过海，一跃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尽管日本的努力失败了，但其司马昭之心却未必路人皆知。至少太平洋战争中的受害国印度和巴西就未必知晓。

日本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特敏感，爱报复。对于这一点，老政治家倒是看得明白。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实行最后一击的斯大林1945年12月在回答蒋经国日本是否有可能东山再起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表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73]造成日本这些性格特点的原因在于国家特别小。小国敏感，在策略上往往会率先出击。甲午海战，日本没有想到会赢，只想到必须先发制人，而且是投入国家的全部力量，迅速出击，不惜代价。结果，它打赢了。但这种策略不能多用，多用则会反伤自己。二战时，日本先对中国，继而对美国都采取这种策略，受到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的牵制，犯了与希特勒同样的致命错误。

现在日本有颠覆雅尔塔体系的冲动，在策略上是否还会再次犯这样的致命性错误呢？

非常有可能。

且不说日本触动的远东雅尔塔格局要涉及中、俄、美三国的战略利益，我们只要看看日本不屈不挠的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参拜其中那些有战无略的东条英机们的举动，就说明日本迄今也不明白自己在那场战争中败在何处，迄今也不明白东条不仅是世界和平的罪人，也是毁灭日本的罪人。今天日本政治家只看到东条孔武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正是这种“玉碎”的性格[74]导致自明治以来所有的日本成就灰飞烟灭。对东条的“崇拜”说明日本民族对其性格缺陷不仅不注意克服，而且还会再次放大。[75]

台湾问题的出现，并不是雅尔塔体系的错，而是冷战的错。冷战才使台湾回归祖国成了所谓“问题”。因此，所谓“台湾问题”的出现，是雅尔塔体系的倒退。现在留给中国政府的挑战是，统一台湾成了中国进入世界政治的第一道门坎，也是中国进入大国竞技场的第一张但却是初级的资格认证书。目前美国似乎没有直接与中国交手的安排，它只是先放对台湾有更迫切觊觎之心的日本出来与中国交手，如果中国跨过日本这道坎，就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越过中国（1895年）、俄国（1905年）这两道坎之后，美国就开始与日本认真打交道并与之分红的经验一样，中国如想获得与美国在亚太平等分红的地位，就必须先切实——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打掉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觊觎之心。如果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取胜而不是所谓“双赢”——在核心利益上不可能存在“双赢”，中国与日本的未来在亚太的地位也就大体确定了。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是不会让步的。

大国崛起的规律性现象是两个实力相当的对手之间要有相当的缓冲空间；这种空间的大小与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冲突概率和烈度成反比。如果在地理没有空间间隔的条件，那么保持双方的战略力量，尤其是其中的战略武器的均势则是和平的保证。所以，大凡国际和平体系，不管是维也纳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多是从这两方面入手制定的；同样的道理，一个国际和平体系的解体也首先是从这两个方面的消失而开始的。

抗日战争中为什么发生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啊？苏联准备得比较好，日本想打但没有打过去。我们准备得比较差。日本就过来了，尽管最后赢了，但中国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现在日本又起来了，与此同时，中国也出了一些对日“新思维”，要求中国政府“不妨大致地搁置历史”[76]，“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7] 但现在首要的问题，日本并没有“大致地搁置历史”，它至今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日本是否会放弃对台湾的企图？如果不会，那中日之间就很难有“新思维”所描述的那样的调和余地；如果没有调和——这里特指的是战略核心利益上调和——的余地，那“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联合起来打败了日本法西斯的亚太各国，意味着什么？最后，对支撑战后和平的雅尔塔体系及建立其上的联合国，又意味着什么？

九、国家如无威力，仅凭谈判技巧实现不了国家战略

国际问题会把中国人的视野拓展。从我们国家人民的知识结构来看，20世纪40年代是军事挂帅，全党学军事。50年代全民学技术。到文革中全民学政治，搞阶级斗争。“文革“结束后大家一窝蜂地学数理化，那时陈景润成了知识分子的偶像。后来又争当万元户。接着又办班弄文凭。后又学经济：开始学政治经济学，后来“政治”不要了，学经济学，金融学，学房地产，最后是国际金融学，玩经济泡沫。下一步我看这泡沫要被挑破，人民开始再次重视政治，不同的只是从阶级的政治转到国际的政治。婚姻的取向也是社会价值的取向。解放战争胜利后，姑娘都找军官出嫁。后来嫁大学生、嫁工农兵、嫁万元户、嫁学者，我看婚嫁的风向下一步又会是军人。因为国际政治也是以军事为基础的，而国际政治的风险日益向中国逼近。

中国目前国内问题很多，但这并不可怕。大家知道，包括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崛起之初，都有巨大的社会分化问题。大家看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讲的就是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大凡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讲利润起家，这在初期一般都要压低消费资金的支出。但这不应当成为国家对社会责任的托词。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这些国家的解困之道。英国、美国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们通过海外扩张，扩大利润回流。通过牺牲资本外围地区，即将国内的贫困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将国内的两极分化转换成国际间的南北差距，这样尽管不怎么道德，但它确实由此获得大量高额海外利润以增加社会福利，反哺国内贫困阶级，国内工人阶级由此过上了贵族化的生活。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同时它也就是英国通过侵略中国和印度的战争在东方掠夺最疯狂的时代。其间大量利润回流英国，穷人一夜间成了富人。从国内范围看，英国资本主义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从世界范围看，它又通过战争牺牲东方民族使英国另一部分人即原来的穷人也富了起来。后来居上的美国发展道路也是这样。到了19世纪的70、80年代。美国工人穷得不得了，童工很多，当时工人还夺取几个城市。结果美国政府派陆战队对工人运动实行严厉镇压。当时美国工人运动非常强大。但美国对此也不是从国内入手，而是到海外打开市场，扩大海外利润回流，以此化解国内因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为此美国政府大力发展海军，在当时，海军是获取世界财富的几乎是唯一的手段。国内政治问题通过依托于军事手段的海外扩张来化解，这是英美国家成长道路上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2004年7月，我到深圳登上作为游乐项目的苏联时期的“明斯克号”航空母舰。那是苏联制造的。在甲板上我眼泪差点掉下来：看到俄国姑娘在曾是本国的军舰上为游人跳舞赚钱，那情景，就好像妹妹在为被卖掉的哥哥数钱。你说俄罗斯姑娘没尊严、没感情吗，也不是，只是没办法。如果中国把自己的战舰卖给别的国家当游乐项目，任人践踏，那无异于在踩中国人的胸膛，在踩中国人的神灵。军舰是国家之神。军舰的前途不是远航，那么它宁可沉在海底，也不能被人当乐子耍。我看到躺在脚下的“明斯克号”庞大躯体，我想到曾任人宰割的近代中国，同时我又想到中国的未来。

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身躯，肌肉、神经走到哪里，骨头就走到哪里。对一个国家而言，骨头是军队。神经是文化，是我们信息传播。肌肉又是什么呢？是经济，是公司，但公司都要有军队跟着。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几乎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一国之经济犹如一人之膀臂，不管你伸多远，只要没有军队跟着，谁都可以斩断你。中国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美国给它换个政府，瞬间就没了。不要真以为贸易就靠谈判，谈判就靠技巧。国家谈判后面如无威力，仅凭技巧解决不了问题。历史上有许多时候，道义的力量是有限的。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整个是军舰先行，1898年它学1588年“西班牙海战”中的英国，一举打破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锁，拿下古巴、夏威夷。夏威夷地理位置相当于中国台湾，况且当时它不是美国领土，美国一年就将它拿下，现在也没有出现“夏威夷人民绝不答应”的情况。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喊了50多年却越来越远了。光喊不行，你得来点真格的。温柔外交应给“柔”字旁边加个“扌”，即温“揉”外交。对陈水扁这样的死硬台独分子，你得使劲揉，你不揉他，他不听话，他还以为你弱。现在我们会温，也要会揉。陈水扁他们这些人，怕的就是中国海军：航空母舰停在那儿，“台独”分子就不敢动啊。这么大的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只放空炮。人得有力量，力量是威信的基础。威信，威而信，国家也是这样。

中国在发展问题上切忌纸上谈兵。中国要解决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要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而这与英美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但问题在于：是仅在国内配置资源，还是同时也在世界范围配置资源？今天的中国自己得的很少而为世界贡献的却很多，那按权利义务相等原则，中国就有权利从世界获得相应的资源配额；这是民主的权责对等原则，这对奉行民主原则的西方国家当然就不应当是“中国威胁”。吃饭干活，天理而已。在吃饭问题上，西方民主立即就显出其虚伪性：中国做了贡献并开始需要世界资源时，这时西方大国不给你，就说你“威胁”了他们。最近石油价格上升，这表明国际资源分配体制不合理。正如粮食价格上涨，不是粮食不够，是因为太多的人饿肚子而又得不到粮食。一方面是有需求而没有相应的消费资料，另一方面是有消费资料但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这是世界资源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这与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失业后备军的多少决定的道理一样。

十、美国人世界治理能力正在下落

既然研究中国崛起，那我们就不能不研究美国。

近些年美国衰落得快。这是由于美国国力在小布什时期透支得很快。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古罗马是如此，纳粹德国、东条时期的日本，乃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都是如此。所以，毛泽东给我们制定的国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是不透支国力。今天美国的手已伸向全世界，国力正在透支。对美国更具灾难性的还在于美国人的世界治理能力随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能力的下降而下降。美国国防的投资就不用说了，就看看美国在新世纪发动的两场战争。现在阿富汗国防部门整个都是俄国人的天下。伊拉克是什么样子。伊拉克打下后是什叶派获胜，什叶派是伊朗一边的。苏联解体以后，是塔利班制衡中亚的原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塔利班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塔利班从东面牵制伊朗。萨达姆是逊尼派，从西面拽着伊朗。美国解放科威特后又让科国从南部制约着萨达姆。美国在里头用最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打了阿富汗，俄国的力量反而南下；打了伊拉克，什叶派伊朗的地盘扩大。可以预计，美国撤军后，伊拉克与科威特及伊朗的关系会大大好转。为了这种“战绩”，小布什还赔了3000多士兵的生命。有一幅漫画讲阿富汗战场上，美国和英国士兵在前面拉车，小布什和布莱尔摇着鞭子赶车，坐在车上的是俄国人，身后是北方联盟的士兵，直奔喀布尔城。

在生活中，小布什处处表现出争强好胜的个性。2002年2月，小布什访问中国期间登长城时，曾问身边的导游，三十年前，尼克松总统攀登到哪里。当攀登到北侧760米高的敌楼时，导游告诉他，当年尼克松总统就来到了这里。小布什表示，他要再向前走几步，要超过尼克松总统当年留下的纪录。[78]这种好胜性格表现在国际事务中，使小布什有战无略，跟西班牙斗牛一样，见了红布就冲，极没智慧。美国政坛中最有谋略的鲍威尔对此无可奈何且黯然离去，并承认他曾在联合国提出的美国入侵伊拉克理由的讲话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79]现在的美国人跟古罗马人相似，有大量的外来资源供其挥霍，自己不用劳动，不劳动就没有了智慧，尤其没有政治智慧。小布什这代人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参加过残酷的战争，用不着像南方国家的穷人为衣食发愁。受到的教育也多是快餐文化。没有压迫，哪来智慧，不像从二战出来的美国政治家。你看老布什，他打了海湾战争，打得非常漂亮，他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打败了萨达姆又保留了萨达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用萨达姆南面牵制科威特，东面制衡伊朗。而我们反视小布什，整个一个吉诃德先生。2006年3月16日，布什发表自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报告，报告重申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强调“外交优先”，并将包括伊朗、叙利亚、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列为“专制国家”。报告同时将伊朗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大潜在威胁”。[80]没有对手的外交，是不成熟的外交，而对手太多的外交则一定是失败的外交。小布什敢为天下先，同时宣布以七个“邪恶轴心”为敌，这样的国家外交在历史上鲜有发生。

有消息说，小布什与克里辩论时背后还藏个遥控收音装置，当场收听政治顾问罗夫的指教。[81]一国总统到这一步就已经没有智商了。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代领导集体，什么时候会有这等情况？再比较中国政府应对“萨斯危机”与小布什政府应对新奥尔良的水灾的作为，就可看出小布什战略管理能力的低下。再比比老罗斯福、小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等，这些都是治理世界的高手。他们明白，美国是海洋国家，必须通过大陆制衡才能治理世界，才能从中渔利。可现在是，小布什在中东开路，让俄国人和伊朗人在后面获利。结果小布什为美国人搬回的是一个“红彤彤”的伊斯兰反美世界。

许多南方国家的优秀人才都到美国去，可美国人的战略管理能力就是不见长，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到，凡是有智慧的外籍人，尤其是外籍东方人很难进入美国的政治核心层，成不了政治家。即使是外籍科学家，也难进核心试验室。所谓“李文和案”就是很好的说明。那么这些优秀人才到哪去了呢？他们都在外围打工。这造成了美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外观。外面人才济济，里面则智商低迷。

我没想到美国人的战略管理能力衰落得这么快。老布什还好好的，到小布什就不行了。克林顿还可以。2003年打伊拉克，鲍威尔考虑的不是打败萨达姆，而是如何进行战后治理。[82]拉姆斯菲尔德则不以为然，他只考虑破坏而不考虑建设。所以拉姆斯菲尔德，只是个麦克阿瑟式的军人，而不是政治家。而小布什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军人，这两个人结合是性格相投，而这种性格的人群管理国家，只会给国家带来东条英机式的灾难。所以我说上次如果克里上台，可能对美国更好一点。国家外交有两忌：一怕傻，二怕愣。但在这二者间，后者对国家的损害最大。克里这人不算聪明，但不致犯大错。小布什这人，既傻又楞，争强好胜，靠拳头思考，不要说第三世界，就连其盟友欧洲也得罪了。美国则在小布什的折腾下国力不敢说在下降，至少其战略管理能力则急剧下滑。小布什的作为已让鲍威尔失望，如让斯大林看到，只会窃喜；如让丘吉尔看了，只会发笑；若罗斯福、尼克松那一代领袖看了，则会失声痛哭。尼克松会说，我给美国打下的地缘政治底子，怎么让你小布什折腾完了。

看看英国是怎么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对此，尼克松在他的著作中有精彩的描述。他写道：

英国最初在19世纪初进入了海湾，以阻止海盗破坏他们的贸易。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军事力量维持了秩序，提供了保护，并解决了分布在海湾沿岸各个酋长国里的争端。

在整个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周围，英国一直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亚丁、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通常叫做“海盗海岸”的酋长国里，英国是酋长们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联系。他们用机智、彻底和强硬手腕来执行他们的任务。1934年，在一场保卫他们的亚丁港的运动中，英国人利用奉承、贿赂和周密策划的显示武力的作法，同现在叫作南也门的内陆的各位统治者缔结了不下1400项“和平条约”。正是在英国的保护伞下，巨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寻找石油的努力中开始在这个地区进行勘探。

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国的内湖”。[83]

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治理世界的能力大为惊叹：他在日记中借评价丘吉尔表达对英国人及其地缘政治思想的赞赏，他说： 丘氏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萨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实所罕见。（1943年11月24日）[84]

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得窥一斑；而亚、非二洲之回教国民，皆使之服从听命，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惊叹。（1943年11月30日）[85]

英国人的逻辑是实力逻辑，但是正如基辛格所说“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86]这里基辛格说的“合理的安排”就是国家进行世界治理的和平理念和实现这种理念的方法。英国人治理世界的方法是分而治之，是靠国家间的均势制衡。如不能制衡，那也要从大版图国家中分裂出小国来制造这种均势制衡。对此，基辛格有过很精辟的理论总结，他大《大外交》一书中这样写道：

“光荣孤立”并未阻止英国针对特殊事件与他国临时结盟。英国为海权国家，缺少大规模常备陆军，偶而会需要与某一欧陆盟国合作，但它总是宁愿事到临头才选择合作的对象。每逢这种时刻，英国领袖们均能表现出不计前嫌的弹性。[87]

当然与英国短暂结盟的各国也各有其目标，通常都是为了扩大在欧洲的影响力或疆域。一旦其作为超出英国认为恰当的限度，英国便会转向或组织为维持均势而对抗旧盟友的新联盟。这般铁面无私，坚决以自我为中心的作风，为英国赢得了“老奸巨滑的英国”之喻。这种外交形态或许称不上如何崇高，但确实保持了欧洲的和平，尤其是在梅特涅的体制的边缘逐渐出现破绽后。[88]

而现在的美国小布什政府则是正在用枪杆子消除美国老政治家们在阿拉伯世界制造出的有利于美国的地缘均势安排，结果打出了一个更加统一和更加反美的阿拉伯世界。这次打伊拉克，伊朗方面反应不是很激烈，为什么？伊拉克的什叶派上台了，这何乐不为。打塔利班，伊朗、俄国当然不反对，因为塔利班与伊朗和俄国作对。最后在阿富汗是俄国人控制的北方联盟上台。在这场世纪初的战略博弈中，小布什成为他国的战略清道夫。

强国的标志不在其富有，也不在其武备精良，而在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低。大宋灭亡，不在不富，不在良将不广；苏联之亡，不在其武备不强，也不在人才不多，而在于国家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及由此产生的战略管理能力的整体下降。苏联极强，但出了戈尔巴乔夫，这是一个极简单的人，苏联都解体了他还乐呵呵地去采访布什。老布什接见了他，他以为他是一个名记者。他把自己始终定位在“名人”而非政治家上。好出风头爱打扮，是失败型政治人物的致命通病。

十一、在传统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总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的经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在历史上有好几次化险为夷。八国联军进来之后，中国差点被解体了，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给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结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升并接近统一中国；20世纪40年代，日本已将中国分裂成几个傀儡“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出了个赳赳武夫东条英机，打了珍珠港，迫使日本两面作战，结果在中国和美国的夹击下，日本全面失败，台湾回归中国。1999年，李登辉起来弄“两国论”，结果台湾大地震，把李登辉震得锐气大挫。2001年小布什上来后又说中国是潜在的对手，结果来了个“9•11”。小布什见红布就冲，挥师直奔中东，并深陷伊拉克不能自拔。[89]

中国曾领世界文明之先。在中世纪，中国是世界文明巅峰。近代运势西渐，从阿拉伯半岛到意大利，经西班牙到荷兰和英国，最后到美国。从20世纪末，这种运势又开始从美国向太平洋西岸移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新世纪伊始，这种移动速度与美国衰落的速度同步加快。好在中国曾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文化布局的底蕴还在，华夏文明在东亚仍在延续，毛泽东思想还在中国发展。如果在传统的基础上能够批判性地吸收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中的优秀成分，那么，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的伟大复兴就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业。

现在美国人说“中国威胁”。

但我们不要忘了，“美国威胁”论也曾是欧洲人赠给19世纪正在崛起的美国人的“桂冠”。

不仅如此，诸如威胁论、文明冲突、邪恶轴心之类的妖魔化“罪名”，美国在历史上都曾担戴过。

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欧洲人用类似中国的金石学的方法来论证北美人种不行，说人到了美国三四年后，智商退化，个子减低。有一件趣事。当时有法国人写这种书，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请《两个印度的历史》的作者雷纳尔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也带了同等数量的美国学者。他先让那个雷纳尔大谈一通美国人种怎么不行，为什么欧洲人到了美洲个子就要变低，人种就要退化。讲完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作者。雷纳尔笑笑，很尴尬。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出现了“文明冲突论”，讲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和罗马拉丁文明的冲突。有一本《泛拉丁主义——南方邦联和法国结盟的必要》小册子，全书的首页就提出三种文明的冲突：“三种力量、势力和文明在当今得以发展并试图瓜分世界，这就是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高卢—拉丁主义”。[90]法国是罗马拉丁文明的代表，英国和美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代表。美国被认为代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不好的方面。

有意思的是，当年欧洲人这种对美国人的攻击还掺加了类似今天小布什政府攻击东方国家的所谓“邪恶轴心”内容。说林肯和俄国沙皇合作，形成了世界邪恶轴心，因为当时俄国人支持林肯北方统一南方。欧洲人认为俄国沙皇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和他结合是邪恶的。1863年，沙俄海军对美国北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访问，以示对林肯政府的支持。“俄国人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的热情欢迎和招待。全国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国人。1866年，沙皇在一次暗杀阴谋中幸免于难，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专门决议，向沙皇表示慰问”。[91]这引起了欧洲人的指责。1863年6月19日，《美国邦联国的真实情况》一书的作者德莱昂在致本杰明的信认为“林肯与沙皇专制主义相互表现出来的友好让整个欧洲吃惊”[92]，法国《祖国报》有意将林肯与沙皇作为两个邪恶“轴心”并列一起，认为“北方联邦是美国反叛各州的刽子手，沙皇俄国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刽子手。”[93]1867年4月9日，美国参议院以372:的表决结果批准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94]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开始崛起。到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占领古巴和菲律宾。这时欧洲又出现“美国威胁论”。1899年有一个叫奥克塔夫·诺埃尔的人写了一本名叫《美国祸害》的书，认为：美国“朝着全球干涉主义刚刚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马尼拉的则是一大步”。 菲律宾只不过是“吸引美国的远东贸易的钥匙”。美国“对旧大陆一直怀有很深的的敌意”，这种敌意如今终于爆发出来了。与欧洲对抗在所难免。“在全球的各个地方，美国不久将必然与欧洲发生冲突。”作者认为全书内容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世界属于美国人”[95]。

美国也是这么被歪曲和被妖魔化过来的，欧洲人也曾将美国说成“邪恶”轴心，当时美国不也是与什么文明“冲突”的一方吗？这就说明，美国现在的“文明冲突论”、“邪恶轴心论”和“中国威胁论”，都是在英国人、欧洲人曾用于美国人的说法翻板。这对具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而言，没有新意；对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而言，这是在变相表达美国妒忌中国的心理。偏见和谩骂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美国在欧洲人的嘲笑、挖苦、谩骂、偏见和遏制中愈挫愈奋，强力崛起：从一个受压迫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地区性，继而世界性的大国。从一个所谓“邪恶轴心”变成了所谓的“民主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

现在，美国人担心中国崛起后最终也会称霸。

其实，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打败美国后就已经崛起，但事实是至少新中国发展五十多年迄今也没称霸，没有在海外占领他国尺寸土地。欧洲人当时也是怕美国称霸，因而压迫美国。现在美国以同样方式压迫中国和亚洲。欧洲压迫美国不仅没压出名堂，反而还压出一个曾经是美丽而坚强的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是在压迫中成长的。难道美国压迫中国就能压出美国期望的结果吗？显然不能，结果一定是与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一样，压出一个和谐美丽的中国。与其这样，美国为什么不与中国早作合作呢。如果欧洲人早一点跟美国合作，也不至于是今天这个样。与古罗马的命运大体一一致，美国崛起是被逼出来的，但美国的霸权却是自找的。自从美国称霸世界，美国就不美了。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96]世界还是多元的、和谐的，你美国不能逼人太甚呀。你老打压别人的文明，这种文明反弹过来就会打倒你自已。“9·11”就是这种反弹的表现之一。 那么，如果继续这样打压中国，中美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

其实，世界大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有核国家冲突的可能性更小。它们接手的基本方式是间接的。冷战几十年，世界冲突不断，但苏联美国之间没直接打过仗。它们到处冲突，但都是间接的。朝鲜战争，名义上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国军队为主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国土上的间接较量。中美未来也是这样。如果大国直接冲突，必然带来不可控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中美冲突”不准确。我更喜欢用“搏弈”来表达大国间的矛盾。中美之间有巨大的搏弈，但短期内不会是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双方都是有核国家。核武器出现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大国之间、有核国家之间不易直接冲突。除非遇上极不明智的领导人，或东条英机式的二愣子内阁政府。美国在与中国搏弈中的东亚代理人就是日本极右势力和李登辉、陈水扁之流的“台独势力”。所以说，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存在的，但不是直接冲突的。20世纪初日本与中国冲突，美国绥靖日本。将日本放出来，叫亚洲人自己掐，掐到最后，谁赢了美国就跟谁好。最后日本赢了，美国就跟它好了。但是日本多走一步，打了美国，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美国交朋友的规律是，你只有成为美国打不败的对手，美国才和你交朋友。你要是跟着它，巴结它，它随时可以把你抛弃。所以，战略上说，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毛泽东就是这样与美国人交上朋友的。美国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这个定位就比较准确。你是条汉子，美国就跟你交朋友；不然它会随时踹掉你。

世界秩序多是强强合作，强弱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地位，何谈“合作”。1945年蒋经国代表国民党政府去与斯大林谈外蒙问题。蒋经国表示不同意外蒙“独立”，并请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失去外蒙的心情。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97]

新崛起的国家，初期都要遭受不止一次的强国的围剿。美国、苏联和中国都是这样。美国把新中国打不下来，就找毛泽东合作；蒋介石跟它那么紧，反被美国给踹了。还有日本，都跟得紧，也遭美国踹过。前阵日本“入常”的事，美国都表态支持了，到最后又不支持，说翻脸就翻脸，日本一点没招。美国对跟得紧的国家不在乎。中国要是跟得太紧，肯定是要吃亏的，适度地还得斗争。你退让得太厉害，它就欺负你。在中美关系上，中国的底线是台海统一。

美国现在说“中国威胁”、“文明冲突”，这不是新鲜事。这些说明中国在崛起。不崛起谁还说你“威胁”？这与当时美国崛起时的经历一样。今天你美国不要把自己经历过的屈辱再撒在亚洲人身上，这不厚道。这样的结果也会与欧洲逼出一个强大的美国一样，你美国也会逼出一个强大的中国。在承认世界多元并尊重中国利益基础上，实现美国与中国合作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不称霸”思想，并且认为这个思想是未来中国治理世界理论中的极重要的部分。中国永远不要走霸权主义道路。如果美国真逼出中国霸权来，那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世界霸权是与整个世界结怨的事，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如果一个国家到了“千夫所指”的田地，那就无可救药了。中国应该是与亚洲各国相互依存的地区性的大国，因为世界太大了，谁也管不过来。大国多分担一些责任，大家合作，是理性的道路。中国别说力量铺张到世界，就是铺张到整个亚洲，也没什么好处，东条英机时的日本已是前车之鉴。国力不能透支。中国应该是东亚的大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台海统一。这是中国的定位。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要是硬对大陆这样施压，对台湾不好，对美国也不好。

前阵美国人米尔斯海默提出所谓“修正主义”学说，预测凡是处于上升期的国家都会挑战原有霸主和现存国际秩序，他不但有理论，还有历史实证，如德国和日本。[98]这可能是“中国威胁论”挥之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只是美国人在自画自说，不一定是规律。新崛起的国家一定会反霸，这没错，但不一定都要称霸。俾斯麦德国崛起后坚决“不称霸”，我们知道他是在是否进行世界扩张的问题上与威廉二世分道扬镳的；中国在毛泽东、邓小平时期早已崛起，但至今也没有扩张。德国人和东方人思维相似点在于知道规定即肯定的道理，知道存在是有限性的，知道无限扩张无异于自掘坟墓。米尔斯海默不懂，小布什不懂，难道别人都不懂吗？美国人也不问问，为什么毛泽东告诫中国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什么邓小平为中国定位不是世界大国而是“中等发达国家”。美国人难道没有感到这里潜藏着与俾斯麦思想相通的外交智慧吗？

美国不能通吃天下。它亚洲的事管不完，亚洲是亚洲人的家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中国的发展是亚洲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前50年针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后50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中美合作实现了亚洲和平的历史证明，美国只有和中国交朋友，才能解决亚洲的事情。小布什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十分幼稚的。换一个理智的政府，美国现行政策可能就要调整了。美国没那么大的力量管世界，要有几个地区性大国作朋友，它跟这几个大国交朋友，就是和这个地区交朋友。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把世界上的事情管完。

今天的中国也在经历着与昨天美国相似的历史进程。与昨天的欧洲人之于美国人一样，今天美国人面对的也是一个正在崛起并也负有反对国家分裂任务的中国。同样，美国人也重复昨天欧洲人的腔调：一会是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一会是“中国威胁”，新世纪初美国小布什政府还将中国列为“邪恶国家”和“潜在对手”。这些都能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美国一样，正在骂声中崛起；其结果也一定与昨天的美国一样，中国将从美国右翼眼中的“邪恶”国家成长为世界人民心中的“民主、文明、富强”并且是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国家。

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国家，一定要有成熟的治理世界的理论。基于实力逻辑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学说及其大国制衡理论，是近现代国家，尤其像英美这样的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英国人在开辟工业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也相应获得了治理世界的经验。美国人在与英国博弈并从英国人手中接棒的同时，也学会并成功运用了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法国的黎塞留、拿破仑，德国的俾斯麦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高手，而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马汉、富兰克林·罗斯福、马歇尔、尼克松、基辛格等，都是娴熟运用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大师。

天道无情，人世沧桑。进入21世纪并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担当传承世界文明责任并必将再次恢复其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批判性地总结近现代大国博弈及其世界治理的经验，学习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从全球视野理解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够体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未来的中国是一种有益且必需的思想预备。

注释：

[1]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5月31日下午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立足国情，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来源：“胡锦涛：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3435351.htm。

[2] 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参见：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

[3]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页。

[4]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5]“中国对全球GDP贡献率15％”，http://news.sohu.com/20040920/n222124515.shtml。

[6] “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7]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8] 资料来源：“煤炭大省山西近1／7地面‘悬空’”，2005年8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3410011.htm。

[9]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要理解饥饿，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他认为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在于供给不足而在于穷人的“粮食权利”失败。他说“粮食权利所反映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支配的最大粮食数量，实际消费量可能小于这一数量”，“一个人之所以挨饿，要么是因为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要么是因为他拒绝使用这种能力。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所重视的是前者发生的可能性，而不考虑后者发生的可能性”。（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著：《贫困与饥荒》（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31、61页。）

[10] 王均伟：“陈毅元帅的豪气”，《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第89页。

[11]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12] [法兰克]艾因哈德、圣高尔修道院僧侣著：《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3] 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几百个邦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参见申漳：《简明科学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14] 19世纪末，美国大学生数量已超过欧洲。1930年，美国工业实验室达到1650个，科技人员增加到34000人，政府科研经费达到7000万美元。二战爆发前，美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欧洲。1931-1940年美国占同期世界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数的26%，高于英法，略低德国；1941-1978年，美国占50％左右，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参见孙汉文主编：《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5]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9页。

[16]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发给中央、彭德怀、邓小平等同志的电文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前占领全藏。”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6页。

[17] 潘尼迦著，龙应明译：《印度大使使华秘录》[香港]文宗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9页。

[18]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

[19]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页。

[20] 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Leaders)，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21] 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22] 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23]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24]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61页。

[25]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9月16日，发表了双方谈判的中苏公报，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规定：根据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于1952年底移交完毕。12月31日，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议定书签字仪式在哈尔滨举行，并发表了公告。中国长春铁路的中苏共管历史宣告结束。中央铁道部把原来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改为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应中国要求，中苏两国外长双方还签署并公布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规定：延长苏军从中国旅顺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和苏联同日本获致和约时为止。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苏联军队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还中国。当时公报指出，两国鉴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两国已经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这项议定。后来公报内容于1955年5月25日实现。

[26]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28]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页。

[29] [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30]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31] “袁隆平的科学动力：不爱国就不能成为科学家”，http://news3.xinhuanet.com/polit ... content_5117810.htm。

[32]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

[33]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8、907页。

[34]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页。

[35]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260页。

[36]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2页。

[37]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6页。

[38] [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39]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2页。

[40]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41]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42]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43] 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44]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5-617页。

[45]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1-742页。

[46]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2页。

[47]〔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页。

[48] Donal W. White: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 The Comosing Room of Michigan,Inc., 1996, P.46.

[49]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50] 转引自[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51] 熊伟民：《权利的考验——乔治·C·马歇尔传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52]新华社东京2005年6月22日电（记者吴谷丰）。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22日再次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森冈当天上午在超党派“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上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什么样的审判（值得疑问），战争是双方都作了坏事。只有战胜国正确，而战败国不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说，在被占领下（日本）实行了严厉的言论控制，被贴上了那场战争只有日本不好的标签。他还强烈要求小泉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当天通过了支持小泉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决议，并表示反对对甲级战犯进行分祭和建设新的追悼设施。来源：“日本政府高官再次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果”，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488512.html。

中新网2005年6月22日电。据法新社报道，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今天声称，他觉得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没有必要屈服于中国与韩国要其停止参拜的压力。“小泉声称不会屈服中韩要其停止参拜的压力”，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488863.html。

2005年6月27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赴塞班岛，为二战期间在该岛丧生的4万余名日军和1万余名平民“慰灵”，这将是二战结束60年来，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战阵亡日军及平民。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天皇和皇后将在塞班岛访问两天，期间，二人将首先前往二战期间日军及日本平民拒降投海自尽的两处海边悬崖默哀，然后访问日本在塞班岛建设的“中部太平洋牺牲者之碑”，该碑纪念在塞班岛战役中丧生的所有军民。日本政府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亚洲各地建设了十余个这样的纪念碑。最后，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后还将访问专为在塞班岛阵亡的5000余名美军和1000余名在战争中丧生的岛民设置的纪念碑。报道说，这是日本天皇首次以“慰灵”，而不是以“友好亲善”为目的出访海外。日本天皇皇后曾于1995年二战结束50年之际在日本本土的广岛、长崎和冲绳进行“慰灵之旅”，而此次则将“慰灵之旅”延长到了海外。来源：“日本天皇今首赴海外塞班岛祭拜二战阵亡日军”，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498363.html。

[53] 1868年起开始明治维新。政府“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54] 关于《马关条约》第二款详细内容，参见：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55]参见：“英日第一次同盟条约”，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56] 参见：“英日第二次同盟条约”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页。

[57] [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58] 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497－498页。

[59] 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500-506页。

[60] “丘吉尔莫斯科访问停留八天。他草拟了一份势力范围图，递给斯大林。他以百分比法划分势力范围，譬如，英国可以获得百分之九十的希腊，苏联可以获得百分之九十的罗马尼亚和百分之七十的保加利亚；至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五五对分。斯大林当场二话不说，立即同意——不过莫洛托夫则追着和艾登交涉，削弱英国人的百分比，让苏联在每一个东欧国家所占的百分比都略占上风，只有匈牙利例外。”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另外，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阅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6卷（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页。

[61]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62] 对此拿破仑自己说得明白：“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63]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6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联合国改革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协议会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2005年4月28日称，“美国强烈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明美国支持日本“入常”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入常”的态度曾经过几次变化。美国曾表示反对为联合国改革设时限，一度为日本“入常”泼了冷水，但此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金·霍尔姆斯就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发表声明，不反对安南秘书长做出的九月底达成共识的建议，称这是美国政府的方针。

（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362046.html。）

[65] “美国表示将在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站在日本一边”，http://news.sina.com.cn/w/2004-12-15/13254531389s.shtml。

[66] “布什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普京反驳历史修正观”，http://news.sdinfo.net/72341268037894144/20050510/1361614.shtml。

[67] 这在1876年2月26日签定的《日韩江华条约》，1895年4月17日签定的《中日马关条约》，1905年11月17日签定的《日韩协约》，1902年1月30日签定的《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等文件中，均为首条条款。

[68]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页。

[6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70] 日本和美国政府自1997年签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来，日本就一直希望通过修改相关内容来实现自己新政治和军事企图。为这次修改，日本和美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接触。1999年5月24日，日本政府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周边事态法案》和《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根据这三项法案，如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日本自卫队就可以配合美军作战，向美军提供除作战现场之外的一切支援；自卫队的舰艇和战机可以自由派出日本，“救护”和“寻找”在国外的日本人，救护美军伤员并寻找美军失散人员；日本政府也能够随心所欲地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向美军提供各种后方援助。这为日本政府向海外派兵扫清了法律障碍。来源：“‘日美防卫’首提台海 遏制中国竟成共同战略”，http://news.163.com/05/0201/11/1BGJ78DD0001121Q.html。

[71] “钓鱼岛列屿”提法出自鞠德源著：《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

[72]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0月26日报道，李登辉25日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因为那一年大陆在海底发现了石油。他还批评台“行政院长”游锡堃指钓鱼岛属于台湾宜兰县，是不懂历史。

[73]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74] 对此，连蒋介石也看得明白，1938年11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死即生，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75] 日本保守势力代言人的《读卖新闻》会长渡边恒雄：“小泉这个人不懂历史、哲学，不学习，没文化……因为无知，他才会说出‘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这样傻乎乎的话。”张莉霞：“日媒体老总说小泉没文化”，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4137935.html。

[76]“不妨大致地搁置历史”，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523。

[77]“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486。

[78]“美总统布什攀登长城超越尼克松总统纪录”，http://www.2118.com.cn/news/2002/02/23/105.htm。

[79]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在2005年9月9日播放的一个电视访问节目中说，他在联合国提出的美国入侵伊拉克理由的讲话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鲍威尔在2003年2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讲话中，强烈地提出了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提供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其中包括卫星拍摄的卡车。鲍威尔将这种卡车说成是伊拉克的移动生化武器实验室。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在伊拉克境内进行了搜寻，但并未找到任何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鲍威尔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采访中说，在我个人历史上，这是个“污点”。他说，“我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提出这一理由的人，这永远是我历史的一部分，那是令人痛心的，现在还感到痛心。”来源：“鲍威尔承认美国侵伊时曾经说谎 称之为历史污点”，http://news.sohu.com/20050909/n226913574.shtml。

[80]来源：“布什发表第二份国家安全报告 视伊朗为最大威胁重申‘先发制人’战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4208559.html。

[81] 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二轮辩论于当地时间10月8日晚举行，就在选情正酣之际，网上流传总统布什在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违反规定，配戴遥控收音装置，即场收听政治顾问罗夫的教路。学者指这项指控是今次大选最严重的阴谋论，并称这些传言反映今次大选已令美国民众严重分化。网上传言甚至声称，总统布什在较早时已开始利用这个出猫系统，让经常失言的布什可顺利化解即场演讲的难关。 其中一项有力证据就是在布什于6月到法国参加诺曼第登陆日纪念活动时，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在布什演讲时似乎接收到另一个人的声音。来源：“惊人消息：布什总统辩论时作弊，被电视台和网民发现”，博讯2004年10月10日。

[82] 鲍威尔曾透露，早在2002年8月，他就针对这个问题提醒过布什总统：伊拉克问题的核心不是如何打赢这场战争，而是战争结束后如何重建国家。鲍威尔形象地用高脚杯作比喻。美军攻打伊拉克，取得胜利不成问题，伊拉克就像一个高脚杯，摔碎它很容易，问题是碎片如何收拾。来源：“鲍威尔辞职后首次开腔 承认与拉姆斯菲尔德不和”，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2/26/content_2622533.htm。

[83] 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页。

 

[84]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685页。

[85]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688页。

[86]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87]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88]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89] 2008年4月，西方联合起来在西藏问题上刁难中国，结果到年底整个西方世界发生自1929年以来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其中，美国经济受伤最重。

[90]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91]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92]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93]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94]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95]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96]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8页。

[97]梁之彦 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98]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