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节。教会布道的题目照例与怎样做父亲有关。孩子们也献了诗，给所有做父亲的分发了小礼物。会后，大家也都在互道父亲节快乐。这时候看见一个我很尊敬的弟兄。他是小城一个大学的正教授，平素为人极其谦和。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正和他聊着，他太太，一位我很敬重的姊妹，指着他问我，“你看出什么来了没有？” 我这才发现这位大教授兼系主任花白的短发被染成了紫色。我想都不想，“是小女儿吧？” “正是。” 我又加了一句，这才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三人一起大笑，各自散去。
我这个恶人也是有恶人磨的。恶人就是小女儿。
当初妻子怀上小家伙的时候，我正在车城作博士后。没有正式绿卡，薪水也不高，也就比联邦公布的贫困标准高一点。妻子刚刚靠我的I-140获准后的工卡开始做护士。由于我们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几乎没有人不劝我们流掉这个孩子的，包括我的亲人。好在善良的妻在教会一位师母的鼓励下决定辞掉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全心养育几个孩子，包括还在腹中的胎儿。同时复习考医生资格证书。 九一一以后，我接到几个住院医面试的邀请，有我后面去的纽约的这个很知名的地方和我后面没进去了的一个藤校。当时小家伙在妈妈的肚子里已经六七个月了。妻决定全家一起去纽约，觉得那将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纽约。就这样，我和妻轮流开车，从车城开到纽约。小家伙也就随着我们颠簸了一路。入住曼哈顿的一个旅馆后，没曾想晚上有老鼠，妻几乎一夜没睡，小家伙也就顺带被折腾了一宿。第二天面试完，我们北上去那个藤校。第三天晚上才回到家中。
磨人的事情还多呢。小家伙四个月的时候，我们搬到了纽约，住在法拉盛靠皇后学院的一处三楼的公寓，一住就是五年。小家伙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会磨人。先是不肯走路。满地地爬，爬得很快，就是不肯站起来。好不容易会走了，小家伙不肯讲话。快两岁了，还只能“嗯嗯”。我一个作过两年儿科住院医的师妹建议我们带她去看language pathologist。和妻商量后，决定等到两岁生日再说。结果，两岁生日一过，小家伙开始说话。
小家伙学会说话后，最先被磨的成天在家的妈妈。那时我告诉妻，不能再让小家伙用奶瓶。要喝牛奶，就倒在杯子里喝。为这事还和心软的妻吵了好几次。没多久，我回家时，小家伙得意地告诉我说：“爹地，你看，我用杯子喝牛奶。” 不用说，我高兴极了，以为我的严格要求起了作用。没想到妻在旁边气的直喘。“你这小家伙，老爹回来前你怎么说的？嗯？你说你不是姐姐，不是哥哥，你是baby，只能用奶瓶。怎么老爹一回来就长大了？”后来我偶而早下班会发现她坐在窗台上。远远地看见我，小家伙开心地向我招手，我却浑身冒冷汗，那可是三楼。后来搬到小城，买了房子，我和妻经常从窗户爬到车库顶上做一些清理的事。一次听妻说，小家伙也学我们，从窗户爬到房顶上，坐在那里，若有所思的样子，把她妈妈吓的够呛。
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心眼也一天天地多，也就越来越磨人。有时我刚倒上一杯牛奶，一转身，就听见身后一阵没忍住的笑。回头一看，杯里面的牛奶已经少了一半。杯子旁边是一张特别阳光的笑脸。有时候我刚泡上一壶茶，预备看看电视。小家伙走过来，娇娇地喊一声爹地，然后满脸坏笑，摸一摸我的紫砂壶，“好烫，嘻嘻。” 然后坐在我腿上，和我一起看电视。过一会，再摸一摸壶。如果我没听到她说话，那我的茶一定是没了。周末或不上班的时候，我喜欢煮面条做早餐。只要她起来了，吃完了她自己的cereal，很多时候她会走到我身边，脸上堆着坏笑。甜甜地一声爹地，我马上骨头也酥了，脑子也晕了。等我反应过来，筷子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到后来我学乖了，看见她一笑，我自动把筷子递过去，把腿伸过去，她也就不客气地拿过筷子，再把我的碗拖过去，然后坐在我腿上，冲我笑笑。然后面里煮的一个鸡蛋就消失了。
到了晚上，她有时会走进我的房间，还是老套路，只要一笑，加或不加让我酥透的爹地，我都会老老实实地睡到地下室去。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恶狠狠地跟她说，“我再熬十年，然后我就送你去读阿拉斯加大学。”
“为什么？” 小家伙问。“那样就没人抢我的鸡蛋，喝我的茶，还坐我腿上，你知不知道你多重。还睡我的床，把我赶去地下室睡觉。” 我理直气壮地说。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上康奈尔。”“那我去阿拉斯加。”
“那我就去阿拉斯加大学。” 说到这里，我明白了。我是赢不了的。太太在旁边看着我们俩拌嘴，十分得意，仿佛在说：
“恶人自有恶人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