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00年前后)

 

        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话一点没错。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就不用说了，去那里淘金的中国人远从19世纪就开始了，甚至 更早。但是在乌干达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也能发现中国人的身影，才更能证明前面那句话的正确性。80年代以后，国门渐开，大量国人涌向世界各地，连乌干达也 不例外。
　　
　　 在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市中心，有一间名叫“芳芳”的中国餐馆，是当地仅有的几家高级餐馆之一。芳芳餐馆经营有方，生意很好，是乌干达的名流显贵和外国人经 常光顾的地方，还曾经获得过一个地区性奖项。餐馆老板是位来自安徽的女性，听说来乌干达已经十多年，在此之前在南非也是作餐馆生意。当地的中国人圈子里， 流传着关于她的很多传奇性的故事，虽说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很难确定，但至少可以从中感觉到，她当初创业的苦辣辛酸。其实，象她这样在海外奋斗的中国人，又何 止千千万万，几乎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拍成一部情节曲折的电影。
　　
　　 在乌干达的中国人中，大部分是国内公司驻乌干达分支机构的员工。这些公司，来自北京，江苏，浙江，辽宁，四川等省，其中包括一汽等大型国企。我并不十分了 解这些公司的具体情况，但是在乌干达生意不好做是肯定的。拿一汽来说，我在那里6个月的时间，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只见过一辆解放卡车行 驶在坎帕拉的街上，反倒是日本的旧车满大街都是。写到这里说点题外话，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日本丰田汽车有句很有名的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 田车。”现在看来，这话不是在吹牛。同样是汽车大国的美国，德国和法国出产的汽车，只能在发达国家或富裕地区（中东石油国家，东亚地区）看到。而象东南 亚，非洲，拉美地区，路上跑的绝大部分是日本车。究其原因，除了便宜，耐用和省油以外，日本人很注意旧车的二次销售，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坎帕拉街上跑 的日本车，没有一辆是新的，而且其中大部分来自日本本土。这样一来，就最大限度地把每辆车可能产生的利润榨得干干净净。虽然我痛恨日本人，但却不得不佩服 他们的精明。
　　
　　 除了上面说的公司职员以外，其他在乌干达的中国人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个体户了，我在那里的时候人数大约有100左右。从我接触的几位情况来看，他们来乌干 达之前并不了解这里的市场情况，只是凭借来自各种渠道的有限信息，决定来乌干达闯一闯。来了以后才发现情况和当初的想象相差很大，但也只好勉力支撑下去。 他们当中，也有搞得不错的，但是心里并不轻松，因为在乌干达，所有外国人都被当地人认为是有钱人，是劫匪最关注的目标。我的上司康斯坦丝的住处，就曾被劫 匪光临过，幸运的是仅仅丢了些东西，没有伤人；南京公司驻乌干达的办事处，也曾遭一伙持枪歹徒入室行劫，不仅东西被枪，还发生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后来，同 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接替我在乌干达工作的同事身上，幸好他也仅是损失了东西，没有受伤。
　　
　　 在我认识的中国个体户里，有个老陈，经历比较特殊。他老家在四川，来乌干达时还是个体户，后来找了个当地女子结了婚，定居下来。现在和老婆一起开了个小买 卖，日子过得还算平稳。他住的地方在乌干达绝对算是独特，是那种在中国再常见不过的6层4个单元的家属楼。一问果然不出所料，是中国帮着盖的。他说在国内 时就是住这样的房子，住在里面心里踏实。他老婆比较胖，人很和善，和他生活了这么些年，已经会说几句四川话了。他的3个孩子，个个长得很漂亮可爱。他后来 给我讲起他的故事，是我在乌干达听到过的所有故事中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可惜它太长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专门把它写出来。
　　
　　 听完他的故事，我感慨颇多。我们中国人恐怕是全世界最能吃苦的民族了，为了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境地，不辞辛劳，拼命挣钱，这是在海外的中国人留给当地人的普 遍印象。想想我自己，虽然我算不上海外的中国人，也说不上多辛苦，但是在此期间经历过的事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首先是对艾滋病的恐惧。由于工作关系，我几 乎每天都要接触艾滋病人，有时候还要接触他们的血液样品，那种“心跳的感觉”，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得到；另外就是疟疾，虽然在中国，即使它不绝迹也早已 不是什么可怕的病，但是在缺医少药的乌干达，它可是象感冒一样普通，耽误治疗绝对会致命，而我却两次染上了它。剩下的诸如两次险些被抢，以及说不定哪天会 坐上被放了炸弹的汽车，这些小事就不值一提了。而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和老陈的故事相比，绝对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谁不是这样呢？人生是需要奋斗的，奋斗是为了 获得，但如果奋斗的结果使我们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东西，这样的奋斗又有什么意义？我无法回答，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其中的一员。不知道老陈能不能看到这篇 文章，不管怎样，我要说声：老陈，多保重！
　　
　　 后来我回国在埃及转机停留期间，认识了我所住宾馆的一位中国厨师。小伙子和我五百年前是一家，人很热情，来自四川，喜欢文学，在开罗才待了一年时间。他跟 我说，平时很忙，没时间想别的，一但稍微有点空闲，就感到特别寂寞，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说着说着，这个将近一米八的大个子眼圈就有点发红，看得我心里也 酸溜溜的。想想我还算是幸运的，在乌干达至少还能和同胞在一起聊聊天。小伙子那晚有点喝多了，差点误了为晚上的一个重要宴会展示手艺。临走时他对我说，这 天晚上是他来埃及后说话最多的一次。第二天早上我走时，准备和他告个别，但他没在房间里，想必又是一大早就忙碌去了。我随手在一张纸上写了两句唐诗，算是 给他的临别赠言：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