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跟度蜜月一样，股市每天都能给你惊喜。那个时候没有涨跌停版，大伙儿随意整，经常可以看到一支几块钱的股票在一瞬间冲到十几块的事儿。那感觉，比跟女人在一起还亢奋。

每天都有钱进帐给我带来的福利是董总在证券公司旁边的一家餐馆里包了一个房间，每天中午我可以直接去吃饭。一大桌子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所以就把特大户室里的那些人挨个请去一块吃，边吃边讨论，因此使我在对证券市场的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每天都有钱进帐的坏处是，董总终于坐不住了，决定亲自来玩把大的，他跟证券公司的老板谈过之后，另外注资了5千万，证券公司给开了一个单独的包房，就叫它特特大户室吧，然后配备了单独的交易员，由董总和证券公司一位高级别经理亲自坐镇指挥几个有经验的操盘手，透支比例还是1比4，也就是总共2个亿的额度。

干什么？坐庄。

其实在我看来，股市和赌场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穿着衣服赌，一个是光着屁股赌。

我那个时候我资历尚浅，还没有资格进入那个特特大户室，只能每天继续在特大户室里有说有笑的2万、3万股的玩儿。开始心里还稍微有点不爽，觉得老董相当的不够意思，不过很快我心里的不爽就消失了，因为股市很快就崩盘了。

我大概是在600多点时入市的，为公司赚了不少钱。董总决定坐庄的时候，股市已经接近1000点，那一波行情中，股市最高冲到了1050点，而且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1200是最低的目标的时候，股市没有太多前兆地崩盘了，被彻底打回了原形，而且之后的几年也一蹶不振。任何补仓想拉低均价的努力事后被证明都是错误的，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很多股票经过一段时间的蹂躏之后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我后来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揣摩才对那个时候中国股市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个市场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众多奄奄一息的老牌国企解困，把老百姓的钱从银行里调剂出来，借给这些国企周转。这本来是符合资本流动的原则的。问题是，这些国企的领导们，他们表面上自称自己是公仆，但是实际上是企业里的土皇帝，这些钱进了企业和进了他们的腰包没有区别。我后来从事了管理咨询工作之后，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国企领导，他们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碎尸万段都不为过。几亿，十几亿老百姓的血汗钱被他们圈进腰包里之后，几年时间就给折腾个精光，拖欠着厂里职工的工资却搂着五奶、六奶、十几奶坐在澳门的赌场里大把地输钱。

国企为主导的观念决定了政策是为此而服务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这个市场很难去做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分析，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它会突然心血来潮要调控一下，哪一天又心血来潮要到你口袋里圈点钱去。这种没有相对稳定规则的游戏我实在没有勇气继续玩下去。刚好董总由于股市的崩盘陷入了很深的麻烦之中，我再继续在他的公司待下去也没有太大的意思，因此我不仅离开了他的公司，也从此离开了这个市场。

我后来几年做了很多尝试，其中包括一些跟生意和钱都无关的事，在我消停的这几年，我跟杨念还有一些联系，她后来在我的规劝下去了一所大专里学习了2年，然后进入了一家很大的电子设备公司做销售。做销售，杨念的优势还是很明显地，大把大把肥头大耳，脸上冒油的国企领导们喜欢和她这样的漂亮小姑娘做生意，所以杨念很快就成为了该公司东三省的区域销售经理。

杨念的经历让我时常想起一首歌的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宋颂后来几年则经历了大起大落。首先是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因为他认识的一些金融机构的领导们被相继请进了反贪局，加上国家后来几年一直在收紧银根，向银行借钱的手续越来越繁琐，条件越来越高；其次，由于那些金融机构领导的落马，宋颂也因为行贿被牵扯进去。

宋颂第二次去了他的人生“大学” 。不过他还是很舒服，因为公司的架子大，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宋颂的“骆驼”招呼几个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还是分分钟、秒秒钟。所以他不仅能够遥控外面，而且还可以经常直接在干部们的陪同下回到外面。当然理由是需要的，不过都是编的。

宋颂在监狱里待了一段之后就保外就医出来了，以后就沾上了毒瘾，从此人生彻底毁了，后来在使用不纯的毒品时，心脏猝死。没有人要求进行尸检去调查他真正的死因，因此在毒品里掺假的毒贩也不知道，由于他的唯利是图，一条曾经辉煌的生命就这样永远的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个为此而心碎的女人。

我听到宋颂的死讯已经是很久以后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了我们过去在大学里一起扎染衣服出去卖的场景，然后是他匍匐着爬进别人的菜园偷回来几棵白菜跟我一起涮火锅。

宋颂其实多次主动进过戒毒所，我也曾经多次提供过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毒品这个东西，你如果不彻底脱离那个环境，基本就没有人能戒掉，宋颂最终没有成为真正的强者，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几乎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都已经对他彻底失望了，所以死对于他而言，未必不是一个解脱。

只是可怜的朱雁，变得一无所有，从此远走他乡，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