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早期的历史中，有这样一位高级将领，被张国焘称为“游击天才”，却被刘伯承称为“山大王”式的领导；被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大力称许，却被红一方面军将领作为反面典型......他就是曾任红四方面军３１军军长余天云。这位当时的青年高级将领，在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却纵身跳下滚滚的大金川。自此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死因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彭德怀元帅说他是被刘伯承的教条主义害死的，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中将称其是被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害死的，张国焘称是余天云身上的毛病把他自己逼上了绝路。孰是孰非，让我们用事实来拨开这团历史的迷雾。
辉煌的战功
余天云是湖北红安县七里大余家人，１９０６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父母早逝，跟随叔父生活，靠学做裁缝维持生计。黄安农民运动兴起后，他加入了农民协会，对地主豪绅展开坚决的斗争。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潘忠汝、吴光浩等人领导发动了黄(安)麻(城)起义，身为农协会员的余天云积极参加，和他同时参加这次起义的还有李先念、王树声、詹才芳、陈再道等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而且在此后的革命征途中，他们或成了领导与部属，或成了生死搭档。１９２８年，余天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短短四年内，就由一名普通战士，成了红四军一名主力营营长。他参加了鄂豫皖的历次反“围剿”作战，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黄安战役中，他带领全营出色完成了打击援敌和突击攻城的任务，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赏识。
１９３２年３月,因为战功突出，余天云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１２师３６团团长，他的师长是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陈赓，余天云的成名之战就在这一时期。在任团长期间，余天云率部先后参加了苏家埠战役和潢川战役。同年１０月，随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途中在枣阳、新集、漫川关遭强敌围追堵截，他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为部队开辟通道。在进入川陕后的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作战中，他创造了一个传奇，他率领红３６团以一团之众在曾口场、兰草渡、杀牛坪抵挡住了敌军一个师的围攻，而且接连重创敌军。在杀牛坪，他率两个连打退敌一个多旅的轮番进攻，激战三昼夜，歼敌１５００余人，阵地屹然未动。这一时期和他同在12师任团长的还有３４团团长许世友。据胡奇才中将回忆：性格张扬、打仗勇猛、喝酒海量的许世友，无论在脾气还是在酒量上，都畏惧余天云三分。余天云的作战能力可见一斑。
余天云被所有红四方面军高层所赏识的是在柳林河战役中。据张国焘的贴身警卫何福圣回忆：为避免和强敌决战，红军在苏区的地盘上和敌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终于被敌人前堵后追，爆发了一场大血战。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战斗的激烈程度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也感到惊讶。陈赓师长当时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战斗都更为猛烈；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红四方面军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８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有一股敌人来势凶猛，突破了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冲来。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都在指挥所里，如果被敌人俘去后果不堪设想，而整个指挥所的战斗人员不足１００人。敌人已近在咫尺，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也都拔枪向敌人射击，参谋人员已经开始烧毁文件，徐向前就是这一刻左肩骨被子弹击穿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位于总指挥部左侧的余天云虽未接到援救总部的命令，发现情况不对后，亲自率人火速赶来救援，经过一天的撕杀，才使指挥所转危为安。
这一时期，有三个因素促使了余天云迎来自己人生中的辉煌时刻：一是张国焘等人在根据地大搞肃反运动，许继慎、曾中生、吴光浩等著名将领都被张国焘要么杀掉了，要么弃之不用，为余天云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条件；二是１９３３年６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木门地区召开木门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四个师扩编为４个军，编制的扩大也为余天云的擢升提供了条件；三是张国焘等人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在选拨干部时注重从农民和无产阶级中选择，贫农身份的余天云文化程度不高，头脑简单，作战勇敢，对党(也就是对张国焘)忠心耿耿，是张国焘特别喜欢的干部。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特别是柳林河一役中的出色表现，余天云完成了他人生当中最重大的一次飞跃。据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回忆，余天云直接由团长提拨为红四方面军第３０军军长，年仅２７岁。当时和他共事的都是一些建国以后的名人：他的搭档－－３０军政委，是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为军长的，是建国以后被授予上将的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等人；他的部属中，时任８８师政委的王建安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８９师政委的杜义德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９０师政委的程世才被授予中将军衔，等等。１９３５年后余天云又改任３１军军长。
身为军长，余天云打仗还是不畏枪林弹雨，抵近指挥。为革命负伤数次，战功卓著。在反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中，他率领３０军，在３１军９３师的协助下，于黄木垭一战围歼川军１万余人。因此，在粉碎刘湘围攻之后召开的红四方面军全军政工会议上，余天云的３０军获得了三面锦旗，分别是２５６团被誉为“夜老虎”、２６３团被誉为“钢军”、２７４团被誉为“夜袭常胜军”。
自身的缺陷
余天云作为一员战将是成功的，他的指挥才能是得到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认可的。然而，从余天云走上领导岗位的那一天开始，到他牺牲以后，对于他的评价却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分化。
张国焘、陈昌浩等人把余天云称为“游击天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载：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在该书中，张国焘甚至把余天云提到了和毛泽东并列的高度，称二人都是游击天才。
以徐向前、李先念、陈再道、洪学智、许世友、王建安为代表的在建国后处于高位的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在他们后来写的回忆录当中，都尽可能地回避余天云，既不表扬他，也不批评他，呈现一种集体沉默的状态。这种沉默是对余天云流行评价的一种否定，也是对余天云曾经的战功的一种肯定。
当然红四方面军干部里面也有批评余天云的，以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代表。他曾经在一份报告中说：“余天云那时腐化浪费，思想意识一塌糊涂，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能力又差，不注意掌握政策，自己有时还破坏政策……”
当然，红四方面军将领中也有感激余天云的，替余天云打抱不平的，其中以开国中将胡奇才(曾任工程兵副司令员)、刘昌毅(曾任北海舰队司令员和济南、南京、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为代表。胡奇才在自己的回忆录《坎坷的路》中，高度称赞余天云的指挥才华，给了余天云极高的评价。刘昌毅将军称赞余天云，更多的是因为余天云是他的救命恩人。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时，余天云还曾救过后来成为共和国中将的刘昌毅一命。１９３３年６月，余天云任红四军１２师３６团团长，带领部队在巴中城郊南坎坡打仗，按张国焘的指示，部队打仗中也不忘“肃反”。有人供认２营６连指导员刘昌毅是“改组派”，政治保卫局派人把刘昌毅从战场押回后方，刘昌毅被下了枪、五花大绑地推进了禁闭室。政治保卫局在审讯刘昌毅时正要用刑－－灌辣椒水，从前线闻讯专程赶来的余天云刚好赶到，便对审讯人员说：“刘昌毅是裁缝工人出身，革命坚决，又会带兵打仗，现在敌人正在大举围攻我们，撵到家门口来了，２营杀了好几名干部，没有人指挥，请你们把他放了，他是不是改组派，打完仗就知道。”由于余天云出面力保，再加上战斗中刘昌毅英勇无畏，刘昌毅才没被当成是“改组派”，在“肃反”中幸免于难。
为什么对同一个人的评价，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余天云自身存在的缺陷。
一是作风霸道，动辄骂人，抬手就打，甚至动辄枪毙。据傅钟回忆：“跟余天云一起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一百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余天云在军队中打骂人是最标准一个。”被余天云打得最大的干部是红３０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有一次因为意见分歧，他竟然抬手就给了同为军级干部的张成台一个响亮的耳光，以致于张成台死活要求调出３０军，后来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到３１军当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过来接替他。余天云打人，不仅动手，而且有时动枪。一次部队行军，走羊肠山路，拐弯时马脚打滑，余天云被摔了下来，他不问情由，照着马夫就开了三枪，把马夫打成重伤。
二是心胸比较狭窄，连极度欣赏他的张国焘在回忆录里都说他“重权术，不择手段”。据解放后担任海军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的开国中将杜义德回忆：一次战斗中，时任３０军８９师政委的杜义德负伤后住院。出院前，他被调往３１军。知道这个消息后，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３１军，得把３０军的枪还给我。”杜义德心里清楚得很，余天云是看上他的那支２０响快慢机驳壳枪了。生性耿直的杜义德怎么可能把自己用惯了的宝贝交出去，他气呼呼地说：“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天云说：“枪是３０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这一较劲儿，杜义德火了：“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３０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但是，余天云还是让人把枪给下了，事后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１６岁参加赤卫军，１８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张国焘听后说：“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就这样，杜义德从手枪变成了长枪，被撤了职。
三是一贯瞧不起政治工作，典型的“枪杆子第一”思想。他认为只有军事工作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则不能，动辄就把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他的口头禅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有一次，红３０军攻打一个山头时受阻，时为３０军政委的李先念和师、团干部都很着急。可是余天云却慢悠悠地讽刺李先念：“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李先念被气得火冒三丈。
看不惯政治工作发展到最后就是不讲政治。据陈冠任的《十大王牌军》记载：“张国焘南下后,因为３１军９３师２７４团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两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把自己在川北千佛山阻击战中缴获的一个红毛骡子送给了他。在阿坝时，余天云听说此事大骂周时源，并派人揍了他一顿。”从中可见余天云不讲政治到了何等程度！
在上面三个缺点中，第三个缺点是最致命的，第一个缺点和第二个缺点深深地打上的是战争时代的烙印，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比较普遍，而不只是余天云有这些缺点。如时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也打过后来成为中将的胡奇才……但是这第三个缺点，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军阀主义，与我军的性质宗旨相违背，使得余天云失去了成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的资格，也必然会导致他最后的悲剧。
从军长到学员
应该说，虽然余天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由于他能征善战,特别是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深受张国焘等人的赏识。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８日，张国焘南下时，还特意给余天云等发电报，命他率部南下，打通绥靖、崇化、丹巴前进道路。但是，余天云性格中的缺陷也让张国焘有点不放心起来，在重用他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余天云。
１９３４年９月下旬的红四方面军全军政工会上，虽然余天云的所属部队功勋卓著，但是在这次会议上，陈昌浩却把何畏任军长的９军捧到了天上，把红３０军、４军、３１军等军贬到地下，余天云感到特别憋屈。
让余天云感到更难过的是，由于张国焘南下后，政令与前面和中央会合时明显不一致，致使各军、师的许多工作都不好做，余天云有时发泄几句不满。这一下引起了张国焘的注意，他以为余天云反对自己南下。于是，借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清江渡会议上因为打死号兵、挑夫一事，点名批评余天云之机，张国焘把余天云派人打周时源之事再拿出来，说余天云打骂干部战士，当场宣布撤了他的军长职务，然后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把余天云调到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学习”，给了他一个高级指挥科科长的职务。
原来，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提高手下军官的军事素养，成立了一个红军学校。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原９军军长何畏当政委。后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被贬到红军学校任校长兼总教官，这时，红军学校更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免掉军长职务、成为一名普通学员一事，对余天云打击很大，非常不愿意来上课。一方面是因为学员多是营团级军官，师军级的没有几个，军长来学习的只有自己一个，余天云觉得掉身份；二是校长何畏原来也是个军长，和自己是平级，而现在自己却只是高级指挥科科长，在他手下仍有些不甘心。在这种情况下，余天云在红军大学学习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
一方面，余天云继续摆他的军长架子。按照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在作战行动中，师级干部可以随带牲口两匹，配炊事员、饲养员、勤务兵各一人，警卫员两人；军级干部在师级干部待遇的基础上，再多加一匹牲口，一名警卫员和一名文书。余天云所在的高级指挥科，只有３０来个学员，实际上却有１００多人，宿营的时候要一个村子才能安顿得下来。原因就在余天云。余天云此时虽然职务已经变动，可仍旧摆军长架子，除了带着军长原来配备的人马外，还随身带着一个机枪排，实际上作他的卫队，只服从他个人的命令，他去听课，卫队就在临时教室旁为他放哨警戒。
另一方面，余天云拿教员出气，对上课的教员特别是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教员挑三拣四，不断找碴，被他找过麻烦的教员有赖光勋、郭天民、彭绍辉等。据赖光勋(开国少将，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回忆：刘伯承被张国焘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就带他去红军大学当测绘教员。有一次，赖在红军大学高级系上课时，第一节刚讲了一个小时，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余天云就喊：上课的内容不少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大家去休息吧。说完，就带头离开了，赖光勋的课自然也上不成了。据郭天民(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回忆：一天，他去给高级系授课。课堂上，余天云问道：“教员，今天讲什么内容？”郭天民回答说：“防空。”余天云蔑视地说：“这个不用你废话，我们都认识飞机，不过如此而已。我们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像你们红一方面军怕死(指红四方面军不需要防空，直接作战)！”郭天民气得拂袖而去。
余天云这样一位“军长”，本身从思想上就不服从红军大学的管理，而红军大学的校长刘伯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并且具有丰富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的红军领导人。因此，他们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冲突发生在彭绍辉(开国上将，曾任副总参谋长)的课上。
彭绍辉也是两个方面军会合时派到红３０军任军参谋长的，只是来的时候余天云已经调到红３１军去了。在张国焘搞分裂时，准备去找红一方面军时被发现，后发配到红大教书。余天云对彭绍辉的课很是不屑，那里冷嘲热讽地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余天云在故意找碴，没有人理睬他，但余天云仍然横行着他的“理论”，他的警卫人员也呼呼啦啦地冲进课堂。刘伯承出面制止，余天云并不买帐，夹枪带棒地话让刘伯承很生气，当场下了余天云和警卫员的枪。
余天云不仅不把刘伯承放在眼里，对于同属于张国焘线上红人的何畏，他也是一肚子的不满意。何畏原来是四方面军第９军军长，是余天云当团长时的上级，平时何、余两人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疙疙瘩瘩有一些矛盾。余天云来到红军大学早就对自己当学员、何畏当政委不服气。有一次挨了何畏的批评，余天云当晚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师、团长请来喝酒。几个人凑在一起越说越气，仗着酒劲，嚷着要打何畏。何畏听说此事后，吓得到处躲。他们都是有枪有警卫员的干部学员，一时弄得红军大学里气氛十分紧张。
走上了绝路
余天云的事件出来以后，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有人从部队建设的高度来考虑，有人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考虑，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都对余天云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部队建设大局来考虑余天云现象的是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他从余天云的傲慢、愚昧行为，看到了流氓无产者习气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的流毒之深，也感到了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教育的必要性。刘伯承认为，余天云事件绝不是个偶然现象，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搞愚民政策的恶果，他决定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于是，他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６日的四方面军政治刊物《红炉》第1期上。文章题目是：《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
刘伯承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绝大多数人强烈反对这样既没文化、又没政治头脑、为非作歹的“山大王”式的领导。一向颐指气使的余天云，咽不下这口气。余天云知道，刘伯承政治上“不可靠”，是被张国焘发配到这里来的，他自然不会把名为校长的刘伯承放在眼里。于是，他公然掏出枪来，要和刘伯承拼命，并不断谩骂刘伯承。就连何畏都看不下去了，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
张国焘听说余天云和校长刘伯承发生争执，并和政委何畏产生矛盾，特别是听说余天云拿着枪指着刘伯承的时候，急忙赶到学校，对全校师生讲话。讲话中，他一方面对余天云这种目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他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除命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外，还当众命令警卫员缴了他的械，把余天云关进禁闭室反省。另一方面，他告诉同志们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地学习正规战术。并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都向刘伯承学习。
斗争的结果，红军大学的学习空气浓厚起来，正气压倒了邪气。而余天云见张国焘命令自己向刘伯承道歉，还被何畏给关起来后，非常不服气，暴跳如雷。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就是老大，因此，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余天云一直情绪消沉。这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情，使得他更是难以接受，最终走上了绝路。
一件事是他妻子的死讯。余天云的妻子名叫刘伯新，安徽六安人，约生于１９１２年，家里非常贫穷，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红军，曾经在军医院工作过。１９３４年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期间与身为军长的余天云结婚。据四川籍女红军回忆：刘伯新没啥文化，讲话声音很大。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前，下属饥饿难耐，刘伯新枪杀了一头藏民的牦牛。藏民把这件事告到张国焘处，张国焘无奈之下同意枪毙刘伯新。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后来授予刘伯新革命烈士称号。刘伯新的死对余天云打击很大，红四方面军的老人说，如果刘伯新没死的话，很可能余天云也不会死。
第二件事是何畏公报私仇。何畏对于余天云不尊重自己本来就有气，加上看到张国焘对余天云也有意见，因此乘余天云失势之机，把他当作犯人看待，强行命令余天云背米行军。这样余天云难以接受，便以行动来对抗。行军时，让他走他不走，让他骑马他也不骑，一路上还直叫嚷：“何畏当政委，凭什么我就当学员？”最后，战士们没办法，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他走。
由刘伯承文章引起的全方面军范围内对余天云现象的反思，特别是妻子的死和何畏的打击报复，让余天云感受到了莫大的屈辱。他认为自己作为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张国焘以后也不会用自己了，活下去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在１９３６年４月部队行至大金川时，有一个铁索桥，战士们抬他走到桥心。突然，余天云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赌气跳到河里，被江水淹死了。是年，余天云仅３０岁。
死因的纷争
由于路线斗争和年代的久远，加之当事人回忆的不一，关于余天云的死因变得扑朔迷离，说法不一。
最早对余天云死因作出结论的是张国焘，认为余天云死于心理的脆弱。余天云的死，震动了全军。张国焘第一次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但他又很伤心，毕竟余天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埋葬余天云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说余天云曾几次负伤，不惜个人牺牲来为革命争取胜利。然后，张国焘又强调指出，自杀行为是不对的，“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国焘认为余天云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导致自杀的。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主要原因。
对余天云死因第二次作出结论则是在西路军失败，特别是张国焘叛变以后，认为余天云死于张国焘的迫害。一部分人由于“左”倾观念比较严重，把余天云塑造成“反对南下”和反对“另立中央”的英雄，说余天云军长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一向很反感；因为后来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离开了红军，于是何畏这个小人打小报告诬告，张国焘把余天云当作“犯人”，最后导致余天云死亡。在这种论调的支持下，余天云在１９４５年七大召开时获得了平反，还被授予烈士称号。应该说，余天云授予烈士是可以的，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毕竟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如果是因为“反张国焘”之说而被评为烈士，则显得有点狭隘，余天云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说他是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英雄有点拔高之嫌。
余天云死因的第三个结论和刘伯承元帅有关，这种观点认为是刘伯承间接地害死了余天云。１９５８年５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好在余天云只是张国焘的爱将，而且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只是淡淡“唔”了一声，说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这个事也就没有再多追究。刘伯承逼死余天云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作为校长的刘伯承批评余天云的行为是正常的。
近年来，关于余天云的死因，又逐渐集中到张国焘身上来。据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办公室主任张崇鱼采访记载：余天云有个堂弟叫余天生，１９２８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担任过桂林军分区副司令。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４日余天生接受采访时，为余天云抱屈，认为余天云是因为战功显赫，所以被人嫉妒，受张国焘打击迫害，撤去军长职务。胡奇才将军也赞成这个观点。他说：余天云“个性强，脾气急躁，常冲撞张国焘。余天云自杀是张国焘迫害所致。当时已负伤的余天云不满张国焘对他的处置，过丹巴马河铁索桥时，就势从担架上往桥下一滚，掉下了滔滔急流。可惜了。”
因为存在这些分歧，因此，对于余天云的死，官方的表态非常的谨慎。到目前为止，关于余天云的权威评价有两次，一次是《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一次是《解放军报》两者都将死因简单的说成是“溺水”而亡。
《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是这样记载的：“余天云，湖北黄安(今红安)人，１９０６年生，农民出身，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参加黄麻起义。１９２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红十一、红一、红四军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１９３２年，任红四军１２师３６团团长。参加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四次反“围剿”作战。同年１２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率部参加反三路围攻。１９３３年７月，任红三十军军长。参加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１９３５年４月，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后，开始长征。５月，参加上门战役。７月，调任红三十一军军长。同年冬，在川康边地区参加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不久，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高级指挥科科长。１９３６年４月，于四川丹巴渡河时，溺水牺牲。＂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的系列活动中，《解放军报》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１日，专门刊发了题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余天云》的文章。对余天云的死因是这样描述的：“……４月随部队转移途中，于西康省丹巴县(今属四川省)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时年３０岁。”
不管是死于何种原因，历史最终给了余天云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称为我“红军时期的高级指挥员”，这个应当是客观的、公允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