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党，二十年之内

中共亡党的时间，已经近了。当今还没有退休的和刚刚退休的人们，会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历史景观。

亡党的时间，应该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之内。作这样长时间的推算是否是无稽之谈？不是。对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朝代来说，能够预计二十年改朝换代应当算是有相当精确度的了，比如说龚自珍忧清亡离真正清亡还有八九十年。其实在离开中共败亡尚有八九十年的中共立国之初，就有人象龚自珍那样预料中共将亡。

中国现在真正有组织，成气候的政党只有三个，即共产党，国民党，和民进党。其他八个“民主党派”，其花瓶本质并不需要谁来证实，也不值得在此为之浪费笔墨。在三个成气候的政党之中，谁会亡，谁会存？毫无疑问，第一个亡的一定是中共。中共亡党时国民党和民进党将不仅会存在，而且很有可能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政治力量。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拥有像中共这样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可是这个在物质和制度力量上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党却比任何其他政党都惧怕亡党。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悖论。一般民众可能依然对中共的权威和历史证实过的生存能力有所畏惧，但对亡党的忧虑事实上已经成为党内共识。最近几年中共党魁在数次公开讲话中明确提出亡党的可能性，提醒全党警戒。这种末日将至的哀号，是被中共打败过的国民党，被国民党迫害过的民进党，以及那些已经毫无政治力量的花瓶民主党派，都从来没有发出过的。

这个掌控着世界第二经济体，貌似富裕到让所有经济强国在政治争论中投鼠忌器的独裁政党的生存命门，将是经济危机。亡党的触发火星，将产生于庞大的维稳需求和疲软的经济发展之间。

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受过经济危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经济停滞，与世隔绝，经历非洲式的赤贫阶段，无从发生发达国家式的经济危机，或者说每天都在危机里，因此反而没有危机的感觉和威胁。大跃进时代的经济崩溃现象，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政治运作造成的，不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阶段，因此不形成周期。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规律在八十年代以前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发展迟缓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在说这是资本主义的通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渐趋西化，但中国似乎还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每3-8年发生，在美国是每6-10年一次，英国每8-10年一次。中国依靠经济西化起步，要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最终不可能彻底避免经济危机周期。即使中共能依靠政治权威强力改变经济运转，也不可能让市场规律完全失效，而且反而有可能因破坏经济规律而引发危机。按照这个周期率，在今后二十年中，中国一定会有至少两次经济萧条时期。如果中共能够倚仗政治威势强力在第一次经济危机中幸存，也一定会受到重创，因此我大胆预估，中共决熬不过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打击，捱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八十大寿。

经济危机将使国家税收锐减，当局以利诱维持官僚系统对中央支持的策略将难以为继。而地方当局将面临日益平繁的民众维权反抗闹事，在没有中央财政支持下，地方当局将会在同情民众反感中央和仇视民众维护中央两个极端之间分化成各个派系。这些派系中，同情民众者可能混有良知理念和实用利益两种不同的动机，但即使仇视民众维护中央的人也不会在良知理念上支持中央。习氏政权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不仅仅是象胡时代初期那样的持续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全国上下一致的对中央理性忠诚的彻底崩溃。只有真诚认为权威政治是中国的前途，并且会为了中国前途奋斗牺牲的那种人才会完全支持中央。但是这些人是思考者，理性主义者，他们在当今中国并不占多数，也不受任何势力宠爱，因为当今的任何钱权势力圈都喜欢能为钱干活的人，而不是思考者，在乎正义的人。今后绝大多数派系都不会在良知理念上支持中央，因此对中央的支持程度基本上以利益前途为考量，而面临经济危机的中央已经无利益可分，因此地方支持必然锐减。

维稳的前提是不稳，不稳是亡党的前兆。维稳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疲软将引起维稳衰竭。当民众看到政府维稳力度不再增加甚至有所减弱，他们会猜想政府服软了，人道了，或者看出政府力不从心了。但是无论哪一种猜想，都决不会让维权的民众产生大家都让一步的克制想法，就像韩寒臆测的那样。民众会发现组织抗议活动容易了，反党的危险减少了。长期受到的迫害歧视和一再的投告无门挤压出的愤怒会让民众觉得“此时不上，更待何时”，他们会趁势而上，加紧维权努力。

维稳体系的减弱是以民众反抗的普遍化和频繁化相对而言的。在这个相冲相合的过程中，会有一个临界点，就是维稳人员感到累了，给钱不够，又挨骂遭恨，积极性下降了，地方政府感到中央顶不下去了，该给自己留条后路了。这种情绪就是中共大崩溃的开始。

中共可不可以运用智慧来避免这种覆亡呢？

其实中共已经有过多次救亡企图，包括当年刘少奇，周恩来，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毛阴谋，包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包括胡耀邦的拨乱反正，等等。可是除了改革开放得到了明显的，暂时的，具有双面锋芒的经济效果外，其他救亡试图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临死的悲叹“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表面上是放不下妻女侄儿和一小批亲信，其实是对中共大限将至的无奈谶言。江泽民以三个代表理论想改变中共革命党的本质，是这种救亡努力的尾声，但是只能停留在自封的语言权威上，完全达不到邓小平当年“不争论”的实际效果。江后的“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连语言权威都算不上。

习氏当政后出现咋暖还寒的维稳松动现象，加之擂鼓有声的反腐动作，使得中共终于要开始政改的说法死灰复燃。这种误觉几乎毫无疑议不是产生于观察者的善良，而是立论者的愚蠢。即使有维稳松动的迹象，也绝不是新政人道化，理性化，甚至民主化的信号。我觉得这种现象可能是短暂的以愚弄视听为目的的政策调整，甚至正是维稳疲软的迹象也不是没有可能。维稳虽然让民众愤怒，让中共疲惫，但是放弃维稳决不会为中共找到出路。

时至今日，我们实在已经不必去讨论第五代是会有否是比邓江胡更有水平的救亡之策，因为即使有，也已经晚了，已经无法逆转中共在二十年内土崩瓦解的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