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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黑手”严家祺  

   “六四黑手”严家祺

   【作者】李建生

   　　　

   　　 一些自命为知识界“精英”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败类的人物，在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担当了策划者、煽动者和组织者、指挥者的角色。严家其是其中一个主要代表人物。　

   

   （一）　

   

   　　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来，严家其是“学术精英”。实际上，十年前他就是一个热衷于街头政治和非法活动的怀有政治野心的人。那个时候，他忙于同北京与外地的一些非法组织如“启蒙社”、“振兴社”、非法刊物如《四五报》以及它们的头头密切联系，参加会议，出谋划策，解囊相助。他自己还直接参与“西单墙”下的各种活动，成为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活跃分子。他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西单墙”和非法组织被取缔后，严家其着手“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三本书：一本是由大小字报和各种谣言、传闻拼凑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本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观的《首脑论》，还有一本是自我吹嘘、自我标榜的《思想自传》。

   

   　　他的基本政治观点，是主张中国实行不要共产党领导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是“保卫中国封建文化”。总之，是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推销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一些人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成为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正因为如此，他被海内外一些人捧为“新型政治学家”、“政治精英”、“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权威”和“民主斗士”、“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当代世界名人”等等，名噪一时。他还频繁“出访”一些西方大国，颇受某些西方政治首脑的青睐，心甘情愿地充当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一个代言人。他被赵紫阳同志和鲍彤看中，是不奇怪的。

   

   　　１９８６年秋，他们将严家其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担任要职。鲍彤还打电话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要保留严家其的政治学所所长职务，二要派车保证他的活动需要。严家其从此成了被称为赵紫阳智囊班子的重要成员。　

   

   　　 １９８７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后，严家其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但是，严家其立即向鲍彤求援，向他写信为自己的错误辩解。３月２０日，鲍彤以中央政体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名义向赵紫阳写报告，说审查中提出的严家其的错误事实是“误解”、“以讹传讹”，称赞严家其“是守纪律的”，要他继续留在政体改研讨小组“照常工作”。赵紫同志立即表示同意，并批示有关负责同志“阅知”。这样，严家其就被包庇了下来。

   

   （二）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党内外强烈批评，赵紫同志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消极对待中央的治理整顿方针。在这之后，那个被称为智囊团里的人物透露，要刮起一陈“倒邓保赵”风，并由海外一些反动报刊透底，鼓噪只有“邓小平完全退休”，由赵紫阳“独裁改革”，“中国才有希望”。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严家其，这个一头连着鲍彤、一头连着海外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的人物，在“倒邓保赵”风中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和温元凯发表《关于时局的对话》。

   

   　　这篇对话由后来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颇为活跃的《经济学周报》一位记者整理，几乎同时在《经济学周报》和一些香港报刊刊出，《世界经济导报》也发表了内容大体相同的消息。对话的要害，仍然可以用“倒邓保赵”概括。用他们的话来说，中央治理整顿的方针是“倒退”，党内外对赵紫阳的错误的批评使“改革成果面临断送”的“危险”，如果赵紫阳下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停滞”，因此要反对“非程序的权力更迭”。这“非程序”三个字很费了一番心机，值得特别注意。这已经不再有任何学术气味，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动员。　

   

   　　与此同时，他向人们推荐了一套所谓“程序”。去年１１月，他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谈话，要人们放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制精神污染的斗争，把腐败的根源归结到公有制上，要求“积极发展私有制”，并从苏共历史谈起，提出“撤销政治局”，建立一种所谓华盛顿式的程序。

   

   　　今年２月，他又在日本提出“必须废除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之，他追求和宣扬的是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西方政治体制。

   

   　　他还在今年某青年刊物第２期上发表谈话，鼓吹按他那套“程序”修改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政权如何组成，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如果不遵循他的这套“程序”呢？他说“就只有通过非程序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诉诸暴力或动乱”！请注意，严家其已经由反对“非程序”走到鼓动非程序。

   

   　　他的这些活动，同方励之等人的“新启蒙沙龙”，陈军等人的签名上书，戈扬等人的演说，李淑娴、王丹等人主持的集会，以及北京一些大学里直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小字报一起，给动乱作了直接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极少数人立即乘机利用学潮制造动乱。游行、静坐和冲击新华门的活动中出现了大量政治口号，最核心的两条就是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和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家其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两条出谋划策，进行煽动。（⑴⑷）　

   

   　　 ４月１９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召集一些人物座谈，不少人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央。严家其发言说：“对天安门广场上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１９８６年的某些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在天安门广场上面，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他不仅画龙点睛地概括出两个实质性口号，使之成为动乱初期的行动纲领，并直接为非法游行叫好，给动乱煽风点火。　

   

   　　 ４月２１日，在鲍彤的授意下，他和包遵信贴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中央承认游行、静坐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积极”的“民主要求”，向中央施加压力。包遵信后来对香港《百姓》杂志的记者说，这封信“对学生的鼓舞很大”。　

   

   　　 ４月２６日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按中央精神作出了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但是，遭到赵紫阳同志的非难。赵紫阳５月４日发表“亚行讲话”，

   

   　　５月６日指示要进一步加强对学潮报道的“公开程度”，

   

   　　５月１６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又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在这一阶段，严家其依据赵紫阳讲话的精神，集中攻击４·２６社论和上海市委决定，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策划动乱的不断升级。　

   

   　　 ４月２７日大游行的当晚，严家其说：这次游行“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４月２８日，他起草并散发了由他和其他一些人署名的公开信《捍卫新闻自由》，攻击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决定，煽动新闻界进行声援活动和请愿集会。　

   

   　　“亚行讲话”一发表，严家其说“现在出现了转机”，立即提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随后，他与苏绍智等一伙人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界人士起来游行。　

   

   　　 ５月１４日，严家其同其他共１２人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中央公开宣布整个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北高联”为“合法组织”，威胁党和政府不得对学生绝食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成为历史罪人”。这一“呼吁”由严家其定稿后，先在天安门广场宣读，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然后在１５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呼吁》提出的要求，立即变成学生的政治要求，并通过舆论工具造成了以绝食学生为人质要挟党和政府的严重局面。　

   

   　　 ５月１５日，他带领一些人搞所谓“中国知识界”的首次游行，并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继续绝食。　

   

   　　 ５月１６日，他又带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人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并与一些人发表《５·１６声明》，再次要党和政府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承认４·２６社论“是错误的”。　

   

   　　 ５月１７日，他又发起和起草《５·１７宣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７６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严家其的上述活动，上面体现了赵紫阳的意图，下面把黑手伸向学生和知识界，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这场动乱从酝酿到发动、经过逐步升级达到高潮的基本过程，揭示了动乱的策划者们从舆论准备到组织、煽动和直接出面指挥的基本轨迹。到了《５·１７宣言》，他们的反动图谋和动乱的政治实质就和盘托出了。　

   

   （三）　

   

   　　 ５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１９日李鹏、杨尚昆同志在党政军负责干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２０日发布戒严令。赵紫阳同志反对中央的正确决策，公开分裂党，并把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与此相配合，动乱的策划组织者更加疯狂地把攻击矛头指向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同志，策动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企图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组织反对戒严令的大规模游行等活动，使动乱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革命暴乱。到了这个阶段，严家其不但在煽动方面继续领衔主演，而且跳到前台承担起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在推动动乱向暴乱的演变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革命狂热。　

   

   　　 ５月１９日后，他多次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组织并主持有苏绍智、王丹、吾尔开希等参加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北京高自联”联席会议，策划对抗戒严令的统一行动。　

   

   　　 ５月２０日，鲍彤看到败局已定，提出“党内已不能解决问题了，只能靠人大”。这一天，严家其对人说：“李鹏应该打倒，要通过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罢免他。”他还参加了反对戒严的大游行，并与一些人发出《我们知识界的誓言》，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５月２１日，他和一些人策划组织知识分子联合会，先组织北京的，再走第二步，“总的目标就是李鹏下台”。同一天，他和一伙人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５月２３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正式成立，由包遵信负责统筹。有人说，待全国的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就该由严家其负责统筹了。
 

　　　　同一天，《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复印件即在台湾《联合报》全文发表。《宣言》攻击中央的决策、国务院的戒严令为“倒行逆施”，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罢免李鹏案”。当晚他们号召入会者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并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他们编辑的《新闻快讯》，咒骂李鹏同志，要把他“押上历史的断头台”。　

   

   　　 ５月２４日，“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又宣告成立，通过这一形式，严家其等人组织的“知识界联合会”，同“北京高自联”、“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工人纠察队”、“北京市民敢死队”等正式结成了反革命行动的“神圣同盟”，所谓“文化精英”和社会渣滓完全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共同誓词中叫嚷要“不怕流血牺牲”去推翻我国的政府。　

   

   　　 ５月２６日严家其和包遵信在香港报纸发表《告李鹏书》，再次扬言要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　

   

   　　 ５月２７日，他参加了组织所谓“５０００知识精英大绝食”的会议。后来，演出了一场只有刘晓波等４人参加的４８小时至７２小时的绝食闹剧。　

   

   　　 直至６月３日，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严家其仍在直接指挥。当天傍晚，他一直在建国门立交桥参与和指挥“堵塞军车进城的活动”，１０时半才回到家中。１１时多，他又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所谓“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并担任“名誉校长”。他发表了２０分钟的煽动性演讲，宣称李鹏必须“主动辞职”，否则“必将受到审判”！他还叫嚷要用鲜血和生命来铸造他们的“民主”。　

   

   　　 在戒严令发布之后，严家其们知道他们大势已去。但是同一切反动分子一样，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把动乱“精英”和各种社会渣滓拼凑为一支反动力量，为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拚死一搏。他们是注定要输的。在这输掉老本的一搏中，严家其口口声声标榜的民主、法制、非暴力等堂皇外衣，已被他们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阴谋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的凶残暴行所彻底撕碎，他作为反革命暴乱的一个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的面目已暴露无遗。　

   

   （四）　

   

   　　 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严家其在国外敌对势力的策划下，带着老婆逃跑了。在国外，他还在咬牙切齿地咒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样很好，好就好在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不仅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而且是一个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　

   

   　　 ７月４日，严家其和吾尔开希在法国巴黎联名发表所谓《国殇周日宣言》，叫嚷要在国外成立“中国学运民运联合委员会”，在中国大陆制造更大的“风暴”。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中国民联”头子王炳章跑到香港，宣布要成立一个“流亡的中国反对党”，提名“严家其担任这个党的第一任领导人”，“另一个人选”是方励之。这番话，很能表明卖国贼们和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在严家其身上寄予的希望。

   

   　　７月中旬，严家其又召集一些人在巴黎秘密举行会议，策划成立以反对中国政府为宗旨的所谓“民主中国阵线”，鼓吹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看来，得到海外国外敌对势力支持的严家其们，还要和中国人民继续较量下去。我们一定要彻底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同时警惕极少数顽固分子的新的阴谋，随时防止他们捣乱。不过，我们要正告他们：凡是倒行逆施，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的阴谋既然在国内已经以失败而告终，那么靠海外国外反动势力支撑继续进行捣乱，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他们终究要失败，中国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一定要前进、要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 
 

 (“六四黑手”严家祺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